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和《离骚》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屈原否定论”

屈原这个历史人物的存在,本来是不成问题的.自廖季平提出“屈原并没有这个人”①以后,胡适紧步其后尘,又提出了“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②的问题.接着是何天行、卫聚贤、朱东润等推波助澜,③对问题越说越离奇。近来日人三泽玲尔也认为屈原是“想象中的作家”.④据说日本还有别的学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否定屈原.     

从颜回饮、渊明酒与扬雄茶管窥"宋调的生成"

颜回、 陶潜与扬雄是贫者、 隐者与学者形象的代表,相较于唐人对三者及其所饮水、 酒、茶的描写,宋人以"杯中无酒"关注并纾解着陶潜、 扬雄的寒素特质,又用"以茶代酒"提取与塑造了杨雄的学人身份.其中,黄庭坚首次以"有茶"调和扬雄"无酒"的困顿,促成了诗歌史上贫者、 隐者、 学人之复合形象的生成.同时,黄庭坚茶诗注重在茶事活动等过程性体验中灌注日常闲趣与人格精神,既有以禅入诗、 用典生新的意蕴,又多庄谐并出、 以俗为雅的笔法,彰显出追求知识、 纾解窘境的特质,乃宋调形成之关键.     

《汉书》为扬雄立传原因考论

清代学者黄承吉提出"扬雄《汉书》中不当有传"之说,张佩纶则贬斥《扬雄传》不伦不类。考察可知,二人所说皆有失偏颇。扬雄进入《汉书》与《汉书》的断限并不冲突,且符合《汉书》"非常之人"的立传标准。此外,联系《汉书》的成书过程及班氏父子的史学观点等因素,可推测《扬雄传》最早可能见于班彪《史记后传》,其后为班固《汉书》所采用。扬雄在《汉书》中受到殊遇,与班氏父子的私人情感有密切关系,亦体现了他们作为史家而兼文士的特点。     

中晚唐边塞诗论略

本文把中晚唐边塞诗作为一个整体同盛唐边塞诗相比较,认为中晚唐边塞诗不仅是盛唐边塞诗的延续而且有了新的开拓,在反映社会和政治现实方面更为敏锐深刻,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时代色彩,艺术风格上也别具特色。     

扬雄评司马迁之意义

扬雄作为汉代思想家,他对司马迁评价甚高,将其与孔子相提并论,但他并非完全赞同司马迁的观点。扬雄评价司马迁的意义在于:其一,扬雄标举司马迁在史学上的突出地位,实际上是公认其在史学的独立性,将史学与儒学并列起来;其二,他评司马迁"爱奇"、"多知"而"杂",首先是抓史学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批评的标尺,在传统史学领域具有代表性,也反映了司马迁史学的丰富性及其思想的特异性;其三,他评司马迁《史记》"实录",注意史学之记事行文的最基本问题是很重要的。但仅以"实录"而称"良史之才"失之片面,应当加上史学思想;只有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好,才可谓"良史之才"。扬雄的看法与评论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扬雄的姓

关于扬雄的姓,讨论甚多,大多以为应从“木”作“杨”。也有学者以为应从“手”作“扬”,但论证不很有力。本文从汉人取名方式、扬雄姓名的出处、后代扬姓人的认同、误“扬”为“杨”的原因等方面入手,并运用了不少新资料,证明扬雄的姓应从“手”。     

庄周屈原浪漫文学之再比较

庄周、屈原的浪漫文学,不宜再以消极与积极来区分、论衡和轩轾。他们的不同,主要只是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差异。首先是虚幻特色及风格特征的差异：庄周的浪漫文学基本上是纯然虚构的,而屈原的虚构幻想则是植根现实的;庄周的幻想是为说理服务的,而屈原的幻想是为抒情服务的。其次,从美学特征看,庄周、屈原的浪漫文学亦有明显差别：庄周的美学理想是崇尚自然,重视美的自然性;屈原的美学理想是崇尚真善美相结合的社会价值。再次,庄周、屈原浪漫文学的差异,还可从文化特征来加以观照：庄子的文化渊源是殷商文化,屈原的文化渊源是楚巫文化;庄子是哲人兼诗人,屈原是诗人兼哲人。文化渊源和文化角色的差异,也决定了庄、屈浪漫文学特色的差异。     

《离骚》与屈原的人才观

屈原的人才观,《离骚》中是反映最多也是最集中的,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离骚》中所见人才观,做一次系统的分析和全面的梳理,以期树立屈原完整的人才思想体系,通过对屈原的人才思想的解读与阐发,探求其对当代人才观的理论与实践、对社会各级各类人才的启示与裨益。     

屈原的思想和屈赋的价值

屈原,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屈赋,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时值金秋十月,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光辉节日之际,我们和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师院楚辞研究室《楚辞研究与争鸣》特邀编委、我省著名楚辞学者赵逵夫同志一起在本刊举办这次笔会,应该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 近几年来,一些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民族虚无主义,妄国把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烂灿文化一笔勾销,他们崇洋媚外,极力主张什么“全盘西化”,对中国民族文化和一些千百年来被人们热爱的诗人大加污蔑,把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说成“奴才诗人”,真是荒唐至极,数典忘祖。 最近,全国各行各业都在遵照党的四中全会精神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我们希望这次笔会能在深刻理解屈原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探讨屈原作品艺术价值的同时,通过学术研究提高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正确对待现实创作中古和今、洋和中、继承与创造等问题。     

读《屈原与他的时代》

读《屈原与他的时代》○伏俊连近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赵逵夫教授近四十万言的《屈原与他的时代》（１９９６．８）一书。该书由２３篇互相联系密切而又各成系统的论文组成,围绕屈原生平和时代中的关键问题重点进行探讨,用详实的材料和精密的考证回答了屈原否定论者...     

