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与老年人精神保障

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各阶层、各群体的福利状况共同改善的基础之上的,社会应全面关注老年人的需求,为老年人提供完备的老年保障体系。我国的老年保障制度主要是一种经济保障,精神保障相对缺乏。建立老年精神保障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它有利于老年人自身的身心和谐,促进老年人的生存与发展;有利于改善老年人社会管理,促进代际和谐与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国老年照料服务体系构建及需求量预测——以上海为例

快速老龄化和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给我国老年照料服务带来严峻挑战,文章拟构建一个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的照料服务体系来应对这一问题,并对其服务压力进行预测。将五种照料资源整合成为六种可以流转的照料模式,形成完整的照料体系,并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估算老年人口对每种照料模式的需求比例,加入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以上海为例模拟老年照料服务需求量和结构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上海老年照料服务需求总量在2020年前会经历一个快速增长阶段,相对于传统的养老体系,新体系的发展使养老和护理床位需求量分别减少约70%和75%。     

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政策协调问题——以计划生育为例

授利、造福、方便于民的普惠性惠民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手段。但惠民政策的政策过程不尽完善,以致若干惠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不利于基本国策执行的导向。这其中尤以计划生育政策受到的影响最突出。文章列举若干惠民政策,总结其对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根据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从政策过程理论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制度成因:未建立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以致"国家义务部门化",基本国策的主要执行部门在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参与力度不够。在借鉴国内外惠民政策协调经验的基础上,建议建立以"国策上位、区别优惠"为特征的基本国策协调机制,从惠民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各个方面强化基本国策主要执行部门的参与。     

构建以老年人健康为中心的多元化养老体系

养老模式的选择要以“老年人健康”为第一目的,在这个前提之下,综合考虑老年人年龄结构、身体状况、经济来源状况、周边资源环境、家庭结构等结构性要素,使个人、家庭、社会和政府的有效资源得以充分利用,从而为老年人的养老生活创造一个适宜的微观和宏观环境。本文在前人研究数据的基础之上,通过分析说明,以老年人健康为中心构建多元化养老模式体系,并充分考虑上述各结构性要素的影响,是我国养老模式的重要方向。     

中国老年人参与互联网金融影响因素研究——以理财产品为例

互联网金融是老年人减少金融排斥,享受普惠金融的重要途径。但是目前我国老年人对互联网金融的优点认识不足,参与率过低。为探究中国老年人参与互联网金融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年数据,从个人禀赋、家庭支持和区域发展三个角度构建了多维解释模型,使用分层Logit模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受教育程度高和金融素养高的老年人参与互联网金融可能性更大;第二,家庭总收入越高、与子女同住和与孙辈同住均可提高老年人参与互联网金融的比例;第三,信息社会化指数越高省份的老年人越容易参与互联网金融。第四,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个人禀赋的影响减小,而家庭支持和区域发展的影响始终显著。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城市高龄老年人的医疗问题调查——以湖南省长沙市310位高龄老年人为例

随着我国人口的高龄化,高龄老年人的医疗问题日益凸显。实地调查表明:他们的身体状况不好,医疗支持不够,对医疗的满意度不高。因此,依据城市高龄老年人的医疗现状及其对医疗的心理预期,改进和完善城市高龄老年人的医疗支持体系势在必行。     

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厦门市为个案

基于2007年下半年对厦门市城区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调查数据分析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调查表明,与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厦门市城区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88．3％的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满意：二元logistic回归的conditional forward分析显示影响厦门市城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从高到低依次为经济够用程度、子女孝顺程度、日常生活方便程度、婚姻状况、心理状况,logistic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为34．2％。     

老年人个人消费和家庭消费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海淀为例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在北京海淀组织进行的“2010年海淀区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对老年人口的个人消费与家庭消费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个人消费方面,年龄、受教育程度、家中花钱谁做主、经济状况自评对个人消费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经济自评和居住方式会对老年人的家庭消费有显著影响。     

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与老年社会福利设施建设——以南京市为例

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及相关资料,分析南京市人口老龄化现状与发展趋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老年社会福利设施建设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建立了老年社会福利设施需求预测模型,并对未来养老机构床位需求规模进行了预测,并对如何加强老年社会福利设施建设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老年人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的变动趋势——以上海市户籍老年人为例

