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荀子的“法先王”和“法后王”

<正>《荀子》一书中有“法先王”、“法后王”两种主张,有时,竟是两种说法一简并出.单从字面上看,这无疑是一种矛盾.加之荀子“后王”的确指,他又不曾明确说出,弄得后来读《荀》者莫衷一是.杨倞认为,“后王,当今之王”、“近时之王也”.清代刘台拱、王念孙不同意杨倞的看法,认为后王当指文、武.刘师培又另有主张,认为:     

孟子“法先王”略论

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和政论家孟子,提出了一个“法先王”的政治主张。他的这个主张,影响是大的,反对者有之,肯定者有之。荀子和韩非就持否定的态度,而先后提出了“法后王”和“法新圣”的主张。可是,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从汉唐到宋明,有的改革家、思想家和政论家,又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肯定。如王安石上书宋仁宗说:“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     

论《荀子·正名》对孔子“正名”说的继承与改造

孔子“正名”主要是指出语言运用不当造成的事实混乱,其含义相当粗略与模糊.《荀子·正名》看到了名实混乱的危害,提出了制名的方法和原则.相比孔子之法先王、复周礼,《荀子》是法后王、制新礼,已经开始寻找与当前政治上的强者合作来结束名实混乱的现状.同时《正名》关于道法、名礼的论述,上接黄老下启法术,具有关键性的承接意义.     

论荀子哲学中的“听”

"听"作为荀子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范畴,有着丰富而深切的含义,与荀子关注的一些核心概念和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荀子认为,当耳与声相遇,同时,"心"发挥作用时,"听"才能真正发生。并非所有的内容都需"听","听"与"不听"的标准在于,其内容是否顺乎礼义,符合广义的"道",能否"合先王"、"及后王"。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彰显在"听"的内容,产生的效果,"听"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听"与乐的关系等方面。要想做到真正的听,应遵循"听"的原则,守持"听"的态度,做到"兼听"与"衡听",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克服人"好听"的本性。     

论《韩诗外传》对孟子圣人观的承袭——《韩诗外传》渊源新探

"法先王"和"法后王",是儒家学说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圣人观,这一区别,往往成为划分儒家学说中孟子一派和荀子一派的关键性依据。然而,被人们认为是荀子后学的韩婴,却在其著作《韩诗外传》中,展现出了对孟子圣人观的大量承袭:无论是对"圣"这一概念的推崇;对古代圣人的称颂;还是对成圣标准的判定上,均与孟子的观点如出一辙。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对于《韩诗外传》的渊源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重新思考。     

荀子"先王制礼论"的再审视

"先王制礼论"是荀子关于礼的起源的论述。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事实上,荀子在其理论体系中,不仅回答了"先王制礼"的可能性,而且还阐述了"先王制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先王制礼论"与"性恶论"、"明分使群说"、"化性起伪说"以及"礼有三本说"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荀子极富特色的礼学思想体系。     

论荀子礼学的三个“统一”

采用文献法、比较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统一性＂为中心,考察了荀子礼学的三个特征,认为荀子礼学思想的＂统一＂性为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作了充分的理论铺垫。     

墨子与荀子“乐论”之比较

战国初年的墨子尚利,认为＂乐＂不利于民,而提出＂非乐＂;战国中晚期的荀子＂乐论＂则认为＂乐＂分先王之＂礼乐＂和后起之＂邪音＂。应＂贵礼乐＂而＂贱邪音＂。本文对二者的论乐体系进行比较,以彰显荀子＂乐论＂思想的光辉。     

期命辨说与合理性之寻求——荀子辨说理性的一种了解方式

有学者认为,荀子不竞求价值根源,倚重于礼法,不免有导致专制之倾向。但荀子言辨说而主"兼听"、"兼覆"之德,倡"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之兼术,更呈"仁心说、学心听、公心辨"之德慧,其开放性之胸襟、合理性之预设或可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反省和重视。荀子虽坚执"先王之道"的信念,然而,在其辨说理性的慧照之下,此先王之道已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其开放性和合理性之特征。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

语见清代刘翰《李克用置酒三垂冈赋》(以“此先王置酒处也”为韵)。本文收入清末王先谦《清嘉集初编》,此书是作者在南菁书院(在江苏江阴)讲学时学员(秀才、生员等)试卷、习作的选编,是作为科举需要的范文收录的。本文题目原是甄试题,要求学员以李克用置酒三垂冈这一历史事件赋咏,并以“此先王置酒处也”七字为韵,也就是赋分七段,依次以“此、先、王、置、酒、处、也”七字结尾。这一历史事件见《新五代史·唐庄宗本纪下》。沙陀将领李克用(856—908)于公元八九四年平定内部叛乱后在上党(今山西长治)三垂冈(在潞城)置酒祝贺。伶人奏《百年歌》,曲到     

