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视野下的宋代“以才学为注”

宋代“以才学为注”的阐释学方法出现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宋人“以才学为诗”,诗歌文本阅读障碍极大,本朝人注本朝诗就极有必要;二是知音说和前贤注疏佳作的影响,使宋人也希望通过对本朝诗人诗集作注以达到“立言以不朽”;三是孟子“以意逆志”的尚意阐释学传统及宋代经学阐释学的影响,使来人觉得诗可以解.通过对宋代流传下来的任渊等人的注本考察可知,宋代“以才学为注”极为成功,这既有功于作者,又有益于读者,还深刻地影响了清代诗歌阐释学.     

从以史释诗的传统到诗史互证——对中国阐释学诗与史关系的考察

诗史互证是我国诗歌阐释与研究的重要方法,包括以史证诗、以诗证史、诗史互证3个方面.诗史互证的正式提出是在明清时期,但对于诗与史关系的论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两汉,"诗即史"的观念普遍存在于典籍之中,"以史释诗"就是这种观念在文学阐释中的体现;魏晋南北朝,虽然"诗即史"观念存在,但"诗缘情"更得到张扬与肯定;唐宋时期,诗与史进一步结合出现"诗史说",在文学阐释中以诗为史的倾向突出;明清时期,钱谦益提出诗史互证的阐释方法,标志着"诗"与"史"关系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对有清一代阐释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与史的关系的探讨,既是中国古代阐释学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鲜明的特点.     

论张岱小品文的“以诗为文”——以《补孤山种梅序》为中心

张岱的小品文呈现出"以诗为文"的特点,诗歌对其小品文的渗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以《补孤山种梅序》为中心可看出其以诗为文表现为:以诗的形式为文,以诗的意象为文,以诗的抒情为文三个方面。其小品文具备"以诗为文"跟张岱的诗歌理论中将诗歌的高度概括化跟高度个性化的统一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以及其在高雅精美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学识修养气质有关。     

宋人用事境界的诗学阐释

用事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特色.宋代诗人以才学为诗,掀起用事高潮."浑然天成"、"水中着盐"、"系风捕影"等成为宋人进行诗歌用事境界阐释的独特话语,传达出宋人对用事"浑成"、"无迹"、"自然"之境的追求,是宋人在传统诗学背景下,澡雪涵泳前人文化积淀,又扣和当代诗学风潮而形成的独特阐释理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     

探究以诗为词

词以其体制的特点而导致其创作具有特殊性。宋人“以诗为词”当确解为以宋诗为词，即将宋诗的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创作特点加予词之一体，具体表现为词中的议论、用事、脱化等方面。尽管如此，词在这些方面仍然适应了词的体制特点。     

苏轼“以才学为诗”论

如果说,对苏轼诗歌的其它特点,如“以议论为诗”、“尚理”等还是毁誉参半的话,那么,对“以才学为诗”的评价,就近乎完全的否定了。 古人批评“以才学为诗”,主要是指斥其背离了从《诗经》到唐诗以来的诗歌传统,背离了诗歌的“本色当行”。因为传统的方式是“咏物”、“言志”,即要诗歌要托之于象,而这种意象又要寄托诗人志趣,要反映社会民生等重大问题。 今人批评苏黄“以才学为诗”,主要是从内容决定形式,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等观点推衍而生的。     

论周代献诗制度“以美为谏”现象

西周中期以前,周礼走向成熟,特定的礼仪文化使时人对君王的谏、戒、刺被隐蔽在一片颂美之词中,即以颂美之词讽谏君王,把讽谏之意隐于颂美言辞中。这种献诗礼俗是由周代礼教制度所决定的,是周礼在文化上打下的烙印。"以美为谏"现象贯穿于《诗三百》,而犹以《雅》诗表现得最为突出。毛诗和三家诗在诗义阐释上"美"与"刺"的不同,实际是以不同视角对"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加以观照的结果,二者殊途同归、相得益彰。"风雅正变说"与"以美为谏"献诗传统有关。"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决定了《诗经》温柔敦厚的特质,对后世诗歌创作亦有深刻影响。     

才学小说与自况——《野叟曝言》的小说类型研究

《野叟曝言》与清代另外几部才学小说相比,无论是在创作动因和目的上,还是在显才学与小说叙事的结合上以及才学的内容构成上都显示着自己的特色,即都根源于"自况"的创作目的,服务于"自况"人物文素臣形象的塑造及围绕此人物所展开的故事情节去表现才学,并通过"自况"形象的才学特色去表达作者在文化思想上的思考和新探索。     

论诗歌长题和题序在唐宋间的变化——以杜甫、白居易、苏轼为中心

长题和题序的大量涌现是唐宋之间诗歌演变的一大现象。以唐宋诗转型上富有典范意义的三位诗人——杜甫、白居易、苏轼为中心,可以看出:从唐至宋,诗歌的长题和题序倾向于陈述作为个体经验的日常生活,具有纪实性和干预现实的特征,反映了创作者"以诗为史"以及重视读者期待的创作追求。这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以文为诗",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诗歌题材的日常生活化,并使诗歌具备更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在唐宋诗转型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与"诗"性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多以议论出之,"以议论为诗"是王安石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他的议政诗是作"诗",而不是写政论,没有因政见的阐发而改变诗"带情韵以行"的审美特质。他在议政诗的创作中经常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强化"议"的情感力度,使其许多作品成为独具艺术风貌,诗歌艺术价值颇高的优秀诗篇。     

