传记的史学本质及文学品格浅析——学习孙犁有关传记论述札记

我国的历史典籍极其完备,其中主要体例之一便是传记。我国的文学遗产也最为丰富,此中就有大量的传记作品。只要稍加思索,我们就会自然地提出这样的疑问:传记做为一种文体,是属于历史的疆界还是属于文学的领地?即便是兼有两者,那么史学和文学体现于此中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是一个有意思也有意义的课题。著名作家孙犁对此做了比较精深的探讨,给我们的启示是颇多的。 孙犁首先明确地指出:“人物的传记,自古以来,看作是历史范畴。”“传记是属于历史范     

文学的笔法 历史的风貌——浅评冯祖贻《张爱玲》

综观近年来出版的林林总总的人物传记 ,历史人物传记多为史学专家所撰 ,作家传记则多系文学专家所著。由此 ,读者掩卷之余不免有历史人物传记缺乏文彩、作家传记缺少历史厚重感之叹。像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那样文字精彩的传记 ,像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曹聚仁先生的《鲁迅评传》那样具有历史棱角的传记著作便格外为人们所珍爱。正是怀着这种心情 ,读史学家冯祖贻为著名作家张爱玲所写的传记 ,就有一种少有的满足和欣慰。一建构一部著作 ,最显撰者匠心的无疑是发凡起例和谋篇布局。虽然有些传记作品的结…     

以情纬文 卓见史识——评李永祥著《蒲松龄传》

<正> 阅读李永祥先生的《蒲松龄传》,我感觉到了著者的激情与眼力。传记作为文学与史学的结合体,须具备“以情纬文”的要素。传记若丧失了充沛的感情,有可能退化为冷冰冰的年谱,无法让读者产生审美愉悦与情绪感染。永祥先生能心契神合地去感知蒲松龄及其作品,跨越时空距离而与蒲松龄结成知己。这部传记,行文流程有一气呵成之势,这大概可归因于激情的同化力。传记固然需要情来,但更重要的是能提出一些独到的学术见解,这就涉及到“史识”的问题。史识大约近似于令人所说的“眼力”。《蒲松龄传》     

《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序

<正> 我国古代文论发端于先秦,而兴盛于魏晋南北朝。从曹氏兄弟直到刘勰、钟嵘,他们不但对文学创作及基本上与之同步发展的文论在理论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而且对于如何表达这些理论,也同样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如晋朝挚虞撰《文章流别》,分为集、志、论三个部分:集是作品,志是传记,论是理论批评。他把这三个各有侧重面而又互相关联的组成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就能够比较完整地体现其所涉及的历史时代的整个文学风貌。挚虞这一创造性的工作,对于后世文论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历史研究方法的变革与系统方法

近年来,史学方法论的探索日益被学术界所重视.与此相随,出现了一批以系统方法研究历史的论著.也有一些同志持不同意见,对以系统方法研究历史提出异议.争鸣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系统方法是否适用于历史研究;二是系统论及系统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方法是否一致;三是系统方法对研究历史能起什么作用.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对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恽敬家族传记的文学与史学价值

恽敬的家族传记按照传主身份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身边共同生活过的家族人物写的传记;一类是为家族先贤立的传记。这些传记能选取典型情节、运用多种文学描写手法塑造人物形象,且能在传记中抒发真性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既有益于恽敬研究、恽氏家族研究,也利于清代传记文学研究。     

传记文学虚构度探析——消亡在《里根传》中的里根

传记属于文学,文学的任务是塑造形象,形象塑造需要虚构.美国作家埃德蒙·莫里斯的<里根传>作为传记文学,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也适当采用了虚构的手法.但传记作品的虚构不是任意的,要讲究"度".对度的把握要做到三点:一是人物必须是社会现实生活中曾经有的人物;二是事件的细节应当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加工改造;三是语言风格可以风趣幽默,但不能过于戏谑、戏说、演义,传记写作无法避免"戴着镣铐跳舞".     

