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诠释学”构建的任务旨趣与路向规划

一 当下,中国学者在对具有诠释学特征的传统思想资源进行清理时,往往限定在"诗无达诂"、"以意逆志"等文学批评领域的命题.伽达默尔提醒我们:"诠释学的历史告诉我们,除去文学的诠释学,还有神学的和法学的诠释学."④也就是说,诠释学的外延涵盖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如果仅限定在文学批评领域,可能会将诠释学本身所潜存的巨大效力遮蔽和掩盖掉.     

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

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何去发掘中国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合理的方式不应该是重拾"经学",走"经学"重构之路,而应该是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的批判性反思,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建构一种中国式的"经典诠释学",即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与"经学"相比较,"经典诠释学"有着很大的不同:(1)在研究对象上,从"经"(狭义)转变为"经典"(广义)诠释;(2)在研究立场上,从"宗经"转变为"尊经";(3)在理解向度上,从"回溯"转变为"延展";(4)在理解方法上,从"还原的方法"拓展到"对话辩证法"。这种不同,也使得"经典诠释学"在经典文本的理解上,不仅能够保持"经学"本有的文化保存与文化继承的长处,而且能够消解其活力不足的弊端,推进中国本土文化的前拓与发展。     

文本理解、自我理解与自我塑造

诠释学是一门关于"文本理解"、"自我理解"和"自我塑造"的学问。读者通过文本理解而达到自我理解,使自身获得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在此意义上,自我理解就是诠释学的教化功能、亦即其实践性的体现。文本理解乃是自我塑造的起点,只有尽可能"正确"理解文本,自我塑造才得以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诠释学的探索本身是一项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任务,这一点凸显了诠释学的实践品格。就理解方法论而言,西方诠释学已经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体系,但这还远远不够。今日的诠释学研究不仅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传统以及对传统的反思,同时也包含了对各种异质文化思想资源的消化与接受,从中提炼出我们现代的"德"的共同理念;积极借鉴西方诠释学关于理解方法论的丰富思想资源来反思与梳理我们的诠释经验,以建构中国诠释学。     

什么是“从诠释学的观点看”?

西方诠释学是一个统称,它己分化为旨趣不同的诸诠释学流派,因而也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从诠释学的观点看"。我们所看到的是各种"主义"——如存在论的、唯物主义的、解构主义的、现象学的、神学的等等诸如此类的——诠释学。就思维进路而言,在西方诠释学中可以划分成本体论的与方法论的诠释学。它们的诠释理念每每大异其趣,不可一概而论。若以一种简洁的方式回答什么是"从诠释学的观点看",答案有三:立足于方法论诠释学,"从诠释学的观点看"意指必须客观地理解被诠释对象的原义或原意;自本体论诠释学视之,乃是对存在于意识之中的那个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的重新辨认与反思;从神学诠释学的角度来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道",诠释《圣经》的本身意味着宣示某种不可违背的真理。近年来有学者倡言建构中国诠释学,若能成功,"从诠释学的观点看"又将增添一种乃至多种视角。     

乾嘉学派经学诠释学方法的体认与价值重估——以现代西方诠释学方法论为参照

以现代西方诠释学理论为参照,乾嘉经学诠释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光耀殿军,它最突出的历史贡献是创立了一整套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文字训诂方法,通过对古语的科学训释拉近经学原典与诠释主体之间的距离.但是囿于经学时代的历史观念,乾嘉学派因坚持“道理”亘古不易的教义独断论而导致其经学诠释仍然难以避免主观与武断.在清代中期汉宋学术之争渐趋激烈的大背景下,这种主观与武断的痼疾不仅未能得到根治,反而在学派的门户争论当中被坚持了下来,最终制约了乾嘉学派经学诠释学的发展和完善.     

本体诠释学即中国诠释学——兼论中西诠释思想的异同与交融

自创建“中国诠释学”的问题提出，迄今为止这一概念仍然处在内涵模糊、所指不清的状态，因而我们有必要追问何谓“中国诠释学”。“本体诠释学”即中国诠释学。诠释是把过去的语言意义融入现在的语境之中，或把现在的感受融入过去的语言之中。诠释离不开本体，本体也不能离开诠释，诠释是一种本体性的认知。本体诠释学是中国诠释学的真正形态，本质上表现为以《易经》的本体宇宙论及其演化为范型的理解理论和诠释方法。当代学者的中国诠释学构想有其理论贡献亦存在不足，“本体诠释”具有原初的中国哲学性、普遍性、开放性和创新性。     

