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再适应、参与式重建与反脆弱性发展——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启示录

从受灾群体的主位角度来说,汶川地震的主要危害在于,它迫使受灾群体在极短的时间内遭受了一系列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从而导致了受灾群体原有社会关系被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讲,灾后重建是受灾群体进行社会再适应的过程,其核心内容是社会关系的重建.因此,灾后重建必须凸显和实现受灾群体的主体性价值,亦即受灾群体必须以主体的身份参与灾后重建,在参与式重建中实现社会关系的重建和社会再适应.而灾后重建的最终目标,不仅在于修复因地震所致的破坏,恢复到震前的社会生活状态和社会经济秩序,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未来,实现受灾地区的反脆弱性发展.     

重大自然灾害后社区情境对心理健康的调节效应——基于汶川地震过渡期两种安置模式的比较分析

基于汶川震后入户调查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水平模型评估与分析灾后过渡期集中安置点和普通社区灾民心理健康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为灾民提供了两类社区情境,受灾严重的安置点灾民心理健康状况并不劣于普通社区灾民。两类社区情境中影响心理健康因素的社会机制存在差异。相比普通社区,在安置点,资源损失给灾民带来的压力得到有效缓解,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也更为显著。这体现了灾害境况中集中安置点作为一种特殊社区情境具有更强的"社会力",在政策意义上则凸显了灾后心理救助中社区干预的重要性。     

对比与启示:灾难事件背景下住房重建协同治理管理研究

灾难事件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此对灾难事件的管理就构成了现代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中国和美国社会制度不同、管理方式不同,因而在灾害管理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以灾后住房重建为例,美国形成了由政府救援、社会支持和灾民自救三部分组成的住房重建体系,即“多元参与”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灾民自救.中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城乡联建模式,政府承担灾后重建的主要责任,即“高效整合”模式.从实践效果看,美国模式存在救助力量单薄、程序繁琐、法律缺陷多等弊端,未能充分保障灾民的权利.中国模式由于政治动员有力、制度回应迅速、执行任务到位,表现出较高的绩效水平.在今后的灾后住房重建中,要深化社区参与的指导思想、构建有效的社区协同组织载体、提供社区协同的制度供给,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完善我国灾后住房重建体系.     

灾后重建过程中重视社区管理的若干建议

一、明确在灾后重建过程中重视灾后社区管理的意义 社区这个同类型于社会生活而形成却又相对独立的地区性社会作为人们参与社会的一个基本场所。它是跨地域性的．包括一定的生产、生活设施、相应的管理机构以及社区文化、意识。因此,灾后社区管理不仅包括过渡房搭建、学校、医院和其他公共设施等物质层面的恢复重建,还涉及到社区管理机构、管理模式、灾民生活信心、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等非物质方面的恢复重建。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贫困社区的影响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通过政策安排、资金配置、村级项目实施等环节对贫困社区产生影响.恢复重建总体政策安排促进了灾区经济社会发展,但贫困社区从该宏观过程中受益的程度相对较低.资金配置体现了向贫困村倾斜的意向,但贫困程度重的县(市、区)实际落实的资金相对较少.村级项目实施推动了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将比较突出,贫困社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可能不减反增,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的深入结合仍面临挑战.     

汶川地震后羌族民众思想观念调查报告——以邛崃市异地安置区直台村和木梯村为例

汶川地震后,原龙溪乡直台村和跨坡村夕格组整体迁移至南宝山异地安置区.灾后重建中,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羌族社会结构、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方面发生变化,促使市场经济一体化下羌族民众思想观念亦随之改变.本文以邛崃市异地安置区迁移羌寨为例,对震后羌族民众思想观念进行民族志书写,并通过具体事项指出消费观念、经济观念、生育观念的变化、动因及相关对策.     

论参与式灾后重建的作用和影响

参与式方法所强调的,一是对弱势群体赋权,二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平等磋商,三是提高发展进程中各种投入的效率。本质是激发各利益相关方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行为。本文通过政府与社会组织在5·12汶川地震重灾区民乐村开展参与式灾后重建规划的实践,分析政府科学回应社会和群众需求的方法与条件,提高政府和社会援助效率、改善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可能性,研究刺激公共品需求、培育社区自治能力的途径,探索社区管理模式转型为社区自治模式的基本框架。文章认为参与式灾后乡村重建可以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城乡发展提供借鉴。     

社会组织参与灾后社区治理综述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已成为多个学科领域重点研究领域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前人通过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学理研究或实践总结,提出大量关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历程回顾、研究范式、存在局限及未来发展方向的观点,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经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本质上在于政社关系,关键还在于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尤其在灾后重建社区,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其参与灾后社区治理的深度,更直接影响社区灾后重建的结果,而要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现基层社区的多元治理,则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合理有效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     

牧民定居社区社会关系重构研究——以青海省玉树州曲县H社区为例

游牧民定居工程使牧民从“游牧”到“定居”,生产与生活场域的改变,促使牧民新社区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从社会资本视域,以社会关系为切入点,通过描述青海省玉树州曲县H社区定居牧民从游牧到定居的转换及适应过程,展示牧民在新环境中的交往需求变化以及社会关系的重构情况.研究发现,牧民定居后在重视维持传统亲缘关系的同时,也逐渐建立起基于新生产生活场域的新型社会关系,而社区新型社会关系的形成又是牧民在业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把各种关系作为社会资本运用的结果.     