龙脉、水脉和文脉——唐代曲江在都城长安的文化地位

从《忆长安》等唐诗证明,在唐代诗人的城市印象中,唐都长安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是曲江,因为曲江系盛唐文脉所在,那里有全体长安人共同参与创造的崭新而又开放的文化。龙首原是唐长安城的龙脉,曲江是唐长安城内最大的湖池,构成长安城的水脉。曲江之所以能成为唐长安城文化中心(文脉),是因为她正位居唐长安城的龙脉与水脉的交汇处。     

论唐代的献诗

在唐代,献诗大略可分为两种,一种具有讽谏性质,另一种则是歌功颂德之作。有官职的人献诗为依例上奏,无官职的人要投匦上奏。人们热衷于献诗,是因为通过献诗可以得官或得到高名。边将献乐往往选取或截取当时著名诗人的诗作作为歌词,其歌词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而献诗则是诗人一时之作,歌颂之作较多,文学性往往很差。     

“诗史”精神的确立——杜诗在唐末五代的接受探析

相似的文人命运使唐末五代文人首先确立了杜诗的"诗史"地位,并效仿之创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其时,政治的腐败使文人大多得不到重用,故杜甫的讽喻手法及寓议论于叙事的艺术手法也被唐末五代文人继续发扬,尤其突出的是托古讽今的咏史诗和韦庄对杜甫的接受和仰慕.     

论唐代广州内外港与海上交通的关系

唐代广州港分为扶胥港等外港和广州城等内港。扶胥港是中外商舶进出广州的必经之地,人们在此停泊一般与参拜南海神庙有关,扶胥港在中外商贸活动中作用有限。但其在护卫中外商贸交通,保证海上丝路畅通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与海上交通密不可分,广州城港不仅可利用珠江与广大腹地相连,而且直接与海外交通。广州城内外的相关官署和海阳等馆驿大都位于沿城南、城西的水滨,与海外贸易交通有关。唐代中后期历任广州地方官员的贪廉都对外贸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北宋诗坛对唐诗模本的选择与改造

北宋诗坛对唐诗模本的选择与改造,主要体现在三个步骤中:第一,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对唐诗传统选择接受;第二,在"诗文复古"运动中,唐诗范式逐渐转换;第三,伴随杜甫"诗圣"观念的变化,杜诗作为经典范式得以确立并开始被片面张扬。上述这几个步骤与方面,最终促成了宋诗的成型。     

《唐史所见张建章其人》辨析

陈光崇先生在《唐史所见张建章其人》一文中,对晚唐著名官僚张建章的生平事迹、著述情况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对前人的一些说法亦作了必要的补正。然而,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陈先生的论文存在着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例如:《北梦琐言》的记事与成书时间,《旧唐书》中关于张建与《北梦琐言》中张建章的关系等略有疏失。在钩稽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张建章墓志所记载的事迹,对其论文中的说法进行辨析,订正了一些讹误。     

六朝至唐取士标准的调整与中唐士风的转变

六朝至唐代的选官标准主要有经术、德行、辞章和吏能。初盛唐时期这些标准有论争也有融合，如儒学派批评辞章派体性轻薄。在张说、张九龄的引导下产生了以兼擅礼乐、文章为特征的盛唐文儒，是经术、辞章两项标准的融合。盛唐文儒不屑吏事，和李林甫代表的吏能派产生过论争。“安史之乱”后，出于整顿士风的需要，德行成为首要的取士标准；“黜华用实”的用人政策和经世之学的兴起使吏能受到重视。贞元、元和时期，德行、文章、吏能三项标准趋于融合，“君子儒”成为理想官员的人格范式，这对中唐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试论唐宋元小说戏剧中的青楼故事

唐宋元小说戏剧中的青楼故事是时代造就的产物。唐传奇中的青楼故事是唐人冶游体验的产物 ,不过却于浪漫之中反映了唐代的士族门阀政治。宋代青楼小说说教意味浓重 ,也透露出市井气息。元代青楼戏剧是元人的白日梦 ,体现了落泊文人对功名和风月的幻想。     

从风骨到政教：盛唐中唐对建安文学的接受

盛唐人对建安文学的接受注重风骨,中唐古文家和新乐府诗人对建安文学的接受则强调政教。这种接受差异表明接受者的心态发生了"向内转"的深刻变化。     

论唐代服饰及夷夏观的演变

唐代服饰有胡服与华服之别,胡服为北方少数民族所穿着,并影响及于唐人者,华服则为沿袭华夏民族自古以来所习用之服饰。唐代服饰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唐初至开元、天宝末,以胡服为时尚,胡风盛极一时;中唐贞元、元和以后,直至唐末,虽华服与胡服并存,但已逐步恢复汉魏以前的旧观,华服渐盛,胡服为人们普遍厌弃。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唐人审美风尚的演变,其背后则潜藏着唐代夷夏观的变革,对后世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