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的革命坚定性

能够看清历史潮流,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热爱的孙中山,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他的革命坚定性,主要表现为能够高瞻远瞩,确定并勇于实践革命理想,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在成功面前淡泊名利。孙中山的革命坚定性是他事业的强大推动力。     

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心学”实践进路

“心学”是共产党人党性教育的必修课,它关注的是人主观世界的精神改造问题。从“心学”角度透视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自我革命涉及“使命型政党”的理解,社会革命涉及“使命型政党”的追求,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通过“使命型政党”的塑造过程实现有机统一。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彰显共产党人的价值选择,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标示共产党人的价值定位,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展现共产党人的价值目标,共同构成了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逻辑。“心学”为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注入强大的实践动能,要立足“公心”深化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价值蕴涵,要立足“诚心”构筑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实践智慧,要立足“戒心”提升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制度效能。     

孙中山和尼赫鲁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之比较

本文对近代中国孙中山和近现代印度赫鲁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作了对比研究，认为：尼赫鲁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与孙中山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一致的；从而说明孙中山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主观”与“空想”的，相反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社会经济的一种通用模式，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使得孙中山的研究带有突破意义。     

“gender”革命与性别建构论的两种形态

所谓"gender"革命,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发生的一场以"gender"替代"sex"的语言和文化变革。当"sex"被"gender"替代后,性别与生理之间的关联被理论性地否定了,促进和强化了多元性别论成为一种正当化的社会观念。这是一次具有独特西方特征的文化变迁,不仅不具有一般性,而且值得反思与警惕。     

孙中山的革命政策理论

孙中山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十六年内便将一个庞大的清王朝根本推翻 ,主要是由于清王朝腐朽昏聩已达极至、统治根基彻底动摇以及世界现代化浪潮对中国的强大冲击这两种内外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同时 ,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孙中山实行的革命政策在其中也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在长期的反清革命斗争中 ,孙中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政策体系 ,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以武装斗争作为革命的主要方式 ;以武装割据和实行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作为革命的主要战略战术 ;以反满、统战作为主要的革命策略。     

论孙中山的“中国式”社会变革理路

孙中山关于 2 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理念凸现出迎汇世界潮流 ,定位近世文明 ,倡导协调发展和开创中国特式等变征。法古不为其惑 ,役古不为其奴 ;法西不为其惑 ,役西不为其奴 ,乃是孙中山“中国式”社会变革理念之精髓所在。     

孙中山的革命观

孙中山在晚清风雨飘摇的革命危机中,首举反抗满清专制主义之义旗,引领了现代中国革命的时代潮流.他所倡言的中国革命,以美国革命为典范.他认为,美国革命是一次成功的政治革命,而法国革命则是一次不成功的政治革命.美法革命之成败,不关乎其领袖品德之善恶,而关键在于其全国民众的“习尚”.美国民主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地方自治的传统.孙中山进而借鉴美国和法国经验,构想了中国政治转型之“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革命程序,旨在通过革命政府指导国民实行地方自治的“训政”为政治转型的过渡阶段,为共和政治奠定社会基础.     

对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论”的再认识

＂不断革命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并非意味着激进,而是代表一种彻底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的革命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否定过这个理论,其实际作用还在苏联和中国革命成功的历史事实中得到证明,当今中国改革发展也仍然需要这个理论。对＂不断革命论＂进行再认识,可以在方法论上提供启示：研究马克思主义既要注重从实际出发去理解,又要结合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去认识。     

从王朝“革命”到社会“革命”——“冲击-反应论”与近代中国“革命”的转换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尽管中华文明曾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自然经济的惰性、宗法社会的钳制、专制政治的高压,中国几千年来只有改朝换代的王朝革命,而没有出现经济升级、政治变革、观念更新的社会革命。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商品经济、自由观念、民主政治的猛烈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才趋于解体,中国才实现“革命”的转换,从循环的王朝革命走向真正的社会革命。     

孙中山浙江视察及其社会影响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其足迹遍及海内外。1912至1916年间,孙中山曾经四次到浙江视察,杭州、绍兴、宁波、海宁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每到一处,他都会即兴发表演说,宣传他的革命思想。他还多次前往秋瑾墓、陶社等烈士陵墓或祠堂祭奠英烈。通过梳理孙中山在浙江各地的革命活动,阐述其浙江之行的社会影响,并结合浙江省博物馆馆藏相关文物,管窥孙中山如何进行革命的动员和传播。     

