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视野下的宋代“以才学为注”

宋代“以才学为注”的阐释学方法出现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宋人“以才学为诗”,诗歌文本阅读障碍极大,本朝人注本朝诗就极有必要;二是知音说和前贤注疏佳作的影响,使宋人也希望通过对本朝诗人诗集作注以达到“立言以不朽”;三是孟子“以意逆志”的尚意阐释学传统及宋代经学阐释学的影响,使来人觉得诗可以解.通过对宋代流传下来的任渊等人的注本考察可知,宋代“以才学为注”极为成功,这既有功于作者,又有益于读者,还深刻地影响了清代诗歌阐释学.     

宋人注宋诗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宋人注宋诗是"以史证诗"方法运用的典型,这首先表现为采用了编年笺注体例,并附以诗人的年谱。其次,在释诗时,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史料,展现诗歌产生的社会背景,揭示触发诗歌创作的事因,并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考其本事,准确地解释其含意。     

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同一性追求与多元化生成

中国古代诗歌阐释者们通过多种方式来追寻诗人本意,无一不是为了回归作者创作的真实意图,恢复创作的最初视野;而这种对诗歌同一性理想的追求又往往受到阐释学另一种观念即"见仁见智"的挑战。从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同一性追求、多元化生成以及同一性与多元化的意义这三个方面辩证全面地论述诗歌阐释的同一性及多元化,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学阐释本质上是一种个人追求,本不应该束缚于某种僵化的观念和方法,而应本着动态开放的精神来阐释,这样就会使文本本身以及作者、读者在众多纷论中展现出新的景观和更多的丰富性。     

中国文化诗学:传统模式及其当代汇通

传统诗学模式的观念契合与当代文论的现实需求是推动中国文化诗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源泉.文化诗学的本土化建构关键在攫取古代文论资源,只有充分挖掘当代文论与传统话语模式的相通契合处,汇通古今,才能真正有效的系统建构中国文化诗学话语体系.     

论张岱小品文的“以诗为文”——以《补孤山种梅序》为中心

张岱的小品文呈现出"以诗为文"的特点,诗歌对其小品文的渗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以《补孤山种梅序》为中心可看出其以诗为文表现为:以诗的形式为文,以诗的意象为文,以诗的抒情为文三个方面。其小品文具备"以诗为文"跟张岱的诗歌理论中将诗歌的高度概括化跟高度个性化的统一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以及其在高雅精美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学识修养气质有关。     

论宋人本意还原的诗歌阐释方法

宋人在诗歌阐释中继承了传统的以意逆志的阐释方法,显示出强烈的尚意倾向,努力探寻诗人的立言本意。超越言语的深观其意,意在回归文本整体语境中探寻诗人本意;亲证妙悟的体察神会,意在以亲身体验与顿悟来领会诗人本意;知人论世的本末探究,着重于从诗歌产生背景与诗歌本事的外在因素来考察诗人本意。通过这些方式,宋人力图逆向追寻并把握诗歌永恒不变的意义。     

宋代“以诗为词”现象析论

"以诗为词"是一个曾引起宋以及宋以后历代词人议论纷纷的话题。围绕对东坡词的评论,这个现象可以看作是宋词与宋代诗文化心理交融、碰撞和观念整合的一个标志,它代表了词的诗化和雅化转变的关捩点。     

中国古代诗学对诗歌本质的探讨

中国诗歌在《诗经》时代甚至更早的时候是诗文不分的阶段,诗兼有文的功能,诗歌的功能是记。随着史的产生,诗文分家,各有其不同的功能,但没有文体分别,诗歌的功能是"言志"。随着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不同的文学体裁开始出现,因此,要想正确地把握诗歌的功能及本质,就必须将专属于诗的部分提炼出来进行分析。     

苏东坡“以诗为词”的佛禅背景

以往围绕“以诗为词”展开的讨论，常常以文学自身的发展作为探讨的逻辑起点，忽视了佛禅背景对它的影响。苏东坡深厚的佛禅学养，成就了其圆融无碍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境界。同时，游戏三昧的文字态度，最终使“以诗为词”成为苏词创作的亮点。     

