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社会管理科学化指标体系研究——基于包容性增长下改革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的视角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意义.包容性增长的发展思路下,以“以人为本”为指导思想与基本理念,在充分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社会管理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确立科学化社会管理的主客观测量指标,建立一套以衡量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为目的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实现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具体测评,是实现社会管理科学化、可操作化的有效路径之一.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管理指标体系是实现社会良性运行和治理的关键,有助于全面、客观、合理地衡量社会管理水平,能够为政府制定相关社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使国际、国内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间社会管理水平的比较成为可能.     

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伦理再反思——社会转型伦理研究之二

近五百年来的现代社会发展模式几乎完全受西方现代性模式的支配,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似乎也未能例外。可是,最近几十年的西方社会正在逐步扭转其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由效率优先的功利主义强势目的论,逐渐转向公平正义优先的普遍社会道义论,福利资本主义和日益强烈的社会正义吁求都证明了这一重大"价值扭转",而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也在悄然发生类似改变。基于对现代性社会发展模式的批评性伦理学反省,围绕社会"为何发展?为谁发展"的价值追问和政治伦理反思,提出重新校定社会发展目标,将"人民幸福"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以使我们的社会发展真正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我们确信,民生改善、社会正义和人民幸福是我们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科学发展观日益深入人心并可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新政"(the new deal of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的力量所在。     

“社会责任”:当代社会发展理念的新发展

伴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发展理念的变化,承担社会责任理念逐渐由企业扩展到了政府和公民的层面,从而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政府社会责任——公民社会责任"的三重社会责任承担图式。本文较为详尽地考察了当代社会责任范畴的演进过程,阐明了社会责任的"三位一体"联动机制思想对于当代社会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作用,并揭示了在我国目前机遇与矛盾并存的关键时期,社会发展的责任诉求是迎接未来挑战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启示

自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沿袭自中世纪的教区管理模式逐步减弱,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种活跃于市场的经济团体构建而成的市民社会。这种新的情况使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了近代思想家的关注焦点,并在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中皆有所体现。当前,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厘清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解将有助于我国始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中国经济“稳增长”的深层制约因素及其破解策略

当前中国经济要“稳增长”,有五大制约性因素值得注意.一是地方债务问题,要通过时间和机制,逐步化解我国当前巨大的地方债务,为稳增长夯实内在基础;二是民间投资问题,要通过放开领域,政府投入引导,开启民间投资,解决其信心不足、热情不高的问题,以为稳增长建立动力结构;三是新型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要通过建立人的城镇化,建立人地挂钩、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将更多农民转变为市民,形成庞大的消费队伍,为“稳增长”构筑红利源泉.最后,中国经济实现稳增长,是重要任务.虽然中央已经明确不再搞新一轮刺激政策,但也要注意到中国地方经济投资热的内在渴望并没有消除,在深化认识和中央表率的基础上,当前仍要形成“鞭打快牛”的机制,以获得中国未来经济真正稳增长的实现.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理论的嬗变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迁衍

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在中国语境下,“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探讨中国如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近几十年才在中国兴起的“现代性”理论则更多地探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理论嬗变,昭示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的迁衍.应当及时厘清从这一理论嬗变中折射出来的问题迁衍,以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社会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视角的社会管理研究

加强社会建设中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令人关注的问题.“社会”与“经济”是社会系统中的两个构成要素,相互间有着内在关联的方式.但在自发发展的条件下,“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往往是通过“社会冲突”方式迫使经济造成的社会分化收敛来表现的,付出的代价则是社会秩序紊乱,政治权力受到威胁,经济持续发展受阻.社会管理是克服经济要素与社会要素“发展自发性”的方式.社会管理,是基于一定时空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持续发展的要求,通过对社会要素内部构成因素的调节与控制,一方面使经济发展形成的“产出”为社会要素相关事业发展供给必需的社会性公共资源,另一方面使社会事业发展所形成的“产出”为经济持续增长供给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使社会与经济之间形成“发展协调性”.     

“闭锁”的现代性：“三线社会”的结构样态及其悖论——以吉林省某小三线企业社会为例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在起源、进程、形态与特质等方面具有高度本土化特征,其制度内核与单位制度及其典型载体的“三线社会”具有内在同构性。借助国家叙事与个体生命历程,缕析“三线社会”现代性生成基础,可以发现这一特殊主义现代性是对“总体性危机”的社会回应、“组织起来”的制度体系和“革命后社会”的制度创设的系统性建构,进而形成了基于“闭锁”空间下的现代性社会调控体系和“蜂窝状社会”结构体系。由于三线社会现代性独特的制度背景,其体现出的反效率主义的悖论和社会整合的实际困境进一步削弱了内在的现代性活力,从而在单位制消解和市场化改革中渐次消解。     

