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东渐的新学术平台——以民国史学期刊为例

五四以后,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逐步加深,学术的整体大环境逐步由国内走向国际,中国学人更多地希望参与到世界学术发展的潮流上来,中外史学的融汇由此日益加深。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建制的史学期刊之大量创办,民国学者在创办史学期刊的过程中,对西方史家的中国史研究、西方史学发展的历程及其现状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同时,史学期刊的兴起与发展使得中外史学的融汇有了一个固定的平台,通过史学期刊,西方史学得以大量地传播开来。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与精心指导下,逐渐兴盛于延安地区的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思潮。它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治史机构的设立和扩大,以及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这"三驾马车"之间的积极配合。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共党史、农民问题、民族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等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学术成就,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在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以及治史方法上的鲜明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使之不仅成为整个中国史学得以新陈代谢乃至成功转型的关键一环,更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以后的发展树立了学术典范。     

密切追踪西方史学流派深化我国的世界史研究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史学流派几经变迁,门庭众多,其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各有所异.要深化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就必须密切地追踪西方史学流派的演变过程,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对有关主要学派的学术思想、学术方法、学术规范与话语等进行批判地借鉴.其中尤其应当关注西方从近代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学术变迁,对这两者的利弊得失都应当给予认真的考量.惟有如此,我国的西方史研究才能够既充分吸收西方史学的学术营养,又克服其存在的种种局限,迅速而健康地迈向于国际史坛.     

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于学术共同体的考察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社会史论战中形成了学术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所共同信仰的学术信念和价值目标是唯物史观,他们一方面从理论上阐发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则在研究实践中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具体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从共同体的外部环境来看,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流派进行论战,在此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社会史论战中的研究成果对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略论战后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

西方史学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发生了一次重新定向，这种变化的发生具有深刻的时代动因及其史学自身发展的学科动因。７０年代末西方史学中出现了叙事体复兴现象，说明史学的赓继与发展，需要在批判继承基础上创新；也反映出西方史学在科学化的进种中所遇到的困惑。此外．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史学从对抗走向对话，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对西方史学的影响与日俱增，这更是我们考察战后西方史学重新定向一个不可或缺的视域。     

韩国磐史学思想与史学成就试探

韩国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声名鹊起的著名历史学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骎替传统史学过程中涌现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名家代表之一。从近70年来中国历史学的演进过程中考察韩先生的治学道路,其史学成就体现在包举大端、把握全局的整体史观,钩沉索隐、辩证史实的治学风格,以及在新时代中更新"史识"等三方面。历史需要反复认识,对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史学取得的丰富成果和矫枉过正之偏作出客观的学术总结,有利于发扬光大我国传统史学的精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讨论是史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争鸣。这场讨论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史学界为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资源和实践上的得失、确立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进行的努力,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这场学术争鸣在当时有其不可或缺的创获,譬如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挑战了阶级斗争史观的唯一性,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得到更全面理性的认识等。但讨论对唯物史观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不够彻底,意识形态因素与思想解放程度对史学方法探讨有所制约等时代局限,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来看,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打击了极端意识形态化,推动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获新生、恢复学术活力,其历史价值不容抹杀,但对此前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遗产未能较好吸收。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确立,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历史理论体系。     

我国新时期的西方史学研究

本文回顾与总结了我国新时期的西方史学研究.近十年来,在这一学科领域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揭开了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的新阶段.但严格说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独创性的与科学性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在引进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与教训.今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应继续西方史学的研究与引进工作,并把它与中国的史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这将会有助于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

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传入中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形成了与封建史学、资本主义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研究方法,并长期引领中国史学正确的研究方向.尽管在这一百年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了诸多曲折和危机,也留下了很多历史教训,但成就是巨大的,始终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目前,面对西方史学思想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坚持独立自信的史学观念,避开"西方中心主义"的干扰,回归马克思主义文本本身,厘清唯物史观重要概念和问题,注重重大理论建构,开拓宏观视野,多关照现实问题,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话语体系.     

百年史学研究③——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两大源头,一是植根于本土的中国传统史学,一是通过各种途径传播过来的西方史学。两者在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中影响大体上平分秋色,因而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是无法忽视的。     

西潮冲击下民国史学风气的嬗变

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随西学的风向而动。兰克式实证史学的传入和流行,煽起史料考证之风,塑造了在民国时期占据主流的史料学派。西方汉学特别是欧洲正统汉学的诱导和示范,使中国史学研究的领域、材料和方法出现重大调整。西学自身发生的蜕变,美国"新史学"的涌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上升、美国中国学的萌芽,也孕育和推动着中国史学不断变革。     

史学史三题

本文讨论中国史学史的三个向来有争议的旧题:中国传统史学与中世纪统治学说的相关度;所谓经史致用式的道德反思命题,与中世纪主流史学的相关度;倘若从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之一的角度,它本身在中国的历史进程,怎么写,写什么,才算较为近似地映照中国史学已经消逝和尚未终结的整体面貌.旧话重提,无非为了自己NB341清问题,期使中国史学史的讲授或撰述,不再陈陈相因.     