苏轼“以诗为词”的文体价值与文本意义

苏轼生活的北宋时期,是主流文化士人群体文人意识最为浓烈的时代,文人更多地关注于自身拔节、绽放、凋零、陨落的生命过程,表达属于个体的、经验的,由形而下的生命事件而上升为整个人类命运的叹息和感伤."学究天人"的苏轼,敏锐地把握了这股时代精神的意向,并以"以诗为词"为突破,将这一时代的文化精神与词体这一方兴未艾的艺术形式完美地挈合,反映着时代精神并规定着宋代写作文化的走向,奠定了苏轼作为词人在词史上的里程碑地位.因此,对苏轼"以诗为词"的文体价值与文本意义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十分必要的.     

论宋代诗歌阐释的学问化特色

宋人对诗歌的阐释,强调以创作主体的学问修养为基础.他们或注重对词语典故加以考释,或注重从诗史的角度进行解读,或注重对诗歌所蕴涵之理加以阐发,从不同的角度使宋代的诗歌阐释表现出鲜明的学问化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是在重视学问的诗学观念的影响下对诗歌进行解读和阐释的必然结果.     

论中国古代诗歌的交际性传统

中国古代诗歌的抒情性传统,已为人普遍接受,中国诗歌的交际性传统同样值得重视.中国古代诗歌的交际功能源远流长,创作者众多,涵盖题材广泛,作品数量极大.这一传统的形成与发展,既与诗歌本身即含有多重(包括交际)属性有关,也与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儒家为主导的礼俗文化有关,更与中国古典诗歌的体制有关.中国古代诗歌的交际性传统为中国古人提供了更为含蓄、优雅的表达方式,也倒逼着人们不断翻新出奇,创作出更富有艺术个性的作品.     

中国古代诗歌文化中“官本位”意识初探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辉煌灿烂的诗歌文化和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官本位”有着一种内在联系。官本位严重地控制了中国古代诗人的思想、人生,深刻地影响到了他们的创作,也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发生、发展。     

词为诗裔与以诗为词——苏轼词体观念新论

北宋中叶,苏轼提出了“词为诗裔”的词体观念,这一观念具体体现在其“以诗为词”的创作之中。它旨在突破“词为艳科”的樊篱,对于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气格,形成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推尊词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观念及其创作也存在着使词诗化、消解词体艺术独立性的倾向。质言之,这一观念强调词与诗的同一性,而没有充分注意词与诗的差异性。     

解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审判的重要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中的"事实"应该是法律事实,"以法律为准绳"中的"法律"包括立法之法和法官造法。"事实"与"法律"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两者都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具有相对性;两者相互影响或相互塑造。     

“第三代”诗:命名与阐释

自"第三代"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被广为人知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它的命名与阐释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态。本文试图回到历史现场,考察"第三代"出现之初和之后一段时期内诗人与批评家们在命名和阐释这一诗歌现象时的差异,借此反思当代诗歌批评的傲慢与偏见、错位与失语。     

论以诗为教的产生与诗教观的确立

诗教观的确立不是偶然的。诗经历了从“神坛”走向了“政坛”的工具化转换和教化功能由作为礼仪仪式的组成部分向个人的道德修身上的功利性转换,最终使诗教淡化了文学性,凸显了政教性,致使在汉代诗教观得以确立,完成了它的嬗变过程。     

朝鲜古代诗家对"象"的现象学阐释

作为一个诗学范畴,"象"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核心范畴,也是基干范畴.由于古代朝鲜与中国在历史、文化上的亲缘性关联,朝鲜诗家在诗学批评中,对源自于中国传统的诸多诗学范畴甚至不加任何诠释地加以使用.从表面上看,朝鲜古代诗学范畴在内涵等方面与中国传统几无二致,甚至成为了朝鲜半岛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我们可以把朝鲜半岛诗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理解为,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的现象学阐释,特别是对于具体诗学范畴而言.朝鲜古代诗学中"象"的范畴,就是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进行现象学阐释的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