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阐释与意义解读的理性阈限——兼论建立一种文学批评“公共阐释”的必要性

文本意义边界的存在决定了任何文本阐释均具一定限度,该限度虽不可明晰定义但却实存于文本阐释之中并可理性预期。文学阐释的开放性同样须顾及作品可预期的意义边界,以其阐释限度的自觉来确保阐释活动的合法性。当代文学批评问题的一个突出的阐释学征象在于:对作品的多元价值判断往往覆盖了文学阐释应有的理性底色,在阐释的不断翻新中,作品意义变得无际无涯,泛化的阐释最终导致对文本意义的疏离。鉴于此,文学批评须重提阐释对自身的理性要求,通过建立一种具有话语规约性质的公共阐释增强意义阐释的有效性,由此彰显其批评活动应有的内在尺度与话语空间。     

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构成与意义诠释

对古典小说作出诠释,是实现其意义的重要途径。小说的文本构成对意义的诠释有着客观规定性,对小说的文本构成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受到已有故事的限定,这些故事本身具有时代的特定意义。在最终由某位文人写定时,其对故事的选择、补充和完善又进而规定了文本的意义。因此,在对百回本《水浒传》的意义作出诠释时,必须注意两点:一、文本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文本构成的整体性;二、文本构成对其意义的客观规定性。只有考虑到文本构成与意义之间的内在关联,才能对其意义作出合乎实际的诠释。     

诗意难求：关于中国历代“长恨歌图”不兴的一个文图学考察——兼论诗意图的文本选择和诗意生成

中国历代丰富庞杂的《长恨歌》图像谱系中,大多数是诗意难求的未确定或是有争议的图像,严格意义上的“长恨歌图”处于缺位状态。《长恨歌》题材的特殊性及其叙事性和传奇性特点使其更符合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求,而与文人对于抒情写意和深远超然神韵的追求异趣。传统诗意图采取的单幅山水人物画形式不利于《长恨歌》的图像化。因此,中国古代画家图绘《长恨歌》的兴趣和热情远不及《琵琶行》。中国历代“长恨歌图”的缺失也体现了诗意图在文本选择和诗意生成方面的独特要求。     

称谓·原型·意义世界——饺子文化论

饺子称谓的古今变迁,源于其原型与所积淀涵义的变迁。从馄饨所彰示的崇高的开天辟地混沌世界,到牢丸所暗含庙堂之尊的大礼,再到角子、角儿呈现的恭喜发财的吉祥祝福,再因互感而过渡为新异的音译借词扁食,并经过中原官话与北方官话的冲突互融,形成了通行于世的称谓——饺子。而对这一线索的探究与梳理,似可窥知饺子的意义世界。     

意图力:小说叙事的内驱动力——以明清两代小说文本为案例

文章提出区别于西方行为叙事理论的意图叙事概念。该理论概念将人的行为动力——意图纳入叙事活动的分析过程中,探讨故事形成的潜藏动因。文章发现,文本中存在作者意图、叙述者意图、人物意图三种类型,三者分别处于故事、结构、导领的不同层面,表现出由具象到抽象的不同功能,并在叙事过程中时隐时现、缺位互移、相互补充、交替转换。这些生态及功能在小说人物意图所构成的意图力结构(主意图力、同意图力、反意图力、调节意图力)关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作者意图力通过行为选择、意图力嵌入等形式表现出独有的统领、汇合功能,形成诸意图合力,不同意图力的合力是故事叙述的内驱动力。     

意义的意义之意义:论符号学与现象学的结合部

奥格登与瑞恰慈的《意义的意义》是20世纪思想史上论辩意义问题的最早著作之一。他们对意义这个极端复杂问题的详细辨明,对世界和中国现代批评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回顾此书的讨论,可以设法理清20世纪各家意义理论的立场,辨明它们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符号学与现象学都关注这个课题,更凸显了这一讨论的重要意义。无论是索绪尔或皮尔斯的符号学、还是瑞恰慈的符号理论,无论是胡塞尔的现象学、还是稍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他们各自定义意义的方式,都是它们的体系定位的关键。     

文本视野与理论解读的自觉——马克思主义文论文本学研究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知识创新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过程中理论文本资源的判定以及理论文本解读方式的择取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它决定了文本学方法是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必然路径。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需在西方文本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本资源判定及文本解读方式的反思分析两个层面取得深入进展,并通过正本清源的文本学观照,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文论自身的学术内涵与理论空间。     

女性悲剧命运的自我言说——庐隐、萧红、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文本意义

庐隐、萧红、张爱玲三位女性作家,她们的小说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当突出的时代象征性。她们每一个人都以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视角,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中国现代女性在追求自我解放道路上的真实感受与理想破灭;她们不仅用细腻入微的故事叙事向广大读者展示了女性主人公的现实困惑,同时也深刻地阐释了女性对于男权话语的抵触与拒绝。     

动态·多元·互文——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理论

文本理论是克里斯蒂娃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它既是其符号学理论的延伸,又吸收心理分析及主体理论的精髓.在克里斯蒂娃纷繁复杂的理论体系中,诗歌语言、文本结构、文本互文性渐次递进地体现了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理论的独特性,其文本理论是在对语言学和心理分析两方面理论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当代西方文本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本·作者·读者——文学批评在三者间的合理游走

在文学批评中,存在着"作者中心"范式、"文本中心"范式、"读者中心"范式.在三种范式间合理游走,就像文学活动中以作品为中心一样,在文学批评中也要以文本为中心,兼顾作者和读者;在批评活动中,把作品的原典意义和解释意义区分开来,注重对作品原典意义挖掘和阐释.     