宋代诗谶的类型划分及心态解析

诗谶作为诗歌阐释方式之一,从它诞生之日起,便对诗歌创作及其阐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人对诗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诗谶文献,而且将诗谶广泛地运用于诗歌阐释当中,这种现象与宋人特殊的生存方式、思想观念、学术风气以及诗学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宋代笔记诗话中的诗谶文献作细致分析,以多重视角对宋代诗谶进行类型划分,解析其阐释心态,这对研究诗谶与宋代诗歌创作和诗学阐释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北宋士人的政治诉求及其文学映象

北宋士人由于特殊的社会境遇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由这种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凝聚而成的强烈政治诉求,成为他们在各方面积极进取的强大心理动因。在话语建构方面,北宋士人有着极为突出的成绩,然考其原因,实可视为这种政治诉求之显现。在学术方面,"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的勃兴,在文学方面,"以意为主"、"以理为主"的主张,以及"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均与这种强烈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     

“唐音”中的“宋调”——盛唐诗歌中的议论、散体化与用典

盛唐诗歌的审美范型一向被作为与宋诗对立的正面典范。人们批评宋诗的三大主要缺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时,往往以盛唐诗为鉴,因而盛唐诗给人以有情韵没有理致,讲格调不讲意兴,写情景不涉典故的印象。其实作为后人眼中诗歌的最高典范,盛唐诗歌已经蕴涵了宋诗的某些音符,这来自于中国诗歌主体精神——言志、抒情和风雅比兴传统。     

论韦庄词与"以诗为词"的源头

"以诗为词"是我国古代词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在我国古代文人词的诗化进程中,诗化倾向表现得最早,而又对后世文人以诗为词的诗化进程影响巨大者,当是晚唐词人韦庄.在我国古代文人以诗为词的诗化变革的历史源头上,韦庄无疑是一位最早而又影响较大的重要作家.     

南渡诗坛对苏黄诗歌的接受与反思

南渡诗人有关苏黄诗歌的讨论,是苏黄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当时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具有重要诗史意义。南渡诗人揭示了苏黄突破唐人藩篱、变"国朝诗格"的历史地位,并细致分析苏黄诗歌在语言艺术方面的创变,凸显其以文字、才学为诗的特点。这些观点,对后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南渡诗人也不讳言苏黄因刻意求变而产生的"短处"。苏黄诗歌蕴含的学古与新变的辩证关系,启示南渡诗人直面古老诗学传统,博取兼收,突破苏黄牢笼,探索诗学新路径。他们面对苏黄诗歌表现出了自己的识力、魄力,却少才力,宋诗新高峰还有待来人。     

苏轼“以诗为词”的文体价值与文本意义

苏轼生活的北宋时期,是主流文化士人群体文人意识最为浓烈的时代,文人更多地关注于自身拔节、绽放、凋零、陨落的生命过程,表达属于个体的、经验的,由形而下的生命事件而上升为整个人类命运的叹息和感伤."学究天人"的苏轼,敏锐地把握了这股时代精神的意向,并以"以诗为词"为突破,将这一时代的文化精神与词体这一方兴未艾的艺术形式完美地挈合,反映着时代精神并规定着宋代写作文化的走向,奠定了苏轼作为词人在词史上的里程碑地位.因此,对苏轼"以诗为词"的文体价值与文本意义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十分必要的.     

宋人注宋诗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宋人注宋诗是"以史证诗"方法运用的典型,这首先表现为采用了编年笺注体例,并附以诗人的年谱。其次,在释诗时,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史料,展现诗歌产生的社会背景,揭示触发诗歌创作的事因,并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考其本事,准确地解释其含意。     

论杜诗"以我为诗"

本文试论杜诗的"以我为诗",考察了"以我为诗"与杜诗的自传体风格的关系;并讨论"以我为诗"与杜甫的"推理之明,料事之确"(陈寅恪语)的内在联系;最后分析了杜诗从"以我为诗"何以能达到独特的"无我之境".     

论《唐贤三昧集》中的孟浩然诗

王渔洋根据他的"神韵"诗说选编的<唐贤三昧集>,精心结撰了一个分别以王维、孟浩然的为神韵诗头号、二号样板的盛唐诗歌体系,为我们进行王、孟诗歌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和阐释框架,为正确评价"神韵"说诗歌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参数.孟浩然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比王维诗更可爱,诗中画面更加朴拙,但在禅境诗方面却乏善可陈.诗禅相通的可信性和可行性是有限度的,"神韵"诗论和<唐贤三昧集>的选诗口径不能作为评价盛唐诗歌的唯一尺度.     

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