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与“硬”的对称性和不对称性探析

"软"和"硬"是一对反义词,在义项、构词等方面呈现出对称性和不对称性。从词典的义项来看,"软"和"硬"的义项都在不断增加和细化。"软"的义项在近年增加得更加明显和迅速。从标记理论来看,"硬"在一段时间内的使用频率大于"软",被认为是无标记项。但是按照现今的语言事实,"软"的使用频率和分布范围并不比"硬"小。"软"和"硬"没有哪一个是明显的无标记项。语言中的有标记项和无标记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     

从威尔逊的国际“新自由”到“民主和平论”——二十世纪西方国际政治思潮演进初探

20世纪初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国际“新自由”中关于美国“引导世界”、划分“文明国家”和“独裁政权” ,认为国家制度决定战争与和平等观点 ,在 2 0世纪后期最终发展成为“民主和平论”的主要内容。     

从“和平发展”到“和平崛起”——兼论邓小平同志对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贡献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以开阔的视野、全新的思路,果断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新理念,不仅在外交理念上实现了与时俱进,而且大大发展和深化了邓小平同志"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思想。"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将有助于化解矛盾,维护世界和平,形成中国发展的良性外部环境,有助于从观念形态上塑造中国发展的形象,理顺中国民众的心态以及与外界的关系,使世界正确感知、认识中国。     

试论对日“和谈”——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蒋介石作为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关键人物,影响了一定历史时期的中国政治走向,他的对日外交问题也成为同时期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内容。本文主要对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蒋介石对日＂和谈＂问题进行客观地、阶段性地分析和探讨,通过对他在这一时期的对日＂和谈＂活动的主客观囚素的分析,力求使人们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蒋介石的对日外交策略做一客观的评价。     

坚持“两手抓”、促进高校德育工作由“软”到“硬”的转化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德育工作的战略方针。本文在深入研究、论述邓小平“两手抓”理论的基础上，运用邓小平这一战略思想，对高校德育软弱的表现及原因进行了分析，意在说明，什么时候坚持了“两手抓”，高校德育就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社会就安定。在此基础上，对促进高校德育工作由软变硬提出了具体对策，力图解决经邓小平多次批评但高校德育工作仍然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学术期刊规范化的“硬”性规制与“软”性浸润——基于劳伦斯·莱斯格的规范理论

当下学术期刊运作中的种种失范现象表明,如何促进学术期刊的规范化进程值得深思。基于劳伦斯·莱斯格及斯皮内洛的规范理论,文章从物理架构、政府法律、市场调节、社区规范和道德伦理几个维度,提出了学术期刊规范化的多维路径：一方面使用在线投稿系统、签署版权转让协议、调节市场供需失衡三种“硬”性规制;另一方面要制定学术期刊自律公约、发扬人性知性之善两种“软”性浸润。     

试论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的外交战略

“和平崛起”战略不仅是中国高层向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更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选择。这一战略是在同一时代主题、同一战略目标和同一利益要求下对邓小平“韬光养晦”和平外交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中国模式”与中国和平崛起

中国模式作为中国应对改革开放及全球化过程中的困难与挑战的战略回应,贯穿于近4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是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中国特色制度及政策方针的总和,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彰显其在经济社会领域中具有强政府模式的独特特征。同时,不可否认,中国模式没有像曾经的西方那样,走依靠武力掠夺其他弱小民族来进行资本积累的霸权主义道路,而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     

澳大利亚民族和解中的尴尬——以“澳大利亚日”为例

每年一月二十六日为“澳大利亚日”,又称“悲痛日”、“侵略日”、“幸存日”.本文根据对近十年澳洲媒体关于澳大利亚日活动报道的分析、以及根据对澳大利亚民众抽样调查的分析,并基于对澳大利亚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揭示了澳大利亚日及其相关纪念活动所蕴含的内涵和澳大利亚日所显示出的澳洲政府与澳洲原住民之间的政策性矛盾与冲突、以及当代澳洲民众既要坚持身份认同又要维持民族和解的纠结情绪.     

白嘉轩：“中庸和平”的实践者

中国社会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受到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中庸和平”。陈忠实《白鹿原》第十三章所刻画的主人公白嘉轩的言行，体现了“中庸和平”这一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夹杂了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和道家的“不争之德”与“中道”思想，把“中庸和平”的民族文化特征的优缺点暴露无余。     

论教育对二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促进作用

二战后,日本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但不到30年,就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大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教育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优秀人才.     

