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各阶层对孀居妇女采取的救济措施浅谈

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朝廷正式提倡女性为死去的丈夫守节,并对妇女从一而终行为进行表彰,从而建立了特有的专门针对女性的旌表制度。清统治者夺取政权后,继承了旌表制度。为了更好地维护旌表制度,有清一代从朝廷到地方,到家族,甚至个人都采取了一些救济措施,以资助孀居妇女养活自己、抚养孩子、赡养老人,从而最终实现妇女对贞节的坚守,达到朝廷提倡的对从一而终道德目标的追求。这也是有清一代节妇数量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妇女节烈旌表制度的衍变

妇女贞节旌表在春秋战国时代已见于记载,其后在秦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贞节旌表制度不断发展,宋元时期妇女贞节旌表制度日趋完善.明清时期,旌表制度远比前代受到重视,节烈表彰有严格的程序,按涉及的行政级别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表彰,级别愈高,其程序和过程就愈复杂.明清时期,中央旌表的门槛不断降低,旌表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表明统治者在主观上利用贞节旌表来维护家庭乃至社会稳定的意识不断强化,但客观上旌表的功能却在不断弱化.明清除了中央朝廷的旌表之外,地方政府也提供次一级的表彰方式,其程序较为简单,是中央朝廷旌表的有力补充.     

城隍神与土地神祭祀在清代豫北地区的争夺

清代因其特有的历史背景,民间信仰体系中的神灵已是人格化了的神,而不再是尚未实现人鬼结合的神。城隍神代表清代的朝廷意志,官府往往充当朝廷在地方实行社会控制的代言者和执行者。土地神则代表地方势力,既包括基层城乡民众,又包括对中央有离心倾向的地方乡绅。国家政权与地方精英在祭祀事务上时而合作,时而斗争。总的来说,在豫北祭祀的争夺中,官方占据优势。     

论清代在“苗疆”的法制策略

清代在苗疆的立法和法制策略是在经验摸索中逐渐成熟和完善的,在积极推行官方法律的同时,认可苗民的习惯法,实行有限的因俗而治。清代统治者根据社会情势、适用对象和案件性质的不同调整法律策略,决定规范的选择和适用,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多层级的法律体系,其中所蕴含的经验与智慧,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传统孝文化的传播与外延--以明代山东为研究对象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秦汉以后,孝德观念日益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尤其是宋明作为封建理学极力推崇的时代,更加注重对孝行节义的旌表,同时其传播途径也更加广泛,内容也不断外延,并且由此而形成了我国传统社会的孝文化。     

妇女节烈旌表制度的建立与沿革及其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女性曾经占据过生产和生活的主导地位。在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中，女性逐步由主导变为男性的附庸，与女性地位衍变相对应的是贞节观念的产生并逐步强化。妇女贞节旌表制度发展至宋元时期日趋完善。明清时期，旌表制度远比前代受到重视，明清节烈表彰有严格的程序，按涉及的行政级别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表彰，级别愈高，其程序和过程就愈复杂。明清时期，中央旌表的门槛不断降低，旌表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表明统治者在主观上利用贞节旌表来维护家庭乃至社会稳定的意识不断强化，但客观上旌表的功能在不断弱化。地方政府表彰程序较为简单，是中央朝廷旌表的有力补充。节烈旌表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对社会产生了双重影响。要对传统的贞节观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内涵，使其成为男女共同恪守的伦理道德。     

宋代孝文化述论

孝文化作为儒家政治文化的伦理根基 ,其本质核心是“孝治” ,即以孝治国安民。宋统治者推崇孝道教化 ,奉行尊老国策 ,旌表孝德孝行 ,并通过制订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打击各种不孝犯罪以及在官场人事制度中以孝悌品行举人选官、黜陟迁转官吏等等 ,都是“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内容。宋统治者大力推行“孝治”的结果 ,不仅形成了宋代民间社会讲孝行孝的浓厚气氛 ,而且把中国古代孝道文化的发展 ,推向了明清时代的鼎盛高峰     

清代松潘县“列女”群类型与旌表分析

"列女"群是史书记载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通过对清代松潘县"列女"群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首先,节妇的出身主要以贫困家庭为主,受到"汉番"杂居的影响,节妇普遍比其他地区更为保守。同样在节妇旌表上,松潘县社会更倾向于接受保守程度更深的节妇;其次,烈女主要集中在社会动乱时期,且更加容易被官方褒扬和祭祀,而在贞女方面,在强烈自我认同的态度下,贞女往往不会改变其意志,尤其在改嫁方面。     

孝文化与唐代社会政治

孝文化作为儒家文化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在唐代社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孝文化的核心是"孝治"即以孝治国安民,唐统治者普及《孝经》、旌表孝行、奉行尊老国策、设立孝名科目以孝举人选官以及制订严密的法律条文,对各种不孝犯罪行为予以惩处遏制等一系列措施,都是"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运用。有唐一代封建统治相对稳定,社会秩序相对良好,与唐统治者注重"孝治"所形成的浓厚孝文化气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清朝对湘西苗区的社会教育及其影响

[提要]清朝对湘西苗区的社会教育是清政府教化民众、稳定社会秩序、增强国家认同的重要策略。苗区社会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苗区社会教育主要包括宣讲乡约、尊孔崇圣、推崇名宦乡贤、表彰忠勇义烈、旌表孝义贞节、宦游官员著书立说、开展新式教育等七个方面,丰富了苗区文化内涵,使教化方式更加多元。苗区社会教育具有国家在场下的主导性、祭祀空间的整合性、教育内容的通俗性、教育内容和方式的针对性四个特点。清朝对湘西苗区的社会教育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认同,维护了苗区的社会稳定,使义行、孝行逐渐增多,孝义贞节观念逐渐植入。当然,社会教育也给苗区社会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     

清代民间纠纷调解的规则与秩序——以徽州私约为中心的解读

清代乡土社会存在着三种层次的纠纷调解,即民间调解、州县官方调处以及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半官方性质调解.在官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清代民间调解十分盛行且存在着内在的规则与秩序:参与民间纠纷调解的主体多、范围广泛;民间纠纷调解的形式灵活多样,家族调解享有程序上的优先权;民间调解的依据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除国家制定法外,儒家伦理道德和情理、家法族规、乡规民约、习惯、风俗等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代乡土社会的民间纠纷调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家法与乡土社会规则之间一种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矛盾统一的和谐秩序.     