哲学诠释学的当代发展与前沿问题——洪汉鼎教授访谈录

自伽达默尔建构哲学诠释学以来,哲学诠释学就成为一个具有深厚传统和独特视角的哲学形态。而哲学诠释学的引入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研究,同时也为许多哲学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时至今日,哲学诠释学的研究及其在哲学研究中的影响也日趋多元化。那么,作为一种哲学传统,它在当前所关注的前沿问题是什么?它对当代哲学研究的启示有哪些,这些启示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所表现的?这些都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对此,我刊特别约请了我国著名哲学家,国内第一代哲学诠释学的研究者,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洪汉鼎教授,为我们深入解读哲学诠释学的当代发展与前沿问题。     

宋代的疑经思潮与《春秋》学的地位

自中唐以来,特别是北宋庆历以来的疑经思潮,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运动.它突破了传统经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和束缚,并由此促成了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宋儒的疑经过程中,<春秋>学受到了高度重视,他们把宋代的时代命运同<春秋>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功能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春秋>的"经世"作用,使其成为宋代的一门显学.     

公共性与公共诠释的中国逻辑研究论纲

学理性意义上原本作为政治哲学理论、话语范畴的"公共"、"公共性",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进入诠释学,获得独特的具有相对普遍意义的诠释学资质与功能,是一个需要慎思明辨的新问题。一方面,"公共"、"公共性"本身就是一个随时代变迁、视界转移,其语义本身需要不断诠释的纷争性学术场域。迄今,东西方文化和思想理论依然没有在其深层意义上达成应有的共识。另一方面,除非"公共诠释"的对象及所提出、所关注的问题以及方法是全新的,否则,就会因难以获得范式上的自足、自洽性,而无法在诠释学领域立足。此外,现代哲学诠释学所面临着的传统的包括意义呈现的"相对主义",以及因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的争论所引发的"批判性介入"何以可能等诸多依靠自身无法得到最终克服的根本性难题和困境,"公共诠释"在这方面能否以及如何有新的建树?对此,既需要立足观念史的意义对"公共"以及相关问题做有针对性的梳理和辨析,同时更需要对使得"公共"、"公共性"成为可能和现实制度、文化以及整个社会普遍的公共性认知水平和普遍自觉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和评判。     

朱熹之理学诠释学原则探析

朱子的理学诠释学实际上是绾经学诠释与理学诠释为一途。经学诠释是基础,理学诠释是核心。本文着眼于探讨朱子理学诠释学原则,它分为两部分:经学诠释原则与理学诠释原则。朱子的诠释原则受到来自经学立场与理学立场两方面的批评。朱子之理学诠释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朱熹经典诠释学之我见

朱熹以其毕生的精力诠释儒家经典 ,通过释经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 ,同时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学。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融合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他认为经典诠释应以经典原文和原义作为经典诠释的依据 ,以义理为经典诠释的标准 ,并且提出了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朱熹为中国诠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创发性的贡献 ,达到了中国诠释思想发展的高峰 ,也为当代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转向

诠释学真正成为独立且重要的哲学学科是在伽达默尔的手中完成的。他在《真理与方法》中不仅考察了诠释学相关问题的始末,还把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到伽氏自己的诠释学建立了发展系谱。在伽达默尔看来,德国诠释学的发展在施莱尔马赫是一个转折,在海德格尔又是另一个转折,这两个转折标志着"方法论诠释学"与"存有论诠释学"的距离意义。伽达默尔如此以"技艺学"解读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背后是出于"人文主义传统"对"自然科学统治"的批判;而后之继承海德格尔,则可看出伽达默尔对人文主义深化的切入点。然而我们也可以从伽达默尔继承的人文主义传统对技术、方法的批判看出其理论的角色,也可以从他对理解的前行性看出他如何响应现代性的主体问题。问题不在于他的尊重传统,而是他如何在诠释学任务与人文学关怀的角度中联系上传统。     

中国哲学诠释方法——“同情之理解”的源流及其限制

一、"义理之学"和"征实之学":儒经诠释学的两种基本方法诠释(exegesis)是诠释学(德文Hermeneutik,英文hermeneutics)的基本概念.诠释学的先驱人物约翰·孔哈德·丹恩豪尔所著《圣经诠释学或圣书文献解释方法》(1645),最早使用"Hermeneutik"(诠释学)一词作为其书名,其本义是"文献解释方法".诠释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原本是一种解释技艺,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理论和哲学.作为诠释学范畴的诠释对象的文本,原来仅限于用文字写出来的作品,后来扩展到其他作品,乃至于凡历史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事件或现象非经解读则不能被理解者皆被当作文本来看待.相应地,诠释学中的诠释起初只是对文字作品的解释,后来发展到对存有诸多不同解释之可能的一切非自然的事件或现象的解释,其诠释功能最初只是说明文本原有的意义,后来更兼及说明文本在解释者所处时代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试论近年来劳动价值论争论的原因及现实意义

