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与西欧的封建城市问题——剖析中西封建社会解体缓速的主要原因

封建城市问题,直接关系着封建社会的命运和前途。中国与西欧的封建城市,尽管有好些共同点,但它们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它们在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 本文试图通过中国和西欧封建城市的比较,从而剖析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解体缓速的原因。 中国封建城市的建立决定于统治阶级的需要 西欧封建城市的兴起是社会经济力量的产物     

与生产力及文明同步发展——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城市建设的轨迹

城市是生产力和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又成为推动生产力和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力量。古代北方民族在曲折中对中国城市建设作出的贡献,同样也传达出城市建设与城市发展的规模、速度、形态、功能要与当代生产力的性质、水平、文明程度及它们的发展前景相适应的信息。要尊重城市发展的这一规律,进行现代城市建设既不能落后于形势及发展的要求,也不能脱离实际走得过快、过远。     

论中西封建城市产生的不同原因的关键

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誉为“资本主义的预备学校”,断言它“有足够的力量来推翻封建社会”的西欧自治城市是怎样产生的?弄清这个问题,对西欧成为资本主义故乡的原因的探索,显然是有益的。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把西欧自治城市的产生归功于西欧分封制度所造成的割据局面。其实,这与史实大相径庭。大量史料表明,西欧的绝大多数城市并不是在封建割据的缝隙中发展起来的,更不是远离封建统治中心。它们的前身大都是封建城堡、寺院或主教驻节地的外堡。它们赢得自治权也并不都是凭藉暴力,而多是借助于赋税买过来的,或贵族     

中国城市发展模式中的理论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出了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理论问题。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理论问题是构建中国城市模式的客观规律。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聚集,理论的逻辑延伸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种力量的交织和博弈。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城市人和城市区位的结合与互动。理论的创新之点主要在于城市中心理论的拓展,城市网络理论和城市生态理论的构建。     

民间商人团体与近代城市的公共管理

近代以降,以商会为中心的民间商人团体广泛介入城市的社会保障、环境卫生、公共安全及交通运输等公共领域,成为近代城市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城市社会的演进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浅谈老干部对社区建设和发展的作用

社区是城市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点。社区建设和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汇合。社区中的 老干部(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离退休的领导干部及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干部)是社区建设和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社区建设和 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城市空间结构扩展中政府与房地产商的合作机制

城市空间结构的地理扩张是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外显物理现象,它伴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和升级、城市功能的增强及多样化、城市生活形态的高级化。在扩展过程中,政府和房地产商是起主导作用的利益主体,它们带着各自的利益要求进入双方构建的合作机制中。     

加速发展街办经济的“五个转向”

我国区街工业是一种独特的经济成份,它既不同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又不同于乡镇企业。相对前者来说,它们具有机制灵活的特点;相对后者来说,它们处于大中城市,在获取信息、技术及人才方面,更为便当。因此,不能把区街工业企业仅看成是“拾遗补缺”,可有可无的,或某个经济成份及部门的附属物,而应支持和帮助它们,放手让它们驰骋于市场竞争之中,使它们发展成城市经济中的新的生长点。     

论艺术与城市文化精神的传承

城市文化建设及城市文化精神的形成与弘扬,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重心之一,艺术文化在其间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代城市文化建设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与影响,艺术活动应当因势利导,对于可能出现的城市同质化倾向,艺术活动既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成为抵御同质化倾向的重要力量.     

城市空间结构扩展中政府与房地产商的合作机制

城市空间结构的地理扩张是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外显物理现象,它伴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和升级、城市功能的增强及多样化、城市生活形态的高级化.在扩展过程中,政府和房地产商是起主导作用的利益主体,它们带着各自的利益要求进入双方构建的合作机制中.     

城市主体意识的觉醒——基于神权、教会与资本的权力变迁视角

从历史的维度看,城市的发展伴随着政治权力重构的过程。在古典时期,城市依附神的旨意而存在;在中世纪,城市为教会所有;而在近现代,资本试图控制城市。但作为人类自由聚居地的城市,从古典城邦到现代城市,冰冷的建筑背后是人性的光辉,城市的成长伴随着城市主体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的背后正是城市社会力量的崛起,正是这种力量在国家、宗教与资本权力之中的成长,才使城市始终保持着中世纪以来的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     

以博物馆建设为城市人文发展的路径

博物馆是城市文明发展的见证,是新的城市名片.目前,每个城市创新发展的过程中都非常关注文化的力量.博物馆作为城市文化环境的组成部分,对增强一个城市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起着重要作用,也是城市参与国际竞争、彰显城市地位的重要文化竞争力.本文论述了新时代多种类型的博物馆形态表现,从文化遗产博物馆、艺术博物馆、数字博物馆及博物馆商业空间四个方面探讨了城市博物馆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以艺术美学关照城市环境和文化产业发展,最终成为城市文明的新地标,是个性化城市人文发展的重要路径.     

