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分析与借鉴

为深入理解关国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内涵和要求,结合经典判例与成文法规定,对美国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分析认为：可采性标准从Frye标准之机械的“普遍接受”原则,历经《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和Daubert规则,逐渐发展成为法官依据法律原则对可采性进行自由裁量;法官以科学的经验性为哲学基础进行自由裁量,是判别科学证据可靠性与科学性的发展趋势;借鉴美国的历史经验,中国的鉴定意见可采性制度可以从可采性判断的程序设置、深入实质进行审查判断、加强司法领域与各领域联系3个方面加以完善。     

刑事证据制度转型:由证据概念、证据属性到证据资格

无论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概念的界定,还是传统证据法理论的"证据三性说",均难以对证据与定案根据作出明确的区分,故而无法为实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引,应实现由概念研究向规则研究、由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的转化.证据资格是某案件材料作为证据进入庭审程序所需要满足的法律条件,具有动态化、层次化的特点,旨在以诉讼程序为依托,并通过证据规则体系的构建,实现对证据的筛选和把关.作为我国刑事证据的新的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证据资格的提出有助于推动"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证据制度转型.     

美国证据法上的辨认和鉴真规则

展示性证据的辨认和鉴真是美国证据法上的一项重要规则。在法官采纳展示性证据之前,证据提出者必须证明其所提出的展示性证据就是其所主张的那些东西而不是别的,这一证明过程便是展示性证据的辨认和鉴真,它是展示性证据可采的前提条件。作为一项旨在为证明奠定基础的证明性规则,辨认和鉴真是证据法向证据提出者施加的一种负担。尽管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规定了几种辨认和鉴真的方法,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有必要将其类型化,因为辨认和鉴真规则构成诉讼证明之基石。     

初步证据的内涵冲突与概念匡正

初步证据在法律、司法解释及实务中应用广泛,但初步证据的内涵无法统一。《民用航空法》等法律中的应用缘起英美法系,初步证据内涵是转移证明责任的法定证据规则。《民诉解释》第284条代表的司法应用,实质与大陆法系疏明规则类似,初步证据内涵是提示当事人履行提供证据责任。《民用航空法》等法律中的初步证据应用范围非常狭窄,且与大陆法系非成文证据规则体系不融洽,该类初步证据的内涵并不具有可采性。司法解释和实务中的初步证据应用广泛,且与大陆法系疏明规则本质相同。中国应借鉴疏明规则界定初步证据内涵,并进一步明确初步证据规则的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分配及证明标准等事项。     

试析中外民事诉讼相关证据制度——两大法系典型国家民事证据制度与我国《证据规则》之比较

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在证人制度、证据的排除规则等方面立法缺憾很多,证据规则是一个事实性多于抽象性的法律问题,在我国目前的司法现实条件下短期内难以用我国沿用的大陆法系以降的制定法思路来解决。我国应在司法实践中形成我国的证据规则习惯,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公正原则的运用,在条件成熟后再考虑民事证据法典的制定。     

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类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在美国确立并得到发展,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很长时期仅停留在理论阶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采纳并确立这一证据规则,使其从理论探讨变为实践,也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目前,行政诉讼法正处于修改时期,以现有的法律规范为基础探讨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类型及其判断标准显得尤为必要。     

论美国民事诉讼请求合并规则的演变

美国民事诉讼请求合并起源于普通法和衡平法中的合并规则,经过普通法时代、菲尔德法典时代,发展到现行《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的诉讼合并制度。菲尔德法典和《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均批判地继承了衡平法中的自由合并理念,这一理念在《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发展到了极至,现代程序规则中,请求合并是极其宽泛和自由的,不仅原告主请求可以合并,被告反请求和交叉请求也可以合并,合并的请求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是选择性的,可以是任意的,也可以是强制的,可以是有关联的,也可以是无关联的。法官在决定是否合并问题上具有强大的自由裁量权。     

一从《漂移的证据法》中寻找中国刑事证据法的出路

《漂移的证据法》一书分析了普通法系事实认定方式的弊端和三大支柱的衰落对证据制度的挑战。以普通法系事实认定理论的视角审视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诸项司法改革,可以发现,陪审制的改革、审判中心主义的追求以及庭审对抗因素的强化都已触及到了普通法系证据制度的根基。寻求中国刑事证据法的出路,应当在通盘考虑三大支柱与证据法关系的基础上,丰富完善现有的证据规则,提升法律职业人士掌控相关证据规则的技能,同时应在诉讼卷宗和交叉询问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论民事证据规则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民事证据规则体现了先进法律文化和现代司法价值理念,但其实施的外部条件不够,规则自身也存在不足。正视问题,对民事证据规则坚持和改进,建立相关配套制度和措施,是完善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途径。     