改造旧史与编纂新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之学术旨趣

金毓黻撰写的《中国史学史》,可以视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此书甫一出版,各种褒贬之词纷至沓来,影响及于今日。赞誉者将其称为"第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史学史的著述",批评者指责此书不明"史学之义",甚至还有学人据此质疑史学史的学科价值。回溯金毓黻的学术脉络,他以记注与撰述来区分史料、史著,认定中国旧史皆为撰写新通史的材料。这种学术理念与当时整理国故运动一脉相承,决定了《中国史学史》的写法、取材及其旨趣。整理旧史,以考据学的方法考辨史籍、估量其史料价值与史体演变,以为编撰新史的借鉴。金毓黻所撰《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实践着他改造旧史、编纂新史的探索。考察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的来龙去脉及其学术反响,可以彰显民国学术发展的多元路径,为突破分科治学的局限提供参考。     

中国史学的雅俗分流与俗史学的复兴

俗史学是中国史学的真正源头,它在讲述内容、讲述主体、讲述对象、历史观念上都具有明显 的民众性特征。中国史学雅俗分流的格局正式形成于夏王朝建立之后。雅史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与俗史学 有很大的不同。虽然雅史学的长足进展对中国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俗史学长期被排挤于主流史学之外, 对民众素质的提高和民族精神的塑造都十分不利。两宋时期,俗史学开始复兴。近代以来,俗史学更加受到 重视。雅、俗共同繁荣的史学新局面的出现,必将把中国史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的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其因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和深入,以及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关注。而其研究的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中西史学的异趣问题,主要包括中西史学的起源及其精神异同、中西史学的进程和史学家的学术侧重点等方面;二是有关西史东渐的过程和细节,以及输入之后中国学者对其的接受和发展,可以分为整体性研究,即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及其在中国的回响作整体性、全盘性的论述和专题性研究,即探讨诸如文化史学、实证主义和心理史学等流派的传入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三是有关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的现代化问题。     

历史与历史学新理解论纲

历史是现在以前(人类社会)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一秒钟以前的也是历史。历史的二重属性为客观实在性与可知性,前者为根本属性。历史的结局和影响可以改变和补救。历史学是研究现在以前的客观实在及其反映的一门人文科学。史学认识主体的独创性思维即能动地"反映"历史,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都不能全面地概括历史与历史认识的关系,因而都不能说是完整的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主体在把握住大背景的前提下进行独创性思维,是历史研究的成果尽可能符合历史真实的正确途径和方法。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差异的关键不在于能否证伪,而在于研究过程中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决定的史学认识主体独创性思维的发挥特点、程度的不同。史学家应该也必须关注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史学家应该也必须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21世纪历史学的使命是变历史学家们的历史学为大众的历史学。     

民国时期史学革命对美术史研究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史学革命运动对当时的美术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传统美术史学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对民国时期史学革命三个不同阶段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对美术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加以论述,包括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疑古思潮的影响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美术史写作的影响等。     

论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

西周末期,中国的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制度化地记录史事,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勃兴,编纂水平超过官方。历经秦与西汉,官方史学呈现衰微和停滞,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私修史的巨大跨越,而且有将史学发展拉向突出个性精神、离开先秦以来传统路径的倾向。但东汉明帝支持班固撰修《汉书》的同时,倡修《东观汉记》,开创官方不仅记史而且修史的局面,将史学重新拖回依附朝廷政治的方向。东汉对私修史引导而不堵塞,构建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双轨发展的新格局,这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础,促成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其历史文化魅力,导致后来少数民族政权的仿从,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先导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追溯匈奴的前史--兼论司马迁对"史道"的突破

本文拟从比较司马迁与王国维对匈奴前史的追溯着手,去揭示<史记>所反映的历史学观念是如何从根本上不同于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先秦史书.在帝制儒家意识形态力图迫使史学就范于经学的附庸地位时,司马迁不但用<史记>捍卫了历史学的独立型态,而且突破了此前已有的编年和轶事记录这两大叙事传统,从而为"真正的"中国历史编撰学之形成树立起划时代的标志.     

对美国教育史学早期发展的再审视

当前学界对美国教育史学的早期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美国教育史学萌芽于殖民地时期的历史书写之中,在经历了殖民地时期的基督教历史写作、建国初期的民族主义历史写作之后,美国教育的历史写作已经基本形成了一种以宽泛的文明叙事为主流的“辉格派”历史写作风格。但在19世纪晚期德国历史主义和美国实用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在美国历史学科学化和美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两股浪潮之中,产生了美国教育史写作的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杂糅了德国历史主义,继续沿着美国教育史写作的文明叙事道路前进;而另一条则开启了美国教育史写作的教科书模式,这虽然反映了教师教育专业化对美国教育史教科书编写的迫切需要,但导致了美国教育史学中的工具主义,是对美国教育史写作传统的反叛。这一反叛在20世纪50—60年代职业史学家的系统反思之后被抛弃,“温和修正派”对历史写作的实用主义的批评使得美国教育史学重回宽泛的文明叙事形态,同时正式完成美国教育史学的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