中国传记“不发达”吗?——对一种主流学术话语的质疑

胡适等前辈学者认为中国传记"不发达",一方面是以小说的标准批评其形象性不足,另一方面是从史学的角度批评其忌讳多。这一批评有其合理性,但没有考虑到传记的功能性。中国古代各体传记,包括书信、日记、游记等自传类作品,数量巨大,远非其他民族可比,其中包含大量社会历史的和心理的信息。在传记研究中,应当进行观念的更新,扩大研究的范围,树立自觉的文类意识,并借鉴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新的理论和方法,重新确定和开发中国传记的价值。     

民国时期的唯物史观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历史的观念不尽合理，但观念总是在历史地发展。民国时期的唯物史观史学是不断发展的。既然有发展，就必然会存在很多缺陷。如在其发展初期就常会出现观念和公式的套用和强加，史料引用也不够严谨。到社会史论战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转换。以至于一些标榜唯物史观研究的史学作品，在传世性和严谨性上，反而不如那些仅仅视唯物史观为学术观点之一种的史学作品。这与作为唯物史观史学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者矢志追求其作品的现实革命价值有关。一定时期内，史学研究者会面临学术价值追求或社会价值追求的两难选择。民国时代唯物史观史学研究者在其中选择了后者，挖掘了史学作品的社会动员意义的同时，却也带来了学术性的缺损。     

历史学是包含文学性的科学

历史是史学与文学的共同对象与主题.文学重在表现历史真实,史学则既要再现历史事实,也要表现历史真实.事实与真实、再现与表现是厘清史学与文学关系的核心概念.史学内在地包含文学,但史学并不因此失去客观性与科学性,历史真实的概念归根结底是成立的.     

有关《李济传略》的两封来信

(一)晋阳学刊编辑部:对于贵刊《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这个专栏,提出几点看法:(一)这类性质的传记很有必要,对激励后人勤奋冶学大有好处;前次所载陈垣、马寅初等老前辈的传记都使人得益非浅.但在选择界限上似不很明确.如1981年第6期所载夏承焘先生的传记就是.夏老一代爱国词人,自应立传传世;但夏老活动以文学词章为主,归于仕会科学家之列,似否确     

胡适、茅盾的“徐志摩论”比较

20世纪30年代,胡适与茅盾分别发表了关于徐志摩评论的文章。前者从传记的角度切入,后者从社会历史的层面介入,所得结论判然有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把这种不同声音当作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文学阵营之间的阶级斗争。七十年后的今天,重理这段历史,便会发现他们仅仅是用不同的传记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对徐志摩一生经历,即从积极乐观转入低调悲观这一事实的诠释。传记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同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因此,胡适、茅盾的"徐志摩论"又显示了"外部研究"的丰富内涵,以及文学文本内蕴的巨大历史张力。对于文学史而言,两种批评方法不仅不会排斥,相反却有着互补的关系。     

历史意识的宗教性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具有某种程度的宗教性,这主要体现为对历史的敬畏,希望不朽于历史,相信历史的公正,即敬畏性、不朽性、公正性.导致历史意识宗教性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传统史学具双重职能:记录历史事实,讲求秉笔直书;维系人伦价值,讲求善恶褒贬.前一职能是包括中国史学在内的一切史学都具有的职能;后一职能则为中国史学所特有的职能,它承栽着类似其他民族多由宗教承载的东西.秉笔直书与善恶褒贬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了中国历史意识的宗教性.另一方面,秉承士人精神的优良史家和社会的认同,是这种宗教性历史意识必不可少的主客观条件.中国传统史学虽有类似于宗教的功能,但其毕竟不是宗教,所以中国人历史意识的宗教性也就不那么纯粹、地道,而带有某些局限性.     

