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释义考释举隅——以出土文献为依据

运用出土简帛文献校证《说文》字义7例。有的是校证今本《说文》讹误者,有的是证明后代学者以为《说文》误而实际不误者。此外,运用出土简帛文献印证《说文》收字不误者15例。《说文》中有些字传世文献没有用例或用例晚出,无法证实这些字是汉代及汉以前的用字还是后人妄加。新出简帛文献可以提供用例证明《说文》收字释义不误。     

试说兼语结构与“请”

由"请"字可以组成兼语结构但并非一定组成兼语结构.依据对"请"字及所组成的语法形态的分析,发现"请"字结构有三种基本情况1."请"表示实在的词汇意义,是动词,组成兼语短语作某种句法成分.2."请"不表示实在意义,是敬辞,不构成兼语结构.3."请"用在主谓结构之前,或作为动词,组成兼语句,或只作为敬辞,不起结构作用.这可以从所"请"的是否是直面者、"请"前是否可加状语、句式是否可进行同义转换及"请"字是否可去掉等多方面考察.     

张载“参两”说及其与“太极”之关系

《正蒙》中有《参两》篇,先儒与时贤对“参”的音义理解意见不一,或读解为“参”或读解为“叁”。其实,张载“参两”之说先见于《横渠易说》,后备于《正蒙》。从文本疏通和义理阐释两个方面对《横渠易说》中相关条目进行分析可知：“参两”非单以数论,而当合以象言,描述的是现实世界活泼泼的生命,应读为“参”而非“叁”;相应,《正蒙》中应为《参两》而非《叁两》,“参两”在更深层次的内涵上是穷理尽性,与“太极”密不可分。“参”虽包含“叁”之义,实则意蕴更丰富,并具参合之义,生动具体描述了太极之道的一与两合为叁以及参合化生之义。即是说,张载的“太极”一物而兼有乾坤两体,在太虚之气的场域下,本质上“太极”是气化生生流行不息的状态,是一种动态图景。“太极”与“参两”的关系为“参”是“太极”气化生生表现样态的定性,“两”是“太极”气化生生的动因。     

敦煌社邑文书中语素“破”参构词考释

敦煌社邑文书保存了许多唐、五代口语词和俗语词,是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的重要语料.这里选择敦煌社邑文书中语素“破”参构词进行考释.     

清华简《参不韦》新见“符”字考释

在近期发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参不韦》整理报告中,有一未作隶定的新见字“■”凡三见,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整理者和研究者都提出过一些释读方案,至今聚讼不已。现通过对相关字形音义的细辨及所在辞例的考究,推断该字可隶释为从廾（凫）声的“”,是为拱执符信的“符”字而造。竹简“共不屖”可读为“拱符不迟”,意谓秉执符节且不怠慢;“共不”可读为“拱符不皇”,概言执符而不正大显扬。     

先秦至唐代“发愤说”内涵及源流考索

“发愤说”中的“愤”在唐代以前专指作家创作前情感郁结于心的憋闷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既可由愤怒等否定性情感引起,也可由创作主体极度快乐的情绪造成;“发愤”则是指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来解除郁积在内心的憋闷情绪。“发愤说”很好地解释了作家进入正式创作前创作动力之所由的问题。“发愤说”滥觞于先秦的屈原,历经汉代的《淮南子》;司马迁、王逸的发展,降及有唐,孔颖达、韩愈等对其进行了新的诠释,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创作理论。     

忧生忧世——王国维“境界”说核心思想之一

"忧生忧世"思想是王国维用来衡定境界高低深浅的主要标准,与衡定境界是否成立的"真"的思想,同为王国维"境界"说的核心思想之一。"忧生忧世"直接承袭了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文艺的精髓,也切合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观及其人生体验。"忧生"重于"忧世",比较多地受到了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影响,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思想及其文艺理论的某种偏离和深化。在这点上,也显示了"境界"说是中西文艺思想合璧的结晶。     

也论“兴趣”与“熟参”——严羽对传统诗学的传承与推进研究（之一）

严羽提出的系列诗学观念影响深远,但这并非全是他的独创.文章以两个核心范畴"兴趣"和"熟参"为切入点,管中窥豹,看他如何以通达的眼光对历代理论资源兼容并蓄,为我所用地"拿来",在广泛吸收和精心改造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巧妙地创造,纳入其独特的诗学体系中,使之具有独立的美学品格.     

论英国法刑事证明责任的实质蕴涵——兼评“阶段说”与“分层说”

英国刑事证明责任的疑难,表现在应怎样理解"提供证据责任"的基本性质及法律定位.英国法中"提供证据的责任"不是实质意义的证明责任,只是"说服责任"的程序性展开.对本方而言,是"说服责任"的"反映",对对方而言,是"说服责任"的"反对". "提供证据的责任"与"说服责任"存在本质的不同.这是理解英国法刑事证明责任的"转移"、"分配"等概念的基础,也是厘清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性质的关键.割裂"说服责任"与"提供证明责任"内在关系的"描述"理论即"阶段说"与"分层说",在英国法中不成立.强调"说服责任"实质意义的"实质说",同时意味着强调"提供证据责任"依附意义的"光影说". 明确这一点,有利于消除对英国刑事证明责任的模糊认识和对后续问题的深入研究.     

