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的现代性及其现实意义

现代性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总体转变"的历史过程,百年来引致了社会制度结构的转型、知识价值理念的重估与个体心性结构的变化.现代性转变给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使自身陷入"多重隐忧".在现代性的中国语境下培育和谐社会,必须充分重视现代性问题,并摆脱西方错误的现代性建构模式,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克服现代性问题.     

乌托邦视角的现代性反思

由于放弃了超越性的终极价值层面,现代性的社会理想凝固化为实托邦,成为"单一的现代性",隐藏着"现代性之隐忧"。走出这种现代性困境,需要突破意识形态框架,在现代性与乌托邦的相互关联中,使现代性成为"一项尚未完成的规划"。一方面,从乌托邦维度开启现代性的诊断与治疗,享受现代化的积极成果,试图走出困境和出路;另一方面,运用现代性语境中的普世价值,乌托邦思想本身从目的转向过程,形成人类实践活动中的"辩证乌托邦"观念,发挥乌托邦观念的积极意义。     

公众家庭: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基于丹尼尔·贝尔文化诊断学的一种考察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方现代性的隐忧日益凸显出来,这些弊端并不囿于政治场域,而是蔓延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领域。针对于此,丹尼尔·贝尔从文化诊断学的视角进行了剖析,他将资本主义社会化约式地解构为技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指出现代性的隐忧肇始于这种结构性矛盾,尤其是文化领域与技术—经济领域之间的断裂。为此,他认为问题的解决出路是建构公众家庭,不过贝尔的公众家庭并不是完善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流于一种"想象",也就是说公众家庭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现代性隐忧与儒家道德学说体系之重构

"现代性隐忧"在当代中国社会引发出一些道德难题。功利与价值关系的矛盾,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失衡,公平与平等关系间的不协调以及国人道德观中出现的"异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与主体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依据儒家道德学说对"现代性隐忧"进行化解,存在较大可能性。但传统与现实间的张力又促使儒家道德学说必须进行体系重建。重新诠释道德范畴内涵,将"德得相通"原理与和谐社会建立相联系,在新的意义层面托举"内圣外王",显然是体系重建中一个较佳的路径选择。     

“以中国为方法”——对中国现代性的重思

目前时兴的"现代性"话题实际上是在西方语境中被提出与阐释的。伴随着中外诸多学者对现代性的隐忧进行的多方面质疑,"谁的现代性"这一提问再次触及到了文化中心主义问题,中国现代性的构建离不开中国语境,多元现代性的提出调和了现代性的普遍价值和民族传统的关系,重建精神主体性,重思中国近代思想的流变,才是中国现代性独特的"剧情主线",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对象是考虑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思路。     

心灵秩序的“三化现象”及其矫治

社会转型期深层、深刻、深度的整体性、系统性、结构性变革,引发了社会局部道德问题叠加发酵的"蝴蝶效应",现代性道德困境引发了人的心灵秩序的时代隐忧和社会表征,并逐渐聚合和集中呈现为人的心灵秩序的功利化、碎片化和冷漠化。社会进入新时代的显要标志,首先应该是人具有美好心灵、追求美好人生、共享美好生活。因此,整个社会要更为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灵魂深处、心灵滋养的真正需求和合理诉求,透过人的心灵秩序隐忧这一社会转型特殊现象,多维探析其外在表征和发展样态,科学揭示其内在机理和实践逻辑,合力净化整个社会生态,协同优化人的心灵秩序,努力建构起契合新时代特质、彰显新时代精神、供养新时代思想的心灵秩序,从而真正推进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最终实现整个人类幸福而美好的意义。     

重寻集体性与文学共和——为什么要重读乌热尔图

乌热尔图的小说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猎人"和"森林"的独特意象,又具有超越于生态文学或寻根文学的意义。通过对其文本的细读,可以发现他的代言式叙述彰显了听觉文化的平等观念,在自杀故事中讲述了风险社会中的现代性隐忧,而解决隐忧的方法则是走向一种对于集体性的重新寻找和自我表述的诉求。这种对于集体性的重新张扬有别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那种社会主义人民的集体性主体,而是在后者解体之后寻找到族群文化的归宿,从而提供了一种精神的栖息之地,形成了一种返魅的文学,具有文学共和的潜质。     

协同育人视域下家庭教育的离场与复归

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组织化教育的原型,家庭教育在较长时间内是人类社会主要的教育形式,肩负着培养儿童成为社会人的职能。但随着社会发展,家庭教育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现代性浪潮的冲击,在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两种动力机制作用下逐步向学校教育作出让渡,出现了“脱域”,其“在场”的教育意义被虚化。对现代性的反思中,家庭教育重新返场,在“结构—制度—文化”动力框架作用下“嵌入”到教育场域中,为教育之现代性“隐忧”祛魅。构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共同在场”的育人共同体,是家庭教育的发展愿景：以共建逻辑型构家校育人制度共同体、以共享逻辑培育家校育人理念共同体、以共治逻辑形塑家校育人行动共同体、以共鸣逻辑筑牢家校育人情感共同体。     