姑息养奸与同仇敌忾 ——二战时期苏日关系的发展和变化

1931-1945年,横跨整个二战时期的苏日关系是复杂多变的.随着战略态势的变化,双方的外交主动权发生同步转移,致使双方关系发生相应变化,即由二战初始阶段日本对苏"求和"政策的"待价而沽"、经过日苏双方的"和平相处"、转入二战后期战略态势发生根本转折后苏联对日本"明送秋波"的断然拒绝.     

战后初期国民党政府对日处置政策述论

国民党政府对日处置政策的出发点是惩罚日本侵略,使之不再构成对中国的威胁,为此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努力使之付诸实施,某种程度上体现出顺应历史潮流、维护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色彩,应该予以肯定。但不久,由于自身地位的变化,社会基础的削弱,为保住其摇摇欲坠的政权和法统地位妥协、退让,最后放弃对日处置政策,出卖中华民族利益,虽然有其受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制约的因素,但其自身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不仅对中国、日本,而且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都产生重大影响。     

德国和日本对二战不同历史态度的评述

德国和日本同为二战轴心国,战后,它们对于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历史态度。一个认真反省,吸取教训,取信于世;一个百般歪曲,不思悔改,欺骗世人。这是由德、日两国不同的历史和认识所造成的结果,由此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国际形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的和平发展——一个科技遗产的视角

第二次世界的总体战性质以及战争本身的迫切性特征,促进了战时和战后的科学和技术理论创新,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做好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奠基.作为二战重要遗产之一的战后科技创新在军事和民用领域广泛应用,影响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其作用机理是:(一)改变了潜在战争的成本收益计量;(二)对导致战争的经济社会因素的抑制;(三)战争成...     

战后日本国际教育的政策调整

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推动了它的国际化进程。日本对国际化的追求,使日本政府在教育领域适时地调整了留学生交流制度等对外教育政策;其对外教育政策转向以人员交流为主的、外向"发射型"的方向发展;日本对外教育政策的调整与国际化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     

越战和谈中的中国因素新探

1972年是中美缓和与越战和谈的关键一年,二者同时进行并相互影响。越南问题最终和平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美缓和后客观上给越南带来的孤立感和压力,而非通常所认为的是中国为了与美国缓和向越方施压的结果。     

从《中立法》到《租借法》——二战时期美国军火贸易政策探析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中立法和40年代的租借法是美国的战时外交政策,同时也是关国的战时军火贸易政策.在中立法和租借法的政策框架下,美国的战时军火贸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军火生产和军火贸易的头号大国.     

论战后初期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援助政策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制定对国民党政府援助政策,提供了大规模的经济、军事援助,最终援助失败。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援助政策的失败,是美国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确定其外交政策的冷战思维的失败。     

二战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研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美军为首的盟国军队用心理战从精神层面打击日军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借助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对二战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战略计划、心理战手段、心理战的成绩及特点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日本士兵在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后有“效忠天皇”“皇军不可战胜”等信念,狂热信奉“进功精神”和“武士道”精神;对此,美国在大战略背景下确定了对日本心理战的目标是以揭露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性为核心,使日本士兵和民众相信,日本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注定要失败的,并相信美国的宣战和胜利将给日本带来民主自由,同时维护日本天皇的尊严,将发动战争的罪行归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并尽可能减少日本士兵和民众遭受不必要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心理战具体的措施有正面的“白色”宣传,一是对日本军队进行广播宣传或阵前喊话,二是向日本军队占领的岛屿或前沿阵地投放传单,还有讲假话的“黑色”或“灰色”宣传,其基本手法是制造和传播假消息和假情报来扰乱日军士兵的心理,再利用日本战俘向原先部队宣传美军优待俘虏政策,向美国投降是“名誉停战”等;为了让心理战术的效果更明显,美军将心理战行为与军事行为相互配合,用空袭和投放原子弹等对日军士兵造成心理威慑,用真假情报信息迷惑日军士兵,使得日军士兵士气低落,抵抗意志逐渐减弱,“跳蛙”战术和心理战攻势节节胜利,心理战在打败日本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第四种战争”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