“五德终始说”视野下的“大白高国”

本文依据传统“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勾稽西夏文资料、汉文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对西夏国名中争议较大的“大白高国”重新作出阐释,并揭示了西夏号称“大白高国”的政治内涵。认为西夏国名“白高”,意在标榜继大唐王朝的土德之后取金德为正统,显示与其他并立政权的对等性。     

苏轼诗文中“关山”、“春风岭”考释——兼论苏轼入麻城路线

文章通过对苏轼贬谪黄州时进入麻城线路的细致梳理,考定了他所经过并多次吟咏的“关山”与“春风岭”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这一长期困扰人们的历史问题。      

“看”与“说”的权利——舆论监督的政治哲学思考

舆论监督的本质在于通过舆论的"说"使得社会的意见被"听"到,表明社会一直"在看",进而将公权力置于被"看"的境地,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为了形成真实有效的"看"与"说","在看者"与"在说者"必须是真实的公众。但是"在看"和"在说"的前提是"能看"和"能说",它直接决定了"看"与"说"的质量与效果,而这是舆论监督本身无力完成的任务,因此舆论监督背后的基础在于异质社会力量之间平等的政治角力。     

对我国“犯罪既遂标准说”的反思——“犯罪对象侵害说”之倡导

"构成要件齐备说"作为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存在重大缺陷。王志祥教授、徐光华博士为"构成要件齐备说"所进行的辩护难以奏效。学界对"犯罪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还存在着重大误读。新近出现的"类型化标准说"提倡不同的犯罪类型适用不同的既遂标准,其旨在增强犯罪既遂标准理论的实践功效。可是,该学说不仅未跳出"构成要件齐备说"的藩篱,而且又制造了一些新的"麻烦"。当下的"犯罪既遂标准说"存有"立场错误"、"操作性差"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构建新的"犯罪既遂标准说"———"犯罪对象侵害说"。     

电子技术课程之“说课”探究——说“晶闸管单相可控整流电路”一课

电子技术理论抽象复杂,讲解困难,教学效果不尽人意。“说课”这一教学研究活动,是解决上述问题的经济有效的手段。“说”课要在充分“备”课之后,“备”大纲,“备”教材,“备”教学对象、方法、过程,“备”板书和教案,然后用得体的口头语言具体讲解课题。“说”课时间多为15或20分钟。通过对电子技术课程的说课探究,以“晶闸管单相可控整流电路”课题说课为例,解析其“说”课内容权值。     

从“意识形态”说到“事件”说——试论伊格尔顿文学观的变与不变

近年来,伊格尔顿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实践取向和理论反思统合起来,通过对文学本质及功能的进一步讨论,试图建立一种策略式的新文学事件观:文学具有自律自足的本体价值,同时在伦理学意义上起示范作用,以事件或行动的方式参与对世界的建构。这种从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到结构化的事件观的焦点转变,体现了他对自身理论的不断修正与完善。基于人类存在、政治效用与文学本体而言,伊格尔顿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始终未曾改变。     

遗嘱解释应坚持“区别说”——从“诗歌遗嘱”案谈起

遗嘱往往需要解释,在西方关于遗嘱解释先后有“暗示说”和“区别说”两种理论,它们对待遗嘱解释的观点差别甚大,我国目前关于遗嘱解释的理论研究非常薄弱,继承法上也只字未提。而司法实务中却大量存在着对遗嘱的解释,且多持暗示说,以致狭义地解释遗嘱或否定遗嘱效力的情况颇多。鉴于此,文中以颇具典型意义的“诗歌遗嘱”案为例进行考察,通过分析,认为凡审理此类案件应坚持遗嘱解释中的“区别说”理论,以尊重遗嘱人遗愿,充分体现私法中的意思自治。     

“浮士德精神”新解——“欲望”、“基督精神”及“人性”升华说

从三个方面突破传统对"浮士德精神"的解读:一是"欲望升华说",浮士德奋斗的一生是从"肉体欲望"升华为"精神欲望"的过程,他始终坚持了两种"欲望"的融合,彰显了完整的"欲望精神";二是"基督精神升华说",《浮士德》思想本身超越了基督教神学传统的框架,由上帝的"他救"走向人类的"自救",现出人类对自我力量的认同与信心,彰显了内蕴着的"超越精神";三是"人性升华说",浮士德在追求人性"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凝聚了"自由精神"。最后,探析"浮士德精神"的意义所在,即"揭示了人类永生的希望"。     

朱子对传统诗经学命题的义理化改造——以“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为中心

朱子治《诗》,以绍承道统为己任,以义理为统摄。在综合前说的基础上,朱子集诸家之大成,以周公、孔子的思想为立说基础,对传统诗经学中的三个核心命题"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加以重新阐释,并作出义理化改造:朱子以六义为三经串三纬的自足体系,是《诗经》的纲领管辖;朱子将"二南"融进自己的道统体系,赋予其以政治哲学解读,寄寓儒家的政治理想;朱子从人情的角度承认《诗经》中存在淫诗,同时也将淫诗规范在道心、天理范围内。     

汉语言古文献古文字研究新学说——“借音字说”

在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和其他古典文献的研究中得到一个重要发现:借用具有音同或音近等特征的字来替代本字、但表达的却仍是本字意思的借音字现象大量存在。这种借音字在以往的古籍整理过程中,往往被当做音误字、错别字对待,从而导致了人们对这类字的错误认知以及对原文献的误读误解,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在研究古代文献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为了从理论上、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以达到学术上的正本清源,笔者在总结20余年古文献尤其是古典文学作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汉语言古文献古文字研究新学说——借音字说。并从借音字说的概况、形成、分类、适用范围、价值和成果几个方面分析,得出了借音字说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结论。     

诗审美态度与禅的态度──“诗禅相通”说研究之一

“诗禅相通”说是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近年不少学者作了研究。作者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以现代视野与框架对这个命题作了较全面深入的探讨。本文探讨了诗审美态度与禅的态度各自的内在意义，以及两者的同异，指出在西方美学没有引进中国之前冲国诗论家以禅沟通诗，以禅的态度沟通诗审美态度，是一种有理论价值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