当代桂林城市功能定位研究

城市的性质是城市发展的灵魂,决定着城市发展的方向、城市功能的选择和培育以及城市功能的布局,而城市性质主要决定于城市主导功能。桂林市旅游资源的比较优势、旅游业较高的产出比重及较快的成长速度、较强的产业关联度、较高需求收入弹性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明确的产业地域分工等因素决定了其作为旅游中心的城市主导功能;而桂林商贸业和工业的发展状况、在广西地位及地域分工现状和特点决定了其作为构成桂林城市主体功能的要件,它们与主导功能一起构成了桂林城市的主体功能。     

金融危机后世界城市网络的变化与新趋势

本文主要探讨后危机时期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变化特征,并探讨这些趋势背后的深层次动因及影响要素。从网络体系的等级特征上看,中等层级的世界城市在网络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使世界城市网络趋向于钟型结构。从区域属性上看,新兴经济体与亚太区域世界城市的崛起成为显著趋势,从而使世界城市网络的广度与深度得到提升。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新趋势,反映出危机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全球化力量的调整与新布局。     

从亚洲观点看全球性城市

从亚洲观点看全球性城市杨汝万过去２０年来全球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若干大城市发挥着关键作用，成为管理、经营和金融中心。这些城市因其功能而区别于其他，称为全球性城市。全球性城市已出现在亚洲，特别是在西太平洋周遭地区。本文就它们所扮演的特定角色，以及它们如...     

探求民主与富强之路的两种模式——晚清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论

在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政治舞台和思想论坛上,以梁启超、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是两支活跃的力量。它们以反专制、争民主、图救国为共同目标,又对清政府和君主持迥异的态度;它们有过合作,但更多的是互相攻讦,势如水火,由此引发了当今学术界对它们的政治地位、历史作用和思想价值的种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要对它们的言行做出合符历史的、公正的评价,固然需要从总体上加以把握,但关键还在于如何看待它们各自高举的旗帜——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因为,二者分别凝聚着它们对中国历史传统、社会现实、民族道路及国际政治的深沉思索,又规范着它们各自的政治行为。     

非现代化城市景观中隐秘的现代性

<正>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发明和革新的过程,现代性以"变"为荣,它不断反思批判过去、解构过去。然而,现代城市在城市景观上却没有表现出与过去的决裂,一些并不属于现代的城市景观安然矗立在城市当中。直观来看,这些城市景观表现出鲜明的"反现代"的特征,似乎是城市现代化的一种对抗;实质上,它们并没有置身于"现代性"之外,只是它们的现代性较为隐秘。     

空间生产与新型城镇化差异空间的塑造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发展的本质是一种重塑和优化城市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生产实践活动。根据空间生产理论,城镇化进程主要体现由权力、资本和社会三种力量推动,且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着城市空间。不同层级的城市空间塑造,与各种力量的博弈有着密切关系,因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失衡的力量对比与非均衡的参与模式是当前我国空间生产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差异空间"的理念为分析我国城市空间生产实践提供一个具有包容性、协作性和文化性的解释框架,未来城市越来越需要达成一种承认差异的发展共识。     

从社会调适理论看我国农村的计划生育

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来说 ,人口问题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经济、政治与社会诸多方面的发展。中国自推行计划生育的国策以来 ,城市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得比较成功 ,但是在不少农村地区则面临着较多的困难和阻力。我们认为 ,这其中的原因除了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文化观念的影响等因素之外 ,还在于我国农村的家庭所承担的社会功能过于庞大。一、调适理论与“国家力量的社会调适”　　西方发达国家在近 1 0 0年间 ,实现了家庭人口数量由多到少的转变 ,尽管在这一过程中 ,它们的国家力量并没有实行今日中国那样的人口政策 ,但通过对这一过…     

现代城市基层治理中的逆行政化问题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战略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中,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治理的逆行政化趋势。国外的"反行政"理念为这一发展趋势提供了分析的框架。在当下中国,业已改变的城市治理环境以及社会力量在基层治理中潜在的比较优势成为城市基层治理逆行政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尤其是社区层面应在政府角色、社区性质、治理思路、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适应性调整,以满足我国城市发展和转型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