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春雷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

李春雷的报告文学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宏大叙事的特点。纵观李春雷的报告文学创作,经济改革就像一条核心线索,贯穿其创作的始终,最终聚合为鲜明的叙事主题"改革"。在真实地再现事实的基础上,李春雷的叙述不拘泥于个别事件的即时报告,而是以事件为酵母,展开对社会、历史和文化全方位的思考。在写作过程中,李春雷致力于报告文学文体新品格锻造的努力,使其创作呈现出跨文体写作的特征。李春雷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当代意义。     

《史记》式“展示”与《心灵史》式“讲述”——“报告”的文学叙事方式的合法性问题

当叙述信息之于纪实的可疑性是无须对叙述内容的真伪作材料的考辨即可从叙述本身作出判定时,其叙事方式的合法性在报告文学中就成问题了。本文通过剖析《史记》式"展示"与《心灵史》式"讲述",认为前者叙述者的无所不知与作者所知限度存在巨大差异,这差异使其在纪实文体中难以具有合法性;后者通过凸现叙事者"我"对所叙之事的理解、推断、想象、分析及其情感、情绪倾诉等对叙事的直接介入,既使叙事在故事的建构上展示出纪实文体于信息来源上严谨求实的作风,也契合报告文学文体张扬作家"自我",凸显反思理性,赢取诗性特质的内在要求。     

宏大叙事与报告文学的边缘的边缘

宏大叙事产生了报告文学的复兴和繁荣的错觉。这缘于报告文学作家怀有的"史诗"情结,力图以史家博大深远的眼光对某一重大题材进行全景式的、纵深式的把握,以及对轰动效应的追求,这也导致报告文学作家"自我"的失落。而他们与杂志主编的合谋,各种奖项对长篇报告文学的推崇与厚爱也与此不无干系。虽然报告文学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但报告文学的复兴在明天,这是不容否认的。     

萨特后期的意识形态叙事

在萨特后期的创作中,叙事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象征.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处境小说"和"处境剧"的出现,是这种叙事模式的文体显现;其次,在萨特的小说<自由之路>中,意识形态叙事采用了复调叙事的多重视角;再次,意识形态叙事在塑造人物、结构模式和情感立场上,都有不同的方法和特点.     

第三转型期报告文学的教育情怀与叙事策略

第三转型期对于教育问题的战略强调,带动了教育型报告文学的相对勃兴。教育型报告文学实质上是对报告文学题材、主题与现代叙事策略的一种类型化界定,即以教育问题为反映对象,并以深沉的人文关怀和前瞻性的未来眼光反思中华民族当下教育现状与发展前景的报告文学写作路向。教育型报告文学在第三转型期的突出表现,客观上形成了拥有鲜明忧患意识和深博人文蕴涵的文学景观。这表明,中国报告文学已经开始走向文化自觉。     

20世纪20年代女作家笔下知识女性的流浪叙事

20世纪20年代,我国一些女作家经受了双重启蒙,获得了个人意识与女性意识的双重觉醒.她们比当时的男作家更深切地感受到女性觉醒的痛苦历程.这突出地反映在女作家创作的知识女性的流浪叙事作品中.冯沅君、庐隐和丁玲三位女作家,从女性的形体、心灵和精神三个层面,对女性的自我追寻进行了观熙和审视,丰富了我国女性文学在现代性发生期的文学形态和人物形象,大大拓展现代文学女性叙事的视野.     

论九十年代小说的叙事视角

随着市场话语的勃兴和启蒙思潮的低落，90年代小说的叙事视角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全知叙事走向衰落，局部化、限制性的叙事视角方兴未艾，旁知视角和隐知视角呈现为非人格化叙事。90年代小说叙事视角的转换是对全知叙事的假、大、空模式的反拨，同时，90年代作家对旁知视角和隐知视角的滥用也在某种程度上走向媚俗的歧途。     

20世纪80年代诗化小说叙事空间的演变

诗化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再度繁荣,随着社会思潮和美学风格演变,20世纪80年代诗化小说在诗意内涵和叙事模式上都发生了变化,这突出表现在叙事空间由前期的完整统一裂变为后期的多维杂存。叙事空间的裂变适应了当时社会文化心理,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演变逻辑相适应,是受到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影响的结果。诗化空间的裂变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它既是一种抵制僵化的现实秩序的方法,也是诗化小说应对现实和摆脱边缘化文体地位的叙事策略。     

"都市民间"与当代叙事的现代性

“都市民间”理论的提出,表明1990年代以来文学“无名”格局中的知识分子参与中国都市小说叙事的一种新的观照方式。知识分子的审美分析与精神启蒙构成当代都市叙事现代性追求的核心。     

《奠基者》:“气场”串起的“国魂·军魂·石油魂”

《奠基者》是何建明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国家叙事的经典,它以人物传奇体来建构国家叙事,精选"国家声音"和"国家语境"等叙述代码,与主人公的"行动素"一起,互相交融,生成了"国家叙事"的模式结构。影响国家历史叙事主旨生成的因素有,文体方式的选择、时代精神的需求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需要等要素。     