试论英国的封建王权及其制约因素

中世纪的英国封建王权,不仅被赋予极大的权力,而且还被神化,一直都呈加强的趋势。与此同时,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却一直存在着制约王权的种种潜在因素。在社会动荡,人们的生活需要强权保护的情况下,这些潜在因素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从而也发挥不了实际作用,而一旦王权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这些潜在因素便成为人们利用的武器,从而也成了限制王权的真正力量。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君主尚文论略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并在战乱中建立各自的政权。少数民族君主们不同称度地接触、接受和推行汉文化,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他们重视汉文化教育,实行“学而优则仕”。少数民族君主的尚文体现了其对汉文化的情感及心理认同,是其建业立国和巩固统治的必要条件,对加速各少数民族封建化,加快民族融合有巨大作用。     

试论杨增新时期新疆乡约的特点

乡约是清末建省至民国年间新疆基层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杨增新治新时期新疆乡约发展至极盛。其特点是：乡约在基层社会中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地方官对乡约的依赖性强，政府从多方面加强了对乡约的管理和控制，乡约保有养廉地，乡约具有非社会教化职能。     

论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

从《庄子》的《齐物论》到《天下》 ,再到《天道》的主要段落中 ,可以看出庄子内圣外王之道思想的逻辑发展过程。庄子内圣外王之道的主要特征是以道家的因顺自然为出发点 ,并汲取儒家的仁义说与人伦观 ,以及法家、阴阳家等学派的部分思想 ,最后又以道家的因顺自然为归宿。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 ,是庄子有关道术之全体大用思想的完整体现 ,因而可以看做是他晚年的思想定论     

论庄子内圣外王之道

从<庄子>的<齐物论>到<天下>,再到<天道>的主要段落中,可以看出庄子内圣外王之道思想的逻辑发展过程.庄子内圣外王之道的主要特征是以道家的因顺自然为出发点,并汲取儒家的仁义说与人伦观,以及法家、阴阳家等学派的部分思想,最后又以道家的因顺自然为归宿.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庄子有关道术之全体大用思想的完整体现,因而可以看做是他晚年的思想定论.     

清初异姓封王制度述略

清初异姓封王原只是清廷招降汉官的政治招牌,在明清鼎革之际,由于封王所具有的政治诱惑促动了一批动摇的故明文臣武将弃明投清;这对于推动清初统一天下的历史进程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异姓王在清初征战中,也渐成"坐大"之势,并直接危及望权和清初业已形成的一统局面,至康熙朝只得用武力废弃异姓王制度。     

汉代诸侯荐璧朝觐制度探因

汉代诸侯的荐璧朝觐制度不只是一项礼仪制度,而且还是重要的政治制度与财经制度。由于玉璧具有强烈的等级表征功能与政权象征意义,所以诸侯的荐璧朝觐,也是确立君臣名分、彰显等级尊卑的过程。同时,皮荐制度也是汉廷凭借政治权力攫取诸侯贵族经济利益的财政工具,旨在解决中央的财政危机。     

再看《春秋》笔法——以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对国君死亡事件的记录为视角

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在记载国君死亡事件时采取了不同的记述方式。《系年》在记述一国之君杀另外一国之君时均用＂杀＂字而非＂弑＂字,基本句式为＂某杀某＂,这与《春秋》经传的记载类似。但《系年》在记载国君被该国臣子所杀的时候,几乎都用＂杀＂字,这与《春秋》采用＂弑＂字表明褒贬明显不同。《系年》对孺子王被灵王所杀,灵王被公子比所杀均未非常明确地采取＂某杀某＂的记述方式,这可能源于《系年》的记述者为楚国人,所以对本国国君的遇害采取了＂内讳＂的方式。对＂弑君＂事件的不同处理,可从另一侧面佐证孔子对《春秋》确实进行了修订及＂《春秋》笔法＂的存在。     

论老子的治国智慧

老子的治国思想是《道德经》一书的重要内容,老子之所以醉心于作为"天地根"、"天下母"、"玄之又玄"的"道"的"构造",无非是为"君人""应该如此"、"何以如此"提供一种无可辩驳的、形而上的根据。《道德经》全书充满着浓厚的"以天占人"、"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味道,它的治国智慧包括"君人"特质、无为之术、大国之道、人类美景等四个方面。     

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解读

＂哲学王＂是柏拉图的一个重要思想,人们往往只是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它,由此形成了各种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通过阅读《理想国》的文本探讨＂哲学王＂的真正含义,可知＂哲学王＂就是拥有真理性知识之王,也是一种集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于一身的理想人格。这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它对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建构具有范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