孙中山与海外革命策源地“特质”探问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策源地一直孤悬海外。从"海外看中国"的视角观察,可以发现海外革命策源地具有特殊性、输入性、漂移性、影子性等特质。孙中山与海外革命策源地的关系密不可分,对二者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不但可以拓展孙中山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华侨的历史地位及中国民主革命的世界意义。     

论孙中山的国民观

孙中山在长期的理论思索和革命斗争中,确立了以共和国体与权利观念为内核的近代国民观念.其国民观念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民族精神是其特色、国家观念是其支柱、主人翁思想是其核心、自治观念是其基础、法治观念是其保障、创制精神则是其最高境界.辛亥前后,关于国民观的讨论颇为热烈,其中真正形成体系的还属孙中山的国民观.百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其中的理性思索值得珍视,对今天国民素质的提高也仍不失借鉴与启发价值.     

史墨“革命论”别解 ——兼谈儒家“革命论”的悖论，

史墨"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这一经典论断所含具的历史主义特征在政治主张上的体现是政治改良论而非革命论,其"人事重于宿命"的政治改良思想,与三晋法家尤其是韩非的政治改良思想具有相当亲缘性.儒家"革命论"与道德政治纠缠在一起,存在深刻的悖论.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历史围绕"革命论"而产生的观点之丰富性与多元化的认识.     

“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以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为中心

在我们当下这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是被如何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构成了探究"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复杂关系的前提。"八十年代"普遍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革命及其叙事因此遭遇质疑,这一"后革命氛围"构成了"革命重述"原动力。"革命重述"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而且成为摆脱革命叙事"路径依赖"的必然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理解和叙述革命的三重分裂,它们一方面是杂糅并存的,一方面也包含一个大致的历史演进,而之所以如此者,则又跟革命重述的混杂主体密切相关。"八十年代"的"革命重述"因而隐含了多重话语竞争。这复杂性虽为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论述和消费主义遮蔽,以至"革命的阴暗面"不断重复,但其间却仍不乏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关怀的深度介入。     

孙中山的社会发展战略

本文分析了孙中山社会发展战略产生的原因，探讨了他的社会发展战略内容包括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与战略步骤，并对此进行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     

孙中山对共产国际“土地革命”战略的态度析论

以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为基础,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制定了以"分配土地"来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土地革命"的战略设想。在国共合作背景下,一再敦促孙中山国民党以最激进的方式贯彻土地法令。孙中山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坚持以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改良方案来解决中国的农民土地问题。孙中山还认为共产国际的立即分配土地的指示在策略上有欠妥当,不符合中国实际,因而难以成功。同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不赞同剥夺财产,不赞成用马克思主义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孙中山政治设计中的社会建设考量

地方自治、革命程序、均权主义,是孙中山政治思想中关于政体和程序的方面,不仅对于建设民主政治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体现了社会建设方面的深刻考量。它们有机一体地包含了社会建设的因素。孙中山积极致力于社会改造,促进人民觉醒,推动民主政治,从社情、民情出发,努力探索实现政治理想的现实路径,其思想遗产对后来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孙中山与列宁的革命精神

19世纪后期,世界革命的中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俄、中两个封建专制大国,成为各种矛盾的聚焦地,都处于革命前夜。列宁和孙中山,虽然经历不同,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本国革命事业杰出的领导人。在革命过程中,他们相互影响,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辛亥革命鼓舞了俄国革命,在列宁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孙中山实现了革命思想的转变,形成了新三民主义。可以说,列宁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是相通的。他们都为革命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们的思想、品德和崇高的革命精神,成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     

论梁启超“文界革命”与汉语书面体系变革

面对科举中使用的八股文和颇具文学色彩的桐城派的古文,在"欧西文思"的启发下,梁启超提出了"文界革命"的主张。通过实践,"新文体"与现代报章相结合,注重"言文一致"的语言学命题,从而造就了一种适合于启蒙功用、具有开放精神和文体弹性的浅近、变异的文言书写方式,在近代以来汉语书面体系转换的进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