批判、维护与超越 ——从后现代、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关系看社会理论的新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有关“后现代”、“全球化”的讨论是对“现代性”诞生以来人类知识与社会发展的总结 ,也是对 2 1世纪人类共同发展的展望。作为当代最为重要的两种社会文化思潮 ,“后现代”与“全球化”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它们的参照点都是“现代性” ,反映的社会现实都是现代社会 ,只是 ,后现代更多地是站在质疑与批判的立场来反思现代性的 ,而全球化则更多地是站在维护与提升的建设性立场来推动现代性发展的。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后现代思潮 ,都没有因此而改变社会理论的传统研究范式 ,从而实现社会理论研究的变革     

秩序的“立”与“破”——从社会治理思维方式转向论“新常态”

长期以来,社会治理对秩序的强调始终充斥着本体论情结和常态化思维,力求用社会进化论、客观规律性、整体统一性、稳定可控性等理念范畴来把握社会历史运行态势.近代以来,日益盛行的资本逻辑以物化思维遮蔽了人化思维,理性化的社会秩序观绑架了个体意志,物质文明的极大进步却没能使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得以彰显.后现代主义秩序现在瓦解常态世界秩序统一性的同时导致社会陷入多元纷争和虚无主义等混乱境地.基于以上社会治理思维逻辑的局限性,新常态思维寻求“破”与“立”相统一的新秩序观,倡导自我改革与创新的全民发展观,这是一种注入了人文精神的新实用主义.它从常人社会出发凸显民众主体性和创造性,从而使改革、法治以及价值观等建设真正面向现实生活需要.     

从社会历史语境看中国旅游的发展流变及其特点

中国旅游的发展及其演变,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形成的,反映了中国特有的民族性,也显示了中国文化特有的深层因素。农耕自足经济和宗法观念下的专制制度制约着中国古代旅游,而休闲天性在经济繁荣、思想宽松背景下的释放,更反证了特有的社会经济环境及其变化对中国旅游的特点和发展演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从矛盾观点看“科学发展，社会和谐”

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深化了"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思想,意味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要走一条新的和平发展之路。其中,首要问题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为此,应该认识到利益共同点是统一体和谐存在的基础,斗争与合作是社会统一体发展的动力,"和解"是解决当今社会矛盾的主导方式。     

社会转型与法治发展——“转型期法治”全国研讨会综述

2009年12月13日,"转型期法治"全国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举行,会议由孙笑侠教授主持的国家"211"第三期项目"转型期法治的理论、制度与实践"项目组召集.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学专家近40人应邀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主要围绕转型期法治特点、法治发展规律、转型期司法改革等问题展开研讨.     

大陆性地理社会的“发展悖论”——论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迟滞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一直被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打断,造成了萌芽发展的迟滞。大陆性地理社会特征,是关键所在。在冷兵器时代的武力较量中,由于商业社会的凝聚力远远低于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使“萌芽”后的社会“必然”遭受落后民族的入侵,进而造成“发展悖论”。     

社会管理的组织化路径——社区民间组织的“均衡化”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基于单位体制的社会秩序与组织模式面临转型与重构,社区逐渐取代单位成为城市社会管理的手段。然而,较低的组织化程度使社区尚不足以实现其多种内涵,也不能够促进城市空间的再组织化和承担城市社会管理的各项功能。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显示了一条社区组织化的新路径,但其各种类型发展的不均衡则造成了社区虚浮的组织化。政府转变观念并予以推动和扶持,有助于社区民间组织充分发展,实现社区多层面的组织化,为新时期中国社会管理奠定组织基础。     

包容性发展与社会学功能提升——“2012年中国社会发展高层论坛”述评

包容性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要不断朝着包容性发展的轨道上迈进,就必须处理好社会发展与民生幸福,城乡一体化与流动人口,财富分配与再分配,社会风险的分配和合理承担,基层社区建设和制度,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等社会重点关切的问题。中国社会在实现包容性发展,在充分发挥社会学功能方面,面临着一系列的理论、实践和体制上的制约因素。包容性思维和探索包容性发展之势,为社会学提供了一个新的非常广泛的学术背景,成为社会学更加深化认识社会运行,获得自身发展、提升自身功能的契机。     

“发展陷阱”入口的中国经济——“发展陷阱”形成机理分析

几乎所有的追赶型国家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都避免不了落入发展陷阱的结局,只是有的国家能够较顺利地走出,有的国家则难以自拔。追赶型国家落入发展陷阱,是它们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高新技术产业无法应对更发达国家的围堵,传统产业无法应对更后进国家竞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它们在落入陷阱前一个较长时期出现以美元计量的增长率远远快于以本币计量的实际增长率,由此国际相对竞争力不断下降的结果。从企业整体和国家层面看,就是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在成本不断提高的同时,为追求生活品质改善而导致大量收入向发达国家转移,由此收支出现严重逆差和国家外债不断增加的结果。中国目前所处的长波位置和国际环境,近十多年美元增长率快于实际增长率,企业整体收支不断恶化的现象,反映中国正处在发展陷阱的入口,并且该过程是不可逆转的。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