基层民主：灾后重建的重要保障机制——以都江堰市为考察对象

灾后重建是一项具体、细致的现实任务,也是艰巨、繁重的历史进程.在灾后重建进程中,我国党和政府始终以基层民主为保障,充分尊重受灾群众的民主权利,激发他们参与重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对于取得灾后重建最终胜利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极重灾县(市)都江堰为例,分三部分展开讨论:基层民主在保障灾后重建中具有重要作用、基层民主保障灾后重建的实践考察、以基层民主为保障进一步推动灾后重建和科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地震受灾农民主动参与住房重建的影响因素分析

选取了5.12四川地震灾区的5个村为例,通过构建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了地震受灾农民主动参与住房重建的影响因素,发现文化程度、重建主体认知、重建后居住环境改善成效与农民参与住房重建的自主性呈正相关,重建资金来源认知、重建决策主体与农民住房重建的自主性呈负相关。性别、年龄、重建指挥主体、政府对农民意愿的尊重和农民对政府重建表现的满意度与农民是否主动参与灾后重建无显著相关。     

灾后重建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汶川地震灾后的恢复重建工作,提供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样本.灾后重建中极具中国特色的对口援建模式,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实现,宣示了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巨大作用.重建中排第一位的住房重建,不只是简单地修建住房、恢复原来的居住面貌,而是借重建契机把解决灾区群众住房问题与引导农民向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集中结合起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体现了改革精神的时代创新.在重建项目顺利建成的同时,人们也在努力重建精神家园,重建工作者"荣"与"辱"的价值判断,构成了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宣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效应.     

失地农民社区重建何以可能

因城市化而完全失地又被集中安置在城市居住的失地农民,在经由居住空间、行为空间、乃至心理空间的置换后,他们的城市生活经历就既不同于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融入",也不同于城中村村民对城市生活的"再造"。与这一群体市民化过程相交织行进的是失地农民城市生活空间的重构。"社区重建"是一条立足于发展性视角,针对集中安置完全失地农民重塑城市生活的可操作性思路。失地农民的社区重建如果由"可能"而成为"可行",那将是"社区发展"在中国本土化实践的重要经验,也将是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能有所"得"的重要途径。     

灾区重建与社区工作模式

地方社区是受到灾难直接影响的对象,社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仅凭自己的力量克服灾难重创,需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支持下,逐渐恢复秩序和活力.以社区为基础的抗灾和重建理念要求从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出发,尊重社区自身的主体权利和根本需要.在基本手段上则是建立专业化的社区服务网络和争取居民参与;在抗灾和重建的每一阶段,都把各种社区服务网络和社区居民参与放在重要地位.通过居民参与过程调整社区发展体制,重建物质和精神家园.     

秩序再造：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

过渡型社区是由传统村落向现代社区的转型样态,具有“亦城亦乡”特征。过渡型社区居民面临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空间适应,空间形态重构推动治理模式转变,因此基于“空间—治理网络”分析框架,研究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一方面,过渡型社区空间重构包涵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以“主体-策略-关系”的内在逻辑,一是通过治理主体重组形式,重塑治理权威和整合治理资源;二是运用网格化治理,重视居民服务诉求,提升社区治理效率;三是加深社区治理关系,形成具有居住空间同质性和社会交往需求性为特征的“微共同体”。过渡型社区治理应以提升居民生活满意感为重点,构建新型治理共同体,再造社区治理新秩序。     

对加强灾后心理救助的的思考

灾难不仅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严重的人员伤亡,而且会给人们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和精神伤害。在灾难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为受灾群众提供心理救助,是非常必要的。有效的灾后心理救助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缓解由灾难引发的恐惧、痛苦、震惊等情绪,恢复心理的平衡状态。灾后心理救助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的积聚。     

非常态条件下地方政府能力评价研究——关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考察

作为世界最大规模的重建工程,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已进入关键阶段.200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灾后恢复重建要力争在两年内基本完成原定三年的目标任务.艰巨紧迫的恢复重建对受灾县市政府能力来说无疑是个严峻挑战.受灾县市政府重建能力怎样? 如何进行评价? 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建立相应指标体系,并以六个重灾区为例,对政府重建能力进行评价比较.研究表明,各受灾县(市)政府重建能力及其分项能力排序基本一致,且各能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各受灾县(市)政府重建能力和受灾程度有一定联系,但与地震前其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联系;深入分析发现,重建资源获取能力、整合能力、配置能力、运用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最后,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贫困村灾后重建中的扶贫开发模式——“整村推进”与“单项突破”的村庄比较

甘肃三个在汶川地震中都受灾的贫困村,在灾后重建中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扶贫开发模式,在重建的效果上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采取"整村推进"模式的两个村庄在住房重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重建和心理文化重建等各方面都全面领先于采取"单项突破"模式的第三个村庄.本文分析表明,整村推进模式是引领灾后重建和扶贫开发的有效模式,其有效性和优越性是通过一系列的机制创新而实现的,整村推进模式的机制创新主要体现在资源整合、增权和参与模式的创新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推广整村推进模式是今后灾后实践和相关研究的重点之一.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的乡村关系调适

随着社会结构性转型的加速,传统相对单一、封闭的乡村变得更加多元、开放,迫切要求治理重建和农村基层管理创新。各地开展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表明,在乡村社区重构管理与服务平台,建立新型的乡村社区管理与服务体制,给传统的乡村关系增添了新的变量。在国家权力和村民自治权力的博弈中．组织重构使乡村关系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从长远来看,未来的乡村关系的发展趋势将走向合作共治。     

论我国地震灾区移民安置与恢复重建资金的来源与运作问题

借鉴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在资金筹集方面,我国地震灾区移民安置与恢复重建资金应主要设定如下渠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国际社会和社会各界的捐款、转移支付的重建资金和利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在移民安置与恢复重建资金使用方式方面,可以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重建领域,灵活运用计划模式和市场模式两种资金使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