论史学的消闲功能

目前学术界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主要有:积累和传播人类文化;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为人们提供行动的借鉴;对人们进行人生观、伦理道德、爱国主义等等的教育;开发智力等.我们认为,史学还具有消闲功能,即人们能够有意识地通过接触史学成果来愉快地度过闲暇时间.下面就这一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一般说来,考察一项活动能否供人消闲,要看它是否具备以下三个特征:①不是用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②一般人在进行这一活动的过程中能感到精神上的愉悦或满足;③具有易操作性和可普及性.我们说史学具有消闲功能也正因为接触史学成果这一活动具有上述特征.一般人接触史学成果并非为生活所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还只是谋生的手段,史学工作者(包括历史学的研究者及历史知识的传播者)正是借助于历史学以获得维持其生命的生活资料的.但历史学毕竟只是千百门学科中的一支,史学工作者也只占社会劳动者的一小部分;即使是史学工作者,他们接触史学也不都是出于工作需要.对从事其他职业的大多数人来说,史学对其生存并无实质性的意义,他们多是为了发展自身而去同史学打交道的.这一点是文学具有消闲功能的前提.人们在接触史学成果时能感到愉悦现代心理学认为,人们产生愉悦的情绪是其特定需求得到满足的结果,例如饿汉饱餐一     

《纳伊济·托音传》——一册珍贵的蒙古佛教史史料

绪言文字史料是蒙古古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较有价值的是圣徒的传记。这些作品有的是由政治活动家和宗教活动家本人撰写的,有的则是由其门徒或者是与他们有交往的人士按照宗教的或哲学的观念撰写的,这些作品不仅是著名人物的言行录,而且也是蒙古中世纪历史的有价值的史料。圣徒传记的广泛传播和这种传记与历史的联系表明,圣徒传记都是些独特的、具有史料性的文学作品,它们既具有蒙古中世纪文学的特殊体裁,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人物传记应是门独立学科

人物传记的归属问题,迄今为止,国内外专家学者,仍然各持其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它是历史的范畴,有人说它是文学的一支,还有人认为它同时兼具文史两重性质。例如,《大英百科全书》中的《传记文学的诸方面的要素》一文说:“有些时候,传记被认为是历史的一支.但如今人们已认识到历史和传记是性质截然不同的文学形式.”显然,这些各异的见解,都有其一定的片面性,过于简单,难以令人信服。本文的企图,意在论证人物传记的归属问题。为此,仅把我个人不成熟的粗浅研究,付诸文字,以求教于行家里手。如能抛砖引玉.作者便深感快慰了。     

崇经重史惟真惟实——王若虚文学观与其经学、史学思想的辩证关系

王若虚是金代杰出的文学理论家、经学家、史学家、文献学家,以学术精博、见解独到,见重于当时.本文就王若虚文学思想与其经学、史学之间的关系,从立足经学、审视理学、借鉴史学等方面具体论述,认为经学培养了王若虚的思辨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史学培养其求真精神,作用于文学则形成了王氏重思辨、不盲从,求真务实而又重情性抒发的宏通文学观,使其文论思想在重情、理、诗意的同时,呈现出鲜明的经学思辨色彩,亦带有史学求真惟实的光芒,能够切入文学本体,在金源诗学而独具特色.     

关于文学史的"本位"问题

文学史的"本位"问题,关涉到文学史的学科性质.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文学发展的历史."以时代为纲,以作家作品为纬"的体例结构之所以难以打破,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结构模式符合文学史自身的性质--文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学科内涵.     

恢宏大器 不囿成说——读《乾隆皇帝全传》

近年来,各具色彩的历史人物以其超越时空的“感召力”和观照人生的现实魁力,走近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这在危机四伏的史学百花园中,可谓一枝独秀,领尽风光.尤其是思想深邃,叙事得法,语言酣畅,充满历史沧桑感的传记作品,更是倍受青睐.由著名学者郭成康、成崇德担纲主编,荟萃黄爱平、赵云田、李景屏、刘凤云、王政尧等诸位史坛精英加盟撰稿,学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乾隆皇帝全传》就是这样一部难得的佳作     

行进在历史的山峦上──李乔作品印象

行进在历史的山峦上──李乔作品印象陈志鹏“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这是董狐倡导的秉笔直书笔法，历来为史学家所崇尚。文学与史学有诸多不同，然而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应该是相通的。对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的评价，史笔的正直似乎比逻辑的精确更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