身体·欲望·政治——革命经典和当前底层文本中的身体编码比较

在革命经典文本中,基于革命现代性而建构的审美话语范式对于身体及其欲望的基本处理路径就是政治化,即用宏大的阶级政治进行规约和编码;而在所谓的后革命时代,宏大的阶级政治已因语境的变迁而不合时宜,遂机警地转化为各种微观的文化政治,近年来的"底层写作"对身体、政治和欲望的处理就转而诉诸微观政治。通过对革命经典文艺与底层写作文本的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对身体、欲望及政治之关系处理的不同编码路径,但均反映了文学与政治的关联。     

模拟与创新：先秦两汉“模式文本”的生成及意义

“模式文本”在先秦两汉的诸子史传中广泛存在,尤以谏君说理和写人记事类最为流行,表现出高度模式化叙事的特点。根据先秦两汉模式文本的实例可归纳出它们的三个特征：其一,最为本质的核心叙事模式相对稳定,但人物、对话等细节会有较大区别;其二,模式文本在继承旧叙事模式的同时,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如增添较多细节;其三,谏君说理和写人记事类模式文本的流行,与先秦两汉士人频繁的劝谏游说活动以及对人物的塑造有关。模式文本的生成有变异和模拟两种方式,尤以模拟为主。出于谏君、撰史的需要,先秦两汉士人模仿既有故事的叙事情节,利用“故事模式库”中的模式创编故事,借助旧的模式完成新文本的创作。     

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 一种假对立(上)

马克斯·韦伯把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定为两种截然对立的伦理导向,这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本文剖析了韦伯的论断的基本内含,并在此基础上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值此世纪之交,应该在认识论而不是在决定论或感情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以问题和行为为导向的新型的经济伦理学     

"天人三策"文本顺序考辨——兼论董仲舒贤良对策之年代

历代关于董仲舒贤良对策的年代问题有很多争论,但研究者对"天人三策"之间的文本关系却疏于考察。"天人三策"并不是三篇具有内在连续性且创作于同一时期的文本。第一、三对策应创作于建元四年、五年之间,而第二对策则要晚至建元六年至元光元年初。班固在三篇对策间加入"天子复册之"之文,造成三策具有时间递进关系的假象。     

何为“诠释的界限”?——从艾柯的文本诠释学到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

从诠释学的发展历程看,诠释的界限问题一直是诠释学界难以回避的问题。艾柯首次使用"过度诠释"概念将此问题揭示出来,并给予论证。但艾柯认为,诠释学之前对于诠释的界限问题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从而提出"文本意图"试图对诠释的界限问题进行解决,但最终并未提供令人满意的方案。因此,文章试图通过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视角出发说明,"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等因素构成了"诠释的界限",也决定了诠释学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特殊性。     

对E.D.赫施“意义”与“指意”概念的解读

美国学者赫施坚持将对于客观意义的诉求置于对作者意图的询唤过程中,而“意义”与“指意”这两个关键概念则成为了支撑其理论体系的最重要基石.赫施关于意义与指意的理论的形成受到了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弗雷格的“含义”与“指称”观念以及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方法的深刻影响.而赫施提出这对范畴的思想动因则在于捍卫意义的确定性品格并对抗种种充满了虚无主义色彩的“不确定”主张.此外,赫施还将意义与指意同人文学术中的“知识”和“价值”相互衔接,从而显示了其在一个“后理论”时代中的更加深刻的人文关怀.     

《尚书·无逸》的文体特征及文体学意义——兼谈口头家训的发生与文本的凝定

把早期家族、家庭内部口头训诫的社会行为和话语用文字记录下来,再经过加工,逐渐凝定为家训文。周成王七年周公即将还政成王前,对成王以“毋逸”为主题进行训导谈话,由当时的史官记录下来,后编辑成篇,再编入《尚书》,凝定为传本《无逸》。由于《无逸》文本隐去了叙事框架,于是由一篇叙事之文演变成了论说体文章。《尚书·无逸》所反映的是在家族之内周公以家族长辈的身份,对成王从立身处世、治国理政方面进行教导,用简练的散句来表达丰富的内容,娓娓道来,语重心长,据题抒论,主题明确,家训体的文体特征在《无逸》篇中得以充分体现。《无逸》是现存同类文体的书面文献材料中最早的完整篇章,是现存中国古代最早的专题论说类家训体作品。     

文本·文献·文化：古典小说研究的基本维度及方法论意义——以张锦池先生《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考论》为中心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艺术呈现与文化意蕴都具有高度复杂的特征,单纯的文本、文献或文化研究难以揭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达成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观照,只有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张锦池先生的《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考论》是一部不拘守一端而以"文本、文献、文化"综合研究见长的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张先生既不守旧,也不趋新,而是根据古典小说名著自身的特点,以文本细读为研究基础与核心环节,自觉于关键细节、主要人物和结构布局诸方面着力;在文献考辨方面,既注重纯文献问题的细致梳理和缜密考索,更长于亦考亦论、考论结合,体现出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特色;在治学理念上",求实为主,求新为辅",将相对抽象的思想、文化问题与具体的文本、文献相结合,从而对研究对象做出既切合实际又鞭辟入里的文化解读,并在古典小说研究中得到鲜明体现。     

小说与话剧文本转换的现代性表达——关于新世纪话剧的文本考察

把经典性的小说改编为话剧,是近年来中国话剧一种比较流行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话剧剧本创作队伍的匮乏和小说改编为影视艺术的成功示范.小说与话剧的文本转换改变了固有的观演关系,并且成为小剧场话剧实验革新的一种手段.在文本转换过程中,话剧的形式和内容都呈现出一种现代性的表达,即个性化的批判精神和有容乃大的戏剧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