审判中心主义下证人发问规则研究

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证人发问规则的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制度层面上,我国证人发问规则存在配套制度缺位、逻辑不自洽问题;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庭审证言的地位及处理庭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仍未形成统一认识。建议在比较英美法系交叉询问制度与大陆法系发问规则的基础上,对我国交叉询问规则进行本土化调整,提升庭审发问规则逻辑自洽性,增加控辩证人区分,允许有条件的诱导式发问;在发问规则配套制度上,厘清证言笔录与当庭证言的关系,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分流作用。     

交易公平原则实践——问题与对策

交易公平原则分别在市场交易、审判实践和立法实践中被运用着。但目前市场交易主体不平等、强制交易、欺诈交易以及司法过程中的随意解释严重妨碍着交易公平原则的实践。针对这些问题,作者分析了原因,指出应当把交易公平原则定位为商法的基本原则,在立法上加强交易主体地位、交易行为公正性的规定,在司法上强化司法监督等对策。     

著作权合理使用法律性质分析

合理使用作为一种对著作权行使限制的法律制度,得到现代各国著作权法的普遍认可,成为各国著作权立法的通行制度。本文通过对合理使用的事实行为特征分析,揭示了合理使用的根本属性是合法事实行为,是对著作财产权的限制。      

第二课堂：大学实现教育结果公平的重要阵地

教育公平是近几年教育的热点问题,相对于教育结果公平而言。人们更多地关注教育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教育结果公平是实质上的质量公平,大学的第二课堂是高等教育阶段实现教育结果公平的重要阵地。高等教育应大力加强和完善第二课堂建设,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育人功能,使每个学生的潜能能得到充分挖掘,从而促进他们的健康发展,促进教育结果公平。     

论公正审判权的思想渊源

公正审判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正义。西方的自然法思想自诞生以来就是与正义紧密相连的一种理论，渊源于自然法思想的自然正义原则更是与公正审判权存在直接的联系。从程序正义理论来看，公正审判是正当法律程序思想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西方国家法治思想的历史演变以及西方国家的法治实践来看，公正审判权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因而，公正审判权的思想渊源可以从自然法思想、正当法律程序思想和法治思想中去追溯。     

从台湾修改“公平交易法”透析其立法价值的变迁

台湾"公平交易法"历经数次修订,每次修订都体现出不同的价值理念,深刻折射了社会事实、经济事实、文化传统对法律制度变迁带来的影响。台湾"公平交易法"采取统一立法体例,将反不正当竞争行为与反垄断行为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合一的竞争法体系,其立法与修法原则分别侧重于市场公平和市场自由,在强调市场自由的同时,加强行政干预垄断行为。从台湾"公平交易法"逐步完善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政府干预、市场自由、企业社会责任的相互作用对构建一个优质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要意义。     

公平的利益分配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和重要内容,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公平的利益分配制度可以调解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     

审判程序价值刍议

正当程序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深度揭示审判程序的价值进而提升其理论位阶对当前中国的法治建设不无裨益。实体法规范需借助程序的支撑才能具体运用;作为过程和方式,审判程序蕴涵着形式公正、司法民主等价值诉求;同时,公正的审判程序亦能发挥裁判的正当化功能,进而减轻法官的责任负荷。     

公允价值对财务报告的影响分析

公允价值是财务会计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新要求。公允价值会计在理论上具有优势,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程度以及投资者对会计信息决策相关性的要求也为公允价值的运用提供了现实基础和需要。公允价值不仅使得会计理念在收益确认和信息质量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在实务中也使得财务报告体系向资产负债观和全面收益方向转变。以往对公允价值会计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计量基础、计量模型和应用环境等技术层面,缺乏对财务报告影响的系统研究,本文从理论和实务层面阐述公允价值对财务报告所产生的影响。     

公允价值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应用及发展趋势研究——以国际会计准则为视角

公允价值计量已作为国际会计准则（IAS）的基本理念。财政部根据我国国情,在新准则体系中适度采用了公允价值。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运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规范公允价值计量的建议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     

从高通案看韩国规制滥用知识产权垄断新发展

以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KFTC）在2016年底对高通公司的处罚决定为标志，直接针对高通公司的闭合型反竞争商业模式课以矫正措施，从根本上遏制和消解了其反竞争能力和效果。KFTC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规制滥用知识产权垄断的开放性生态竞争系统对促进创新与竞争的关键性与必要性，并做了规制实验。对比KFTC于2009年和2016年对高通公司的两次反垄断处罚，发现:（1）提高多维度合规调查的力度与强度；（2）提升反垄断调查程序的透明度与参与度；（3）运行系统性和持续性的矫正措施；（4）从单向度的规制滥用行为到多向度的促进商业模式的健康运行，已成为韩国规制滥用知识产权垄断的行动向度。中国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创新，亟需构建科学合理适宜操作的规范知识产权市场自由公平竞争的法治系统与方法。在全面推进知识产权创新的同时，促进相关市场上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健康运行，实现知识产权创新保护与公平自由竞争之间的整体性与时代性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