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咸同时期士绅政治文化考察——以“团练”议论为中心

晚清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异象,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团练则是彼时地方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咸同军兴背景之下,很多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热议,既是士绅阶层对王朝危机的＂救道＂责任感使然,亦是士绅阶层对地方政治参与意愿的体现。＂团练＂话题之兴构成了咸同时期士绅阶层政治文化独特面相。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论嘉庆朝白莲教起事中的湖北基层社会士绅角色

嘉庆朝白莲教起事期间,湖北基层社会士绅率众登陴,积极堵剿白莲教军,担负起了地方社会的守望相助之责,有效维护了基层社会的安定团结。在保卫乡里的过程中,士绅参与下的湖北基层社会地方防御系统初步完成,在这些过程中,士绅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利进一步加大,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在身份上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呈现出向地方精英转化的趋势。     

晚清公局与地方权力结构——以重庆为例

公局是由政府临时设置、地方士绅控制的办事机构,其职能涵盖地方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赋税征收、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护等.在具有移民社会背景的清代重庆,形成了由八省客长(移民客商)与"三里绅士"(本地绅粮)分别掌握、领导的公局机构:保甲团练局与三费局,夫马局的管事局绅则经历了从客商到本地士绅的转变过程.本文以<巴县档案>为基础,详细勾勒了清代重庆不同的公局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的作用及移民/地方士绅为公局控制权而展开的争夺,提出认识晚清地方公局体制中的士绅的行为既要注意到他们利益的一致性,同时更要注意到其相异性.     

近二十年来国内明清士绅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士绅最终形成。士绅拥有知识和功名,享有国家赋予的种种特权,代表国家控制基层社会,他们在地方上也担负着多种社会职能,主宰着民众的社会生活,处于官民中介的位置。近二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士绅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士绅的内涵、地位以及作用等等。     

科举制废除后的乡村士绅

乡村社会的士绅阶层既拥有一定的科举功名,又有一定的财富,并且还是宗族中有影响的人,他们构成了乡村社会的精英.士绅们在乡村社会的领导地位是凭借其所拥有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资源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科举制的废除中断了士绅阶层的产生机制,然而在一定的时间界限内,士绅们凭借其所掌握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从而在新的权力机构中仍然居于领导地位,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仍然是乡村社会的精英.     

“经世”传统视野下晚清湖南士绅威权的建立与转化

湖南士人"理学经世"的传统,不仅使得晚清的湖南士绅群体富有"内圣外王"的士君子人格理想以及"心忧天下"的政治关怀,他们还在"实学致用"实践中,实现、扩张了地方范围内政治诉求、实现了由知识通往权力的转化过程。湖南本地书院的兴盛培养了一大批"经世"人才,湘军由此崛起,又反哺了湖南士绅群体,并进一步加强了其权力地位。随着戊戌维新时地方治理之实践在湖南发生,湖南士绅威权及政治需求在此时达到一个时期的顶点,清代乃至近代湖南士绅威权的产生、发展及转化过程中,湖湘学派、学风之中的"理学经世"传统的作用贯穿始终。     

明后期南昌西山万寿宫的重兴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

西山万寿宫的重新兴起,是明后期江西社会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本文将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置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探讨了作为地方社会新兴政治力量的党正、士绅与各级地方官员的相互关系,揭示了明后期地方社会权力体系与社会结构演变的趋势。     

近代士绅对基督教的认识与态度

近代士绅对基督教的认识与态度丁浩（南开大学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天津３０００７１）近代士绅是指以科举功名之士为主体,具有封建身份的特定社会集团。随着中国近代化发展和近代中国社会生活重心、价值定向的转移,士绅集团的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进而导...     

理念与现实的调和:宋代以降宗族重建思想的历史演进

宋代以后,宗族之所以能走向庶民化,其原因在于士绅—官僚阶层在宗法理念上的突破。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使得乡村社会重新面临再组织化的问题,原有的士绅阶层在此率先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出于现实的需要,提出了在士绅—官僚阶层建立宗族,之后又把宗族的理念不断推向了民间社会。从北宋到清代中期的长时段中,宗族重建的思想也从原有的家世延续的血缘团体组织向地方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组织单位转变。     

心理认同与士人结群:南宋庐陵士人的日常交游——以周必大为中心考察

日常交游是士人群体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活动。南宋庐陵士人云集,日常交游尤为频繁。在南宋政治、文学、思想和学术等领域表现全面的周必大,乡居庐陵期间与地方士人交游甚密,中年时期与胡铨"郊居从游几十年",晚年与杨万里的交游被誉为"庐陵二大老",他还邀约同甲、士人及门生到"平园"聚会。他们在实现心理认同的基础上"结群"交游,经由日常的走访、赏花、集会及诗文唱和等,构建较为稳定的交游圈,并在地方社会营造和传承颇具特色的文化氛围。     

