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族鸟)和他的小说

本文勾稽史料,考述张生平,补两《唐书》 传之不足.由《朝野佥载》论张之思想品性,可见两《唐书》所说 "性燥卞"、"罕为正人所遇"虽有一定因由,但正反映了他嫉恶如仇、不同流俗的个性,而其小说《朝野佥载》也具揭露社会、抨击时弊的进步性.同时,将其小说《游仙窟》置于小说史的流程中考察、评品,指出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篇严格意义上的世情小说,具有开创的意义.     

张鷟史事考辨

张鷟景云初任职为岐王属非岐王参军；证圣中张鷟任监察御史的途径非制举,乃吏部考选；张鷟仕途两次受贬.第一次在武周时任监察御史,因无士行被姚崇所恶遭贬.第二次在开元初因出使岭南受遗,事发,诏赐死,后经援奏,改为流岭南.两《唐书》、《桂林风土记》所记张鷟受贬的史料皆不确.张鸷卒官于龚州长史,非司门员外郎,今本《朝野佥载》所记率更令非张文成.     

《朝野佥载隋唐嘉话》补注

袁宪先生校注的《朝野佥载隋唐嘉话》间有未是未尽处,本文为之商补。     

枯树·暮年·南枝之思——庾信《枯树赋》新探

《枯树赋》是庾信的一篇很具个性的咏物抒情小赋。但是,《枯树赋》究竟写于何时?它的主旨究竟是什么?历来很少人进行深究。因而对于此赋的主题和寄托,自给《庾子山集》作注的清人倪璠认为是“乡关之思所为作也”,并引唐人张鷟一段话进行说明后,不再有人执异议或进行新的补充研究。倪璠引张鷟《朝野佥载》云:     

张鷟事迹系年考

张鷟,字文成,自号浮休子,深州陆泽人。他是初唐时期著名文人,当时号为“天下无双”。其诗文著述,“晚进无不传记”。他的文名,甚至远播海外,新罗日本使者每到中国,都要重价搜求他的作品。他现存的著作有《游仙窟》、《朝野佥载》和《龙筋凤髓判》。《龙筋凤髓判》是现存最早的唐代判词专集,所载判词百首,均为骈文。治史者可藉以考见唐代选曹以身言书判取(?)的大致规模,治文者则可以从中窥见古代案牍文字偏用骈文的早期痕迹。《朝野佥载》为笔记小说,其中保存了不少初唐史料,多为后代史家所取资。《游仙窟》是最早成熟的传奇小说。在题材内容方面,它摆脱了六朝志怪的神怪色彩,将世俗社会的日常生活引入了小说领域。在艺术形式方面,无论是人物情节的完整集中,还是细节描绘的生动细腻,都不是粗陈梗概的六朝志怪所能比拟的。它的韻散交杂的语言     

此“和亲”非彼“和亲”

研究了《朝野签载》和《资治通鉴》中的相关材料，通过了解历史事实，对《朝野签载》中两个看似相同实则涵义并不同的“和亲”进行了探讨，指出了两个“和亲”的不同之处。     

《大汉和辞典》释文引用书证之误

(一)书名与姓氏之误《重选》词目下释文引:“《唐书·元稹传》:‘贞观以来,保傅皆宰相兼领,余官亦时重选。故乌周恨位高不为司议郎,其验也。’”查这段引文,实出自《新唐书·元稹传》,并非《唐书·元稹传》。又“马周”误作“鸟周”,唐人姓氏无作“鸟”者。 (二)引文节略不当,语意不明《量地》词目下,释为“测量土地”。所用第二个书证,引《汉书·文帝纪》:“计民未加益,以曰量地。”     

两《唐书·地理志》户口资料系年——兼考《通典·州郡典》户口之年代

《通典·州郡典》十四卷,颇为详尽地记录了唐玄宗天宝初年各州郡的地理情况和户口数字,并与两《唐书·地理志》所载户口数各各不同,是研究唐代人口史的重要资料。对其户口年代加以确定,很有意义。有的同志参照《新唐书·地理志》所言“天宝元年”之数,推断《通典》所载为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之户口数。经过分析考证,我们认为《通典·州郡典》所载户口当为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之数,而两《唐书·地理志》所载户口则系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之数。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现略陈管见,以就教于诸位同志。     