社会评价论视野中的旌表制度

旌表是我国传统社会皇帝垄断的一种荣誉性权力符号,旌表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达到治国安民的社会效果.从权威评价活动的角度来看,旌表主要是通过对民意的引导使"天下归心焉".旌表是国家权力话语的民间基层表达,国家权力的触角通过旌表这种柔性的制度悄然伸入民间,从而达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试论清代社仓制度的演变

清代社仓的发展从时间上看呈现出明显的时段性特点,从初期的试行开始逐步发展,到乾隆时期达到顶峰,其后因种种因素影响,逐渐衰落,晚期又有短暂勃兴。从管理制度上看,朝廷倾向于官督民办,然而在如何解决社仓管理中官方干预过多以及贪污挪用、社谷借放涣散等问题上,似乎一直未找到好办法,这直接制约着社仓的发展和其作用的发挥。     

乾隆《贵州通志·列女传》考论

乾隆《贵州通志.列女传》记载了贵州自宋至清初14府11州31县600余名贞节列女,这些贞节列女大体可分为节女、烈女、孝女与义女四种类型。其中节女最多,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分析节女的守节,可知其面临父母、翁姑、外族及天灾等阻力。但节女多数仍摆脱了各种阻力,从而为夫家养老抚幼,为国家育人讽教。因此,国家采取了各种旌表措施来表彰这些列女,如旌表门闾、建坊立祠等。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也有不少列女未得到旌表。     

清前期广西边疆与泛北部湾国家的贸易交往

清代广西与泛北部湾国家贸易交往的研究重心落在边民互市贸易层面,对官方朝贡贸易研究薄弱。历史表明,官方朝贡贸易、边民互市贸易是清前期广西边疆与泛北部湾国家贸易交往的主要形式,其发展对清前期桂越边疆的开发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清代前期对历史的普及与传播——兼论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关系

清代前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历史的普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不仅私家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历史的教育与普及,而且官方也积极地加入进去,并对私家撰述在思想上起到引导作用,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压制。近些年来,学术界在评价清代前期的历史普及时,大多给予批评,认为没有什么贡献,也没有关注到官方与私家的关系,这是有失偏颇的。因此,研究清代前期的历史普及读物,必须考虑到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的关系,这样才可以得出恰当、合理的认识。     

论宋代吟咏书院诗 ——以华林书院和武夷精舍为重点的考察

北宋初文人吟咏华林书院诗,是对朝廷通过旌表华林书院恢复重建孝悌友爱的儒家伦理道德秩序意图的宣扬呼应。这些吟咏诗作,在宋代的家族、书院、政治和文学研究诸方面都有重要价值。南宋吟咏武夷精舍诗,是理学宗师朱熹和理学同道对武夷精舍的吟颂宣传。两宋书院诗都展示了书院的基本面貌和功能,也呈现出各自的时代性特征。关注点和吟咏者身份的不同,亦带来两宋书院诗的差异。     

清代巴县孀妇的再嫁问题探讨

清代加大了对守节妇女旌表的力度,但与此同时,大量处于社会底层的孀妇面对生存的压力,夫家的逼迫和他人的欺凌,选择了再嫁。而清代因为溺女之风盛行造成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有相当比例的适婚男子不能正常娶妻,这无疑又使孀妇再嫁变得更为普遍。这一切在巴县档案中都有所体现。     

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妃考述

妈祖作为民间神,在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占有一定地位。在朝廷赐额封号方面,明永乐初加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赐庙额曰“弘仁普济天妃之宫”;在祀典等级方面,洪武初已规范国家祀典,妈祖极有可能在当时已纳入朝廷祀典的“名山大川”之类,由地方官祭祀,永乐初妈祖正式纳入明代朝廷京都祀典,并至少保持至万历间;在祭祀规格方面,在都城建有国家等级庙宇,由朝廷每年定期遣太常寺官致祭,祭祀时配有乐舞。明代对天妃的官方祭祀活动除朝廷祀典与地方祀典之祭外,还包括了卫所官兵、外遣使臣的祭祀活动。     

从“千里长堤”兴修看清代社会权力的转移

"千里长堤"是清代在河北平原中部兴修的一项重要水利工程,始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主体形成于乾隆年间,并持续修缮讫于清末,至民国年间逐渐解体。在长堤修筑过程中,既有朝廷发帑修筑的官堤,也有劝用民力兴建的民埝,"千里长堤"的修筑方式既有"民堤官修",也有"官堤民修"。清代初期,朝廷借助发帑等方式积极介入地方社会事务。一旦长堤修筑完毕,维护成为常态后,国家将维护修缮权力交由地方政府,最终由地方士绅总领其事,民间乡绅遂由公共事务权力的执行者变为执掌者,伴随着权力上升的是清末民初浩大的地方自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