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

本文从叙述学和文体学视角对 2 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作了考察和探讨 ,旨在揭示这一文体的结构的运行规律。作者认为 ,从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结构、叙述者类型和非叙事性话语等层面来看 ,2 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事模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过程 ,表现出与别的文体样式既同又异的特征 :一是从传统的“一元化”格局向“多元化”格局转换 ;二是叙事性和非叙事性呈阶段性更替 ;三是非叙事话语形成了正反合题的话语格局。 2 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是在不断解构和建构中获得新质和活力的     

伍尔夫小说反传统的叙事特点

本文通过分析伍尔夫对小说这种文体的关注以及对小说叙事技法的创新,试图表达伍尔夫的叙事理论和传统的叙事理论在叙事重心、叙事技巧和叙事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展示伍尔夫在叙事艺术上为小说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变革。     

由"讲述"到"展示"——政治文化语境下的文体矫正与20世纪30年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加世纪30年代,对政治文化影响下小说文体进行"形象化"矫正的追求,使中国现代小说开始重视并发展以"展示"为特征的叙事手法,推动中国现代小说情节发展方式由"概述"到"场景",叙事风格从"热"到"冷"的转变,并由此玉成了新的小说亚文体,促进了短篇小说文体的成熟.从文体矫正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小说在加世纪30年代的叙事模式转变进行分析,可以揭示现代文学文体形式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因素,有助于丰富对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五四”启蒙精神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叙事传统,分别表现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阳性主义叙事”,它既是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的体现,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从审美表现上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的特点在于以情绪化、情感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但在其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对理性的要求及向往,突出强调的是情感对理性的作用;后者则是理性崇拜精神在审美上的反映,从艺术表现对象来说,它又表现为探讨理性对人的意志、信仰等情感世界的作用。这两大叙事传统共同表现了以清理激荡为人的解放动力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     

论发生期的中国报告文学

１９世纪下半叶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期。学界有观点认为报告文学是３０年代开始兴起的一种文学样式,值得商榷。发生期的中国报告文学有以下基本特征：一、取事与传播：制作的新闻性;二、觉世与新民：主旨的启蒙性;三、杂体与文学：表达的互文性。发生期的报告文学尚不完善,但它立定了报告文学新闻性、政论性与文学性“三元”组合的基本体式,其启蒙与批判的文体精神,导引着后续的创作     

海明威《在异乡》的叙事艺术和文体风格

作为“精通现代叙事艺术”的文体大师,海明威以杰出的艺术成就和独树一帜的文体风格著称于世。《在异乡》是海明威的著名短篇小说之一,充分体现了其简洁洗炼、内涵丰富的叙事艺术和语言特点,从叙述视角、叙事方式和叙述语言等角度分析海明威独特的现代叙事艺术、文体风格和富有感染力的艺术效果。     

《笨花》:建构21世纪国家民族历史的元叙事

铁凝的新作《笨花》大幅度摆脱了自身经历的樊篱和艺本思维定势,在复现国家——民族革命历史元叙事中,体现出强烈的历史理性,在诗性的日常生活叙事的铺陈中,充满了厚重的生活质感,在启蒙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的完美融合中建构了21世纪国家-民族历史的元叙事。它成功地化解了当代文学审美意识取向上的三种矛盾,为新世纪文学走出困境提供了建设性的审美经验。     

欲望叙事:世纪之交以来叙事伦理的转型

现代叙事在本质上具备伦理的意义。关注伦理核心要素的欲望叙事无疑更集中而深切地反映着自由伦理的演进历程。伴随着商业世俗主义思潮的合法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初期欲望叙事所呈现的现代主体性自由伦理现在其后、尤其90年代以来的欲望叙事中发生新变,衍化为以“消费者”为主体核心、以“消费欲望”为表现核心的新的消费伦理观。欲望叙事伦理的转型,表征着时代精神的转型。具体表现为:本能与灵魂分离的人性异化;从“创造者”到“消费者”的主体异化;从自律到自恋的“自我”异化。     

容告神明：盛世叙事传统与玄宗时代的典礼颂

“颂”与盛世叙事传统密切相关。在现代的文学观念中,颂作为一种古代文体不属于文学文体,其内容被认为是装点政治、缺乏情志之作,故被摈弃于文学史范围之外,不受研究者重视。但在古代的盛世叙事传统中,颂不仅是歌颂盛世的文体,颂声的出现本身即被视为盛世的表征,成为盛世叙事的对象,同时又是盛世叙事的媒介与形式。在盛世叙事中,颂的文体功能是颂美盛德并将其成功告于神明,由此关乎天人秩序。在古代的文体秩序中,颂处于极高的位置,是一种神圣文体。颂作为古代盛世叙事的核心文体,其意义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政治的、文化的。     

"后革命氛围"中的革命历史叙事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告别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浪潮，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的彻底终结。革命仍以叙事等方式积极参与到当代生活之中，再生产，再播撒。在新的语境中，革命理念既强大有力。又似是而非，显示出适应时代变化的模棱两可的含混性。正是这种含混性，才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革命历史叙事塑造成后革命行为和文化。这主要反映在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新历史小说创作以及受消费主义影响的革命叙事。前者以反本质主义的叙事解构了革命，后者则以游戏、大话的方式对革命进行消费性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