论太阳鸟神话中的日鸟同一性

太阳鸟神话因《山海经》中的“载日之乌”为人们所熟知,那么,太阳中为何有只鸟？其实,在太阳鸟神话中,太阳鸟是太阳的象征、代称或喻指。一方面,在我们熟知的“日中有乌”神话文本出现之前,史前出土文物和图像中已有反映太阳和鸟关系的历史证据,无论是单鸟与日图,还是双鸟、四鸟、多鸟与日图,鸟均是太阳的化身,指称太阳在不同时空位置所表达的文化意义。另一方面,“玄鸟生商”神话反映的是商部族的太阳崇拜,神话中的玄鸟也被认为是燕子或凤凰,三者都是太阳鸟,故事情节中的帝喾乃是日神,“台”“桑”等也具有太阳崇拜的特征,“玄鸟生商”神话是太阳作为图腾崇拜故事化后的演变形态。因此说,太阳鸟神话中的太阳和鸟具有同一性。     

唐韦君靖“节度使”辨正——与《大足石刻〈韦君靖碑〉题名研究》作者商讨

唐刻《韦碑》与静南军节度韦君靖，唐史失载，史家多认为可补《唐书》之阙如。“王文”首以“韦君靖乃东川一部将耳”等由，对其“节度使”身份提出质疑。本文据以考征、探索，印证韦君靖“都督带使持节兼军号”的节度身份，无可置疑。     

此“和亲”非彼“和亲”

研究了《朝野签载》和《资治通鉴》中的相关材料,通过了解历史事实,对《朝野签载》中两个看似相同实则涵义并不同的和亲进行了探讨,指出了两个和亲的不同之处。     

初唐四杰年谱摘要

骆宾王,字观光,婺州义乌人。骆宾王的字、号,两《唐书》本传皆无明载。《金华府志》、《义乌县志》以及义乌《骆氏宗谱》收录的众多明、清人撰写的骆宾王传记、碑文,均称“骆宾王,字观光”。证以《易·观》“观国之光,以利宾于王”语,既名“宾王”,则取字“观光”,似属可信,今从之。义乌,本秦时乌伤县,建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唐武德七年(624),更名义乌,一直沿称至今。现为浙江省义乌市。     

关于《渤海国记》

靺鞨族大氏所建立的渤海国,其族系,《新旧两唐书》说法不同. 旧书《渤海传》:“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新书《渤海传》:“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一称为高丽别种,一称为靺鞨附高丽者.金统??先生《渤海国志长编》卷十九《丛考》对此依违两可,他开始似乎倾向旧书的说法,但接着又说:“考粟末靺鞨为勿吉七部之一,居于长白山之北,高丽盛时盖已并而有之……高丽既亡,大氏一族迁于营州,后来李尽忠之乱,东渡辽水,保聚于东牟山,北即粟末故地,去大氏所居故地亦不远,其所治之民亦多仍粟末部之旧,故旧新两书皆以粟末靺鞨称之……总之,大氏一族初附于高丽,     

汉魏至宋元小说批评刍议

我国古代的小说批评,直到明清两代才日渐成熟,但从汉魏至宋元1000多年内,许多文人学者对“小说”的认识和批评,已有不少引人注目之处.现抉其要,略作爬梳,以就正于方家.一、小说观念的萌发和演变在先秦诸子的言论中,“小说”与“小家珍说”、“小道”的含义比较接近.如《论语·子张》篇载:“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这段话被后代小说批评家屡屡引用,但多作孔子言论,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如《庄子·外物》篇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如《荀子·正名》篇谓:“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     