审美主义的“现代”定位及其“后现代”发展逻辑

审美主义当下已经成为了国内外理论界的热点话题。审美性和主体感性之间的同源与本质性联系是在现代语境中产生的,因而和现代性有着密切的联系。理性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其极端发展呈现出了弊端,审美主义的出现反映了现代性的自反和反思的内在能力,它的感性纬度被用于对抗理性的控制,然而感性过分扩张,往往也存在危机。通过分析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之间多重矛盾复杂的关系对审美主义进行现代定位,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后现代发展逻辑,后现代社会呈现了许多审美扩张的极端表现形式。可见,必须集合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才能最终完成现代性事业的理想。     

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政治意蕴

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政治意蕴是马克思区别于其他现代性理论的核心。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这种关系切入现代性理论,一方面深化了政治哲学的研究,另一方面丰富了马克思现代性理论。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背景和主题是人与社会的分离,其核心内容为市民社会批判。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市民社会的方法论批判,第二阶段为市民社会的实证性批判,第三阶段为市民社会的现象学批判。现代性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实现共产主义,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从资本现代性到社会现代性——基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视域

资本现代性的生成,既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现代化,也造成了只注重人的物质欲望的满足、片面追求经济现代性、忽视社会现代性发展的后果,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对抗性和物化性等弊端.在现代性建构中,必须扬弃资本现代性的局限性,建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人的现代性协调发展的社会现代性.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视野

现代性是对现代工业实践蕴涵的理性精神的反映,马克思以前的现代性既具有引导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作用,又企望把握终极真理,建立永恒正义的资本主义的理性王国,其立脚点是“市民”社会,受到解释世界的视界的局限。马克思以改造世界的新视野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进行了批判,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预示了变革社会、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必然趋势,从而使现代性与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紧密结合了起来。当前的现代性危机不仅是理论的危机,而且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我们要以马克思反思现代性的思想为指导,借鉴西方哲学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的资源,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转向及其重写

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重新审察 ,构成了全球化语境下当代社会理论的前沿话题。无论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 ,还是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 ,都凸显出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性的重大转向 :从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转向全球多元一体的现代性 ;从工业化社会单向度的现代性转向复调的现代性 ;从简单素朴的现代性转向反思自省的现代性 ;从现代性的“独白”转向现代性的“对话” ;从现代性的批判转向现代性的重写。全球化引发了现代化的路径转向 ,全球性启示着现代性的当代重写     

现代性的道德悖论

对当代社会道德问题的分析,必须深入到现代性理念与实践中。现代性充满道德悖论,它既带来了道德进步,也使现代人陷入无法摆脱的道德困境。现代性反思、现代性批判不是否定现代性,而是既要让现代性的理念更为普遍地被接受,又要让现代性的缺陷得到最大程度的弥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的良善运行。     

现代性研究在中国当下文化语境中的三大问题

现代性不同于现代化与现代主义。中国现代性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现代性的困惑在于其双重的悖论性: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构成了现代性整体结构上的悖论,而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各自本身内部也是悖论性存在。中国还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超越现代性意义的后现代性。     

现代性的扩展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兴起

现代性本质上就是工具理性,因而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工具理性化。而"现代性工程"作为一个庞大的整体性工程,要求工具理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扩展。现代性的扩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后果,即人类整体理性的分裂、社会生活领域的断裂、资本主义精神的裂变与失落以及"生活世界殖民化"、世界风险社会的出现等。现代社会理论家在对现代性扩展的消极后果进行深刻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建构和发展了现代社会理论。因此,现代社会理论就是一种对于现代性扩展及其消极后果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理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     

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和经典社会理论的治疗学性格

经典社会理论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知识反应,这种反应包含着两个层面,即现代性的诊断学和现代性的治疗学;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中的理论家在面对现代性问题提出他的治疗学思想时,都必然要面对包括他自身在内的知识分子本身的现代性问题;正是由于对知识分子的现代性问题所取的立场姿态的不同,遂形成了不同性格的现代性治疗学。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

与一些西方学者只注重从观念、文化、价值、心理等层面来理解现代性及其根源的观点不同,马克思认为现代性主要源于现代生产。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出发,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透视,指明现代性内涵于资本的逻辑之中、现代性处于历史的流变之中、现代性行进在社会的矛盾裂变之中、现代性呈现于全球性的视域之中,用资本逻辑、历史观点、矛盾学说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视角。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群像与融通--吉登斯对现代性理论范式的重建

通过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思想家的现代性思想的诠释,吉登斯归纳出古典现代性理论的三种典型范式: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理性化。以这些范式为基础,在参考晚期现代性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吉登斯建立起新的现代性理论范式: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力量。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范式既体现了对古典现代性理论的融通,也体现了对晚期现代性社会图景的重绘。     

风险社会理论的致思路向及其批判性分析

现代性理论本质上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反思批判。在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演进中,风险社会理论以其独特的致思路向对西方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和出路进行了理论探索,旨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中开拓出现代性反思的新维度,建构一种新的社会批判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对待现代性问题的辩证立场对风险社会理论的致思路向进行批判性分析,深入研究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凸现的风险问题,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