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探析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已有一段历史,但直到近代以来,其研究方法论的确立才使得中国哲学史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方法的选定首先在于厘清研究的态度与研究的目的,并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胡适等为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树立了典范,但他们的研究方法主要在于用西方的哲学概念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诠释中国哲学,然而研究中国哲学史是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典范或方法的,因为典范具有时效性,在面对新的问题时,方法需要适时修正,可谓法无定法。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

我国研究中国哲学史源远流长。诸如《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直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都是哲学史研究的有影响的著作。但是,由于作者不能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哲学,不能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考察中国哲学史上的斗争,因此,他们写的中国哲学史不可能是科学的。真正把中国哲学史作为科学来研究,那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来进行研究之后的事情。     

如何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又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阶段。因此,对于这一断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既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中加以论述,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加以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中,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及其形态的内容,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的是中国哲学和中国问题的内容。本文选择后一学术理路,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框架下的书写方式、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及其历史分期,阐明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提出的新课题,因而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中进行研究。这就意味着,对于这一断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我们不能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而必须转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转换必然带来新材料的发现、研究视角的更新和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这一系列的新研究无疑会打开我们的思维空间,使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对中国当下的实践和未来发展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这些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期刊发的一组论文,着重探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新范式、新材料、新视角和新领域。     

武汉大学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范寿康与《中国哲学史通论》

范寿康是一位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哲学家。20世纪30年代，他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所著《中国哲学史通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写作的中国哲学通史。该书既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看待中国哲学历史，又重视发掘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色精义，留下了有益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宝贵启示。     

“中国近代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座谈会在我校召开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哲学研究》编辑部和我校哲学系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室联合召开“中国近代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座谈会。会议于今年8月17、18日在我校举行。到会的有《哲学研究》编辑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暨南大学、广州师范学院和我校哲学系、历史系等单位从事中国近代哲学史、思想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同志共二十人。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秉着     

粉碎资产阶级的哲学史观为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而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它一直在斗争中成长着。远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直到目前党所领导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已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哲学史这一领域,一直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激烈斗争的重要阵地。这种现象不能说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使历史研究和哲学史研究开始成为科学,迫使一切“唯心主义从它最后藏身所中,即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哲学史观和一切唯心主义的哲学史观的对立斗争,始终是阶级斗争的直接反映。伴随着阶级斗争的起伏和发展,这两种哲学史、两种哲学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已经有了近七十年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也有四、五十年了,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却是近几年来才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是为什么?回顾七十年的经验教训,不难发现,照搬西方哲学史的模式,是中国传统哲学特点长期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五四前后,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思潮冲开了中国旧思想的大门,志士仁人纷纷向西方寻求真理,追求新思想、新方法。在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下,胡适于1919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开启了近代意义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先河。     

略论冯友兰晚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晚年的冯友兰先生在恢复学术自信后 ,总结建国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经验教训 ,探索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新思路。他提出的关于哲学、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哲学史的写法等独到见解 ,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

写的“中国哲学史”会不断地被改写或重写,这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呈现“马克思主义化”的继续展开、继续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回归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整合式创新等主要建构模式。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面对中国现实,关注全球性问题和学术的世界性因素,探求新的哲学范式,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新突破。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前史”的流变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前史"指的是197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源自马克思对自己哲学体系创建的回忆中,途经恩格斯的提炼和放大、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根据时代的精神的解读。在此进程中,"剧中人"按照自己所处时代精神实践并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后世学者的描述又带着描述者所处时代的精神痕迹,每一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都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奔泻流淌至我国后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作为哲学家的哲学史家——贺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

从贺麟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哲学史家确应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哲学家也应当是一个哲学史家.一个哲学家在考察哲学史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形成超越一般人对于哲学发展历史的理解,而且可以使考察哲学史的过程成为自己思想哲学的过程.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方面真能有所建树者,大都是兼具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双重身份的学者.贺麟即是这样的学者.贺麟一生的学术活动,虽主要致力于西方哲学研究,但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同样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对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这样的成就与贡献,即得益于贺麟在中西哲学与哲学吏两个领域都具备深厚的学术理论素养.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刍议

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发展着的科学。中国哲学史之成为一门科学,有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哲学史,还需要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所开辟的认识道路不断地发展。在中国古代,早就有对前代学术思想成果进行总结性评述的论著,诸如《庄子·天下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宗密《华严原人论》、朱熹《伊洛渊源录》、直到黄宗羲主编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这些论著,按不同的时代要求,从不同的思想角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至今对哲学史研究仍有参考价值。但由于古代社会分工和学术分类的局限,哲学还与其他非哲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浑沦未分,被包容在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天人性命之学”的庞杂体系之中。哲学史还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术部门。     

陈黻宸与中国哲学史

陈黻宸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较早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并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学者之一。当年选修陈黻宸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北大学生,不少入对其讲课内容与授课方法曾表示过不满。但正是陈黻宸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局限,启发了后辈学者追求对西学的了解,深化对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促进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因此,可以说“早期形态”与“不成熟性”既构成了陈黻宸中国哲学研究成果的学术特色,又体现了陈黻宸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历史贡献。     

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哲学史观,是我们搞哲学特别是哲学史工作同志所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就中国哲学史来说,学术界历来有各种问题的争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实际上都应提到哲学史观的原则高度来观察。(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首先要正确理解关于哲学党性的问题。     

冯契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创见

冯契的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中国哲学史和哲学元理论两个领域的富有创见的研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 ,冯契有三大成就 :构建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体系 ;从广义认识论角度论证了中国传统哲学蕴含丰富的认识论 ,驳斥了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不发达的流行观点 ;提出并论证了中国近代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哲学革命。     

《中国思想学说史》的哲学史研究

<中国思想学说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中国哲学的历史.该书继承了侯外庐对中国哲学内涵的基本定位,在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之外增加了心性论、境界论的内容,拓展了哲学史研究的内涵;从哲学与文化的互动揭示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对中国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一些新的判断;继承侯外庐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术史研究视野,提出文化史研究视野.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写作相关问题的讨论述评

自“中国哲学”学科产生以来 ,有关该学科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一直有所争议 ,迄今未获定论。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史料的选择、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方法、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分别等内容。本文就有关这些问题发表的不同意见作一总结并略加评论。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刍议

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发展着的科学.中国哲学史之成为一门科学,有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哲学史,还需要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所开辟的认识道路不断地发展.在中国古代,早就有对前代学术思想成果进行总结性评述的论著,诸如《庄子·天下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宗密《华严原人论》、朱熹《伊洛渊源录》、直到黄宗羲主编的《宋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