清编《全唐文》作者小传补正二则

(1) 该书卷一三四第一三五六页(中华书局版)“房彦藻”条云:“彦藻事李密,为右长史,后从密归唐。”今按:《通鉴》卷一八五第五七七四页(中华书局版)载,武德元年二月,“李密遣房彦藻、郑颋等东出黎阳,分道招慰州县。……彦藻还,至卫州,贼帅还王德仁邀杀之。”然两《唐书·高祖本纪》、《通鉴》卷一八六第五八一六页俱载,武德元年十月,李密率众降唐。此时,房彦藻已亡八个月,岂有“随李密归唐”之理;故,上引史书均未言及此事。清编《全唐文》的编纂者,未细检史料,铸成大错,须当厘正:房彦藻死于李密归唐之前。     

安禄山讨契丹败退路线小考

天宝十一载(751年),安禄山率兵讨契丹大败而归。对其败退路线,《安禄山事迹》卷上载:“矢中禄山鞍桥,鞭弭俱弃,簪履亦坠,独以麾下二十骑走,上山苍黄,陷于坑中,男庆绪、麾下将孙孝哲扶出之。又战数十里,会夜,追骑解,遂投平卢城。平卢骑将史定方领精兵三千赴之,契丹知救至,遂解围而去,禄山方得脱。”两《唐书》《安禄山传》在记叙此事时虽文字相异,但意思相同。据此安禄山败退后,夜投平卢似无疑问,其实距史实真相相差较远。 先看一下安禄山的出师路程。《旧唐书))(安禄山传》载,公元751年8月,“禄山并率河东等军五六万,号十五万,以讨     

《朝野佥载》口语词杂释

唐人张鷟的笔记小说《朝野佥载》,以当时人的身份记录了当时百姓生活的所见所闻,口语性很强,成为研究唐代口语的珍贵语料而受到汉语史研究者重视。这里选取词目的依据是各家辞书或专著未论及的词、词义或已论及但义项不全者;专著或辞书已收录但例证较晚或例证仅限韵文或孤证者,这对汉语词汇史及大型辞书的编撰具有补正作用。     

孙樵生平及孙文系年

晚唐时期著名的古文家孙樵的生平事迹,除见于其文集《自序》外,典籍所载甚少。新旧《唐书》均无传。《资治通鉴》卷二四九载: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六月,“进士(孙樵大中九年登进士第,此称“进士”,误)孙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而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撰。……”此盖节录孙樵《复佛寺奏》文,其余亦不见载。此后目录书籍所记孙樵生平,多源于《自序》。据孙樵《自序》及其文集所反映之情况,可知孙樵出身于“代袭簪缨”的官僚家庭,关东某地人。家中有藏书五千卷,“常自探讨,幼而工文”。开     

唐代方伎之士与科学文化——读《旧唐书·方伎传》

儒学之士、文艺之士和方位之士,构成了唐代文化知识阶层的三大类别.旧新《唐书》里各有《儒学传》、《文苑(艺)传》和《方伎(技)传》,分别地记载他们活动的事迹。明代闻人诠在重刻们日唐书》序中说:“《儒学》、《文苑》,表以著达;《方伎》、《隐逸》,兼以察微。”历来“著达”者引人瞩目,而“察微”者则往往被人忽略。其实,不细读《方伎传》,就难以总结唐代科学文化的某些历史特点。对它加以应有的重视,将有助于唐代文化史研究。     

《论诗经》(续)

再次,我们看《诗经》里描写周王朝及其祖先兴起的历史.这些诗篇,有的具有神异色彩,有的是夸耀功德,但实际上保留了一些母系氏族社会的面影,描写了周部族与外族的斗争以及周王朝的兴衰过程,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大雅·生民》写周代始祖后稷诞生的奇异及其对农业的贡献.他是姜嫄“履帝武敏歆”,因之“载震载夙,载生载育”,而“时维后稷”的.所以姜嫄不敢养他,把他抛弃,但弃而不死,是:“诞置之隘巷,半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讦,厥声载路.”接着写他种各种庄稼,是“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搞(禾遂)(禾遂),麻麦幪幪,瓜瓞唪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