劳动价值论自创立以来就争论颇多.当前,我国理论界的争论集中表现在生产要素是否创造价值,科技和管理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以及现阶段我国是否存在剥削等问题上.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理论争论,在于理论本身和时代发展两个方面的原因.争论本身作为一种理论创新发展的途径,对经济社会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现实意义.     

走向圆融 --朱熹的理学诠释学原则探析

朱子的理学诠释学实际上是绾经学诠释与理学诠释为一途.经学诠释是基础,理学诠释是核心.本文着眼于探讨朱子理学诠释学原则,它分为两部分经学诠释原则与理学诠释原则.朱子的诠释原则受到来自经学立场与理学立场两方面的批评.     

批判的社会知识何以可能?——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诠释学论争与批判理论基础的重建

批判理论自诞生之日就为自身存在的基础问题所困扰。早期批判理论家对待基础问题持一种消极的态度。直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合法性才被认真地当作一个问题。在哈贝马斯通过对解放旨趣的论证为批判理论寻找到认识论基础之后,逻辑地确证批判与理性的内在关联就成为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基础工作的重点。与伽达默尔进行的有关诠释学的论战,是达成理性证成批判基础的关键步骤。从批判理论角度看,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有关诠释学的争论至少部分地将诠释学的兴趣引向实践哲学,确认了批判与反思在构建社会知识中的必要性。借助批判理论的诠释学维度,哈贝马斯为交往行为理论最终完成“基础重建”清理了地基。     

王夫之《诗广传》中的“性、情、理”思想探论

情理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其牵涉了伦理学与美学等诸多领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解答体现了中国哲人对"美善统一"与"情理和谐"的价值追求。王夫之对于情理关系的论述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本文对王夫之的诗经学著作《诗广传》一书进行解读,从王夫之对情的定义入手,进而分析"性、情、欲"三者的关系,最后揭示王夫之"情者性之情"与"天理人情原无二致"的情理统一思想,揭示了王夫之《诗广传》一书在诠释诗经时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讨论诗歌美学的诠释学特色。     

一部研究朱子经学的力作——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蔡方鹿教授研究中国哲学二十多年,在许多方面颇有建树。尤其对宋代理学用力甚勤,对朱子学颇有研究。自2000年赴台湾出席“朱子学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学术研讨会回来后,他潜心研究朱熹经学,历经四载,写就《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一书(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这是目前系统研究朱子经学的一本专著。这部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系统介绍了中国经学的历史发展,可作为简明扼要的经学史来读。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柢,是中国传统精神价值的载体,蕴含中国文化的精华。历代儒者均尊经注经,在本书中,研究经学史的价值也是整理朱熹经学的理论理路。本…     

诠释学:理解与误解

理解与误解并存于诠释活动中.在现代诠释学的三个向度中,由于本体论诠释学将理解本体论化,对于理解与误解之判已无关宏旨.而追寻方法论诠释学之鹄的是正确理解,就必然涉及误解问题,所以,施莱尔马赫又将诠释学规定为"消除误解"的艺术.但是,我们不能将误解视为纯粹的消极因素,从根本上说,只有阐明了误解的性质及其形成的原因,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被理解对象以及理解主体之本身.     

中国哲学的诠释学境遇及其维度

在引介和传播诠释学的过程中,也引发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联想性反思,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的丰厚资源能否得到开发和利用?如何把西方的诠释学和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思想表达结合起来?能否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诠释系统?这些问题正在引起人们的思考,不同路向和方式的理论建构工作也悄然展开.本文从西方诠释学的发展理路和当代境况入手,分析了中西"诠释"观念和系统的差异,认为中国传统的资源多半只能划归到"前诠释学"的形态,不能和当代诠释学同日而语.且就诠释的资质而言,因与自身传统的疏离化,使得当代的中国哲学在寻求诠释系统的建构时,资源并不显得丰裕.这种困境,加大了面对西方诠释学时有效理解和吸收的难度,使问题的处理变得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