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与罗马娱乐生活之比较——兼论汉朝与罗马文明基因之差异

汉朝与罗马社会生活中都有较为丰富的娱乐活动.汉朝之娱乐活动多来自民间,罗马之娱乐活动多为当政者与贵族所提供.汉朝与罗马的娱乐活动中都不乏竞技性活动,但无论是活动内容还是活动旨趣都大相径庭.罗马的竞技性活动是社会娱乐活动中最重要、最受欢迎的内容,以角斗为代表的身体对抗是竞技主题,这种对抗既是表演又非表演,实质是血腥的绞杀.汉朝的竞技性活动只是社会娱乐活动的一部分,有身体对抗性竞技,但只是表演,非身体对抗性竞技是竞技性活动的主要构成.汉朝与罗马社会娱乐生活之不同,是由各自不同的文明发展道路和文明基因传承所决定的.罗马文明与汉文明都植根于农耕文明,但罗马在战争与掠夺中走上了殖民化的帝国之路,并以其公民为主体形成了寄生性的城市文明.汉朝则在实现统一的基础上造就了以社会整体为单位的典型的农耕文明,这是和平而非战争的文明,是内生而非殖民的文明,是自给自足而非掠夺的文明,这也是中国传统文明的重要基因构成.     

死亡盛宴:古罗马竞技庆典与帝国秩序

竞技庆典是古罗马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其血腥的样貌遭到后世的严厉批评。然而深入历史,这种对死亡盛宴的酷爱,并非是对当时文明观念的背离,它恰恰是罗马核心精神体系的自然产物。透过精心安排的仪式表演,竞技庆典体现出强烈的种族优越心理、社会等级意识和尚武倾向,是震慑敌人、安抚平民、塑造罗马身份、维护统治秩序的主要手段。吊诡的是,罗马衰亡的祸根也隐含其间。     

论伊达拉里亚人在罗马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伊达拉里亚人是意大利半岛最先进入文明时代的民族,关于伊达拉里亚人对罗马历史发展的影响和贡献一直为史家所关注。本文结合史学界相关观点,通过对伊达拉里亚人在罗马国家的产生、城市建设、凯旋仪式、角斗竞技及宗教发展的奠基等方面作用的评析,论证伊达拉里亚文明对罗马文明的发展所起的积极推动和催化作用。     

论前期罗马帝国元老院的重建

元老院是古代罗马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伴随罗马国家走过王政、共和与帝国各个历史时期。帝国初期重建的元老院不仅在罗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且对罗马帝国的稳固发展功不可没。重建的原因则在于罗马特殊的政治文化。     

古罗马"至尊战利品"考

“至尊战利品”是古代罗马史上一种较为特殊的战利品。它是罗马不断对外征战和激烈政治斗争的产物,其内涵随着罗马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演变,最终奥古斯都在建立元首政治过程中对“至尊战利品”这一概念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决定性作用。奥古斯都的行为使这一荣誉成为他自己树立个人及皇族权威的手段之一,体现出其元首政治中的中央集权性。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宗教观念与政治观念

宗教与政治在三个层次上发生关联,就罗马共和国而言,宗教观念对政治观念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公民大会与元老院扮演着不同的宗教角色;政治观念对宗教观念的影响主要是政治机构对宗教观念的制约.罗马宗教由于罗马的民主政治这种世俗力量强烈作用,几乎完全丧失了神化功能.     

重评《十二表法》

《十二表法》是古代罗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它是罗马平民与贵族两大阶层利益平衡和整合的产物。在罗马共和国早期,平民为了争取社会公正和与贵族平等的政治权益,开展了一场争取立法的运动,这一利益诉求通过颁布罗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而得以实现。这一事件成为罗马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罗马社会两大阶层通过这一事件开始消弭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差异,为打造罗马城邦共同体创造了条件;同时,《十二表法》确立了用法律形式治理社会的原则和模式,奠定了罗马宪政发展的基础,并对后世罗马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人们把《十二表法》称为罗马法历史中"独一无二"的立法里程碑。     

重评《十二表法》

《十二表法》是古代罗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它是罗马平民与贵族两大阶层利益平衡和整合的产物。在罗马共和国早期，平民为了争取社会公正和与贵族平等的政治权益，开展了一场争取立法的运动，这一利益诉求通过颁布罗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而得以实现。这一事件成为罗马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罗马社会两大阶层通过这一事件开始消弭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差异，为打造罗马城邦共同体创造了条件；同时，《十二表法》确立了用法律形式治理社会的原则和模式，奠定了罗马宪政发展的基础，并对后世罗马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人们把《十二表法》称为罗马法历史中“独一无二”的立法里程碑。     

奥古斯都的文化政策与文人的回响

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是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一方面,文学创作在政府的庇护下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当时文学的主流力量也与奥古斯都的社会改革政策相契合,显示出它的社会教育和价值引导作用,为新的政治秩序做出重要贡献。而奥古斯都宽松的文化政策,使得文人们虽然受到一定的政治束缚,但并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创作自由,罗马社会真实的精神状态也因此得到真实的反映。     

前梵二时代罗马教廷的外交传统

梵蒂冈作为当今世界领土面积最小的国家,政治与经济实力相对有限,为何在全球事务中依旧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毫无疑问这首先是由它作为一个国家和天主教中心的复合体地位决定的。1962至1965年间召开的"梵二"会议结束之后,罗马教廷实现了"跟上时代"的历史性转型,也借此维持了国际影响力。历史地看,罗马教廷在"梵二"之前悠久的外交传统,亦是理解梵蒂冈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从8世纪中叶教皇国形成以至1870年,教皇们和罗马教廷在面对其他政治强权时,依赖外交纵横捭阖以求生存和发展。经数世纪之久,形成了丰富的外交传统。在庇护十二(1846—1878年在位)于1870年成为"梵蒂冈之囚"后,教廷虽然失去庞大领地,世俗权力受到极大约束的教皇们仍旧活跃于外交领域。后世教皇们建立的外交网络和国际影响,成为1929年教廷与意大利政府谈判解决"罗马问题"时的重要筹码之一。1929年拉特兰条约签订后以至"梵二"会议召开前,罗马教廷虽然外交力量有限,但仍持续参与国际事务,且采用了现代化的外交方式,在国际外交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