上海市户籍老年人的余寿在1998～2013年间不断延长,但是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则由1998～2008年的增长转变为2008～2013年的下降。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在1998～2003年遵循"功能残障扩张模式",2003～2008年则遵循"功能残障压缩模式",2008～2013年又遵循"功能残障扩张模式"。1998～2008年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的上升主要是死亡率的下降造成的,其中1998～2003年生活自理率的下降作用被死亡率的下降作用抵消,2003～2008年则是死亡率下降和生活自理率上升共同促进其增长。2008～2013年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的下降主要是由生活自理率的下降导致的,其抵消了死亡率下降带来的增长。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技术的进步及医疗保障体制的实施等均影响老年人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的变动。上海2008年以来人均医疗保健费用支出的飞速增长可能是生活自理预期寿命转变的体现。     

关注人口安全，促进乡城人口流动与农村社会协调发展

人口安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人作为社会的主体,人口安全既应该包括自身结构和功能的协调,也应该包括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等的和谐,使他们处于可持续的发展状态。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规模迅速增长,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工作,出现了与城市和农村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给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流动人口与农村社区发展的协调问题,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大量的人口流动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同样也给农村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包括养老、儿童教育等多个方面,关注流动人口给农村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乡城人口流动与农村社会的协调发展,对于解决我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人口素质在和谐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人口素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相联系,又给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巨大的推动作用。和谐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口素质的提高。充分认识人口素质在和谐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将利于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人口素质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社会整体水平的提高,加速和谐社会的发展;人口政治素质能够调节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人口身体素质能够推动经济进步,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人口综合素质能够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提高人口素质观的认识,确保和谐社会的发展。     

科塞的冲突功能思想及其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科塞认为:冲突会造成社会动荡,但是冲突也有积极的社会作用,冲突促成整合与新结构,一定程度的社会冲突有利社会稳定,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     

我国老年弱势群体的现状及救助对策分析

在社会转型期过程中,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断裂,弱势群体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大规模的、全局性的和深度性问题,再加上现今老龄化的日益严重使得此问题在弱势群体中显得更加突出。本文拟通过对老年弱势群体状况的分析,从法律、社会政策、社会网络以及人文关怀几个方面对老年弱势群体救助对策提出几点建议。     

空巢老人心理需求与老年社会服务发展探析——基于南京市鼓楼区的调查研究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劳动力人口的流动以及人们生活观念与方式的变化．家庭结构逐渐核心化和空巢化,空巢老人越来越多。为了预防空巢老人心理痰病,提高老年人适应能力和心理素质,我们对南京市鼓楼区独居空巢老人及其社区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了解老人的心理需求和南京市老年社会服务发展现状,提出应逐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社会服务支持网络,发展老年社会服务,实现者年人的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促进社会协调发展。     

风险社会中的人口安全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本文论述了风险社会、人口安全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风险社会的来临和人口风险的增加引发了人们对人口安全问题的关注。人口安全问题在风险社会的视域中具备了全新的理论内涵,作为风险社会的有机构成,它包括了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与人口健康、人口分布与人口迁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在风险社会中规避人口风险、维护人口安全,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建设和谐社区，抓住外来人口管理的战略环节——以成都市金牛区为试点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在对四川省最大外来人口聚居地成都金牛区进行全方位调研的基础上,探讨了金牛区外来人口的基本状况及其对城市外来人口管理的新挑战,并提出了建设“和谐社区”这一外来人口管理服务的新模式。     

Household extension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Using data from a 1987 elderly survey, this study examines 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expressed preferences for the patrilineal extended family as factors affecting coresidence among Chinese elderly. Consistent with expectations, three quarters of the elderly live with their children and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extended households are with a married son and grandchildren.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Asian developing nations by illustrating the role of a government supported pension system in explaining prior perplexing results for urbanization, by documenting the role of preferences for the patrilineal extended family and by exploring earlier suggestions that factors vary by marital status. The greater vulnerability of widowed elderly is shown not only by higher rates of coresidence, but also by interactive effects with economic resources, age and number of sons.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郊区的社会变迁调查——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郊区在传统的农业经济向现代的工业经济转变中,作为传统的农村社会和现代的城市社会冲突最为直接和最为激烈的地区,其经济、文化和社会组织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不稳定性,与之相对应的是社会变迁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利用城市化社会变迁的一般理论,在对兰州市城市化过程中城市郊区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对城市郊区出现的途径,土地资源的转化模式,城市化社会制度变迁与工业化的关系,城市郊区人口的构成、流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论“三关爱”理念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长春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并落实了“三关爱”的工作理念。“三关爱”既是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做的努力,又是和谐社会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