赵抃与熙宁政局

赵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先后担任过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右司谏、知御史杂事、三司度支副使、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等要职,是北宋仁宗至神宗年间有着重要影响的官员。在熙宁政局中,赵抃作为旧党的一员,反对变法,与王安石在御史选任制度、青苗法和治理成都府等方面发生全面冲突。反复抗争无效后,他辞去参知政事一职,离开中枢。他的命运,是旧党士大夫在熙宁政局中命运的缩影。他与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冲突,也反映了专制社会政治的致命缺陷:缺乏协调机制的党争,起不到相互制衡,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周必大与《文苑英华》

为了修正已往校勘的疏漏和保存更多的文献,南宋丞相周必大在致仕后重新校勘、刻印了北宋著名的官方类书<文苑英华>.周必大的<文忠集>和同时代的其他文献证明:他不仅是<文苑英华>重刊的组织者,还亲自做了该书的校勘工作,并给予合作者以充分的尊重.     

中原文化与周亮工文艺观

周亮工仕清与其一贯追求的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和人生目标是一致的,其中孙承泽对他的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周亮工长期生活在中原,中原理学的濡染形成了他经世致用的儒学思想观,其文学、书画理论及创作体现了中原文化兼容并包、经世致用的特点。     

《民报》阵营分野与辛亥革命前后政治舆论的媒介镜像

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舆论动员涉及"革命"学理论证。《民报》作为话语系统,其对革命的表述策略在政治宣传中有集中的表现。《民报》被查禁本属媒介事件,引发巨大反响,并迅速演化成政治事件。查禁前后的政治语境及其相联系的舆论氛围尤其值得重视。章太炎主持下的《民报》逐步改变了早期激进与和缓的折中的办报路线,益发地偏左。这涉及革命阵营内部老同盟会与原光复会之间的分野,特别是孙中山与章太炎之间的矛盾。后来者常据此将《民报》停刊完全归结革命思想分歧的产物,实际上,《民报》的停刊有着更为广阔的政治背景,它关联世界范围内远东政治格局的变迁。面对中美、中日、美日关系联动中的利益抉择,为避免将清廷推向美国的怀抱,日本对清廷及革命者采取了均势外交策略。这亦是《民报》第二十四号暂时停刊的重要原委。《民报》被查禁事件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夕,《民报》被查禁的历程及局内、局外人解读,反映出革命元首与政治资源获取、日本外交策略及其对华政治舆论控制等种种联动关系造成复杂纠结的历史变数。     

秦穆公神话与秦国的谋晋用心

秦穆公"晋之妖梦"、"赐寿"以及"梦之帝所"三则神话为秦人所造,回顾了秦穆公东进与晋争地的史事,反应了秦人谋晋政治心态的变化。《左传》晋景公病亡故事也为秦人所造,借用了秦穆公神话的叙事元素,其讥贬晋君的倾向同样基于秦人谋晋的政治背景。     

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历史作用

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在所处社会政治生活和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稳定的政治文化,体现出四个主要特征:共同体主义的社会秩序意识;和为贵的政治心态;现实主义的历史秩序意识;强调传统与注重变化的并行不悖。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的政治文化对纳西族社会的功能和作用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促进了纳西族社会的政治发展;推动了纳西族社会的文化发展;促进了纳西族社会及滇川藏交接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     

秦可卿性格内涵系统论析——兼论其在小说结构中的作用

秦可卿在小说《红楼梦》中所占篇幅虽短,但在小说中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其性格内涵来说,她集林黛玉的自由心性、薛宝钗的温柔娴淑、王熙凤的精明强干于一身。就其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上来说,她处于小说叙事的枢纽位置,为整部小说之总纲。在其身上寄托了作者对人类理想生存状态的探索和这一理想无从实现的悲剧性精神命运。     

王邦直里籍与著述地点考辨

王邦直是明朝具有一定成就的音乐家与政论家,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与文化史上都占有一定位置。但是,对王邦直的生平情况目前还知之甚少。借助方志与族谱等资料,对王邦直的里籍进行深入考证,根据翔实的资料提出王邦直祖籍即墨王乾,但他主要生活在即墨县城很可能就是即墨东关,并在此完成了《律吕正声》的著述。     

赀刑变迁与秦汉政治转折

秦律赀甲、赀盾之制起码起源于春秋,所收为实物而非货币;体现了商鞅变法以后秦以军事立国的政治特点,与秦重农重牧的经济传统相一致,统一以后依然如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表明,汉律对秦律因革并举,将秦律赀甲、赀盾全部改为罚金,同时扩大了赎刑的施用范围,体现了秦汉由尚武到尚“文”的政治转折,在促进了经济复苏、减轻刑罚的同时,也进一步导致司法不公,弱化了法律惩罚和制止犯罪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