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政治哲学解读

<太极图说>是两宋理学的奠基性著作,在儒家伦理政治学说的哲理化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儒家对于伦理问题的关注与道家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了结合.<太极图说>对于终极原因的追问体现了思想家对于普遍必然性的关注.它使得思想家在作为世界本原的"道"与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道德法则之间,建立起了逻辑上的联系,也使得思想家在更抽象的水平上理解社会政治生活成为可能.     

论君子文化的时代内涵

君子文化源于先秦儒家学说,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君子文化集中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集聚的精神力量,受到了历代思想家的广泛推崇。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结合历史语境与现代语义分析君子文化的语义生成,探求君子文化所蕴含的家国情怀、道德遵循、人格力量等时代内涵,以进一步明确君子文化价值定位,实现君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道德的自由"与"自由的道德"--儒家"至德"观与道家"上德"观之比较

儒家与道家的"至德"或"上德"皆以自由为理想价值目标,但儒家"至德"论的自由因是依善性的自觉和靠规范的进路而至的自由,故它是一种"道德性的自由";道家的"上德"论的自由因是依人的自然之性自然而来的自由,它舍弃了规范的进路,故它是一种"自由的道德".尽管如此,二者之自由皆是需要主体自觉才可能的自由.     

自由与秩序——先秦儒道理想人格理论窥探

先秦儒道两家皆有对理想人格设计的基本架构和目标,但两家对其内涵的界定又有所不同。儒家追求的是道德至善的"圣人"人格,其目的是"入世",由"内圣"成为"外王";道家追求的是"无为"、"无己"的逍遥人格,其目的是"出世",实现个体真正的"自由"。两种不同的人格类型恰恰反映了当时儒道两家对自由与秩序的不同解读,为研究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张力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山东情义文化的思想渊源

情义是山东地域文化的重要资源,也是山东早期思想家理论建构的重要内容。孔子确立了"情义"的基本价值和内涵,限定了后世儒家关于"情义"论述的道德取向。孟子从内在心性的理路上论证了"情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可能性,而荀子则将"情义"的实现诉诸外在的礼仪制度建设。与儒家关于"情义"理论的主流建设不同,墨子将小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互利原则引入了情义内涵的考量,体现出要求公正、平等、互助的平民意识。     

论儒家“义以为上“荣辱观及其价值导向

儒家在其道德建设过程中,强调"义以为上",力图使其道德原则和规范转化为人们关于荣辱的体验,形成相应的荣辱观,实现其价值导向。儒家认为人"非利不生",用"义以分之",主张"义以为上"荣辱观,把"计利富民"作为价值导向,从而树立其在道德建设中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略论《大学》的“家国同构”思想——对“修齐治平”政治治理途径的一种解读

“修身在齐家”指出，只有通过修身培育道德感，才能营造道德的家庭生活，为个体实现其人生价值提供立足点。“治国在齐家”表明了儒家“家国同构”的基本内容，即，伦理理论上“家国同理”；社会观上“家国一体”；在政治生活中必须以“大家”为重，以“恕道”为行为指导。“平天下在治国”则突出了“家国同构”的文化含义，即，文化价值观的合理化对于实现一个“德风开放”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仁义之勇”与“血气之勇”:荀子对儒家勇观念的诠释

荀子之"勇",学界鲜有论述。"勇"作为一种道德能力与实现自我的道德驱动力,其内涵与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相关涉。"勇"一方面具有成物的特性,勇行强调的是追求社会性的道德生活,合乎仁的社会品格和价值理想;另一方面又具有成己的自我实现作用,勇是自爱,能提撕行为主体以道德勇气,进而成就自我道德人格完善。荀子将勇分为"仁义之勇"与"血气之勇"。"仁义之勇"以仁为形而上的道德支撑,以耻辱之心为道德"启动装置",在经验世界中使道德主体护守德性生命的尊严;"血气之勇"属于匹夫之勇,受情绪、激情的驱使,它是在道德理性被遮蔽的情况下对外部境域变化产生的生理应激反应。对儒家勇观念作哲学层面的剖析,有助于今人全面深入弘扬儒家勇武精神,发掘儒家勇观念的现代价值。     

儒家“成己成人”的伦理诉求——个人与社群关系视域的现代性省思

当代西方自由主义重视道德自我选择的自由,社群主义则坚持社群与传统价值的重要性。儒家主张"为仁由己",重视人格独立的追求与道德尊严的实现。同时,儒家认为成己即是成人、成物,个人是在家、国、天下、宇宙中的整体存在,个人的实现必然涵括着伦理责任、社会责任甚至是宇宙责任的担当。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观以整体的、共通的方式体认和感受人生、社会、宇宙,从本体论与心性论方面奠定了个人与社会、宇宙和谐共存的思维基础。     

儒家道德自觉的伦理设计

在儒家的视野中,道德情感是道德自觉得以成立和维持的基础,是其原动力,人性善和天人合一奠定了它的理论基础,"敬"与"静"的修养工夫是实现道德自觉的途径,而身、心、家、国的相互转化,是主体认识和发展自我、实现道德自觉的重要原因。     

从汉字构造看“三生万物”思想

一般认为“三生万物”是道家思想,其实,早在道家思想产生之前,汉字构形中早就已隐含“三生万物”的意识。通过对有 关汉字的分析说明汉字产生之初即已有此种概念,这对于了解汉字和哲学史均有裨益。     

论孟子"万物皆备于我"

本文对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一句分"我"、"万物"、"备"三个要素进行解析."我"非静态之"我",而是在与"万物"的对应中不断超越自身,由无意识的自在状态向有意识的自为状态升华的动态之"我"."万物"是万事.事由人观察、评判和做.人正而事正."备"是一种境界,表示"万物"皆被"我"悟察、顺化,成为"我"认识自身升华自身的资藉.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观的生态伦理意蕴管窥

探讨了儒、道"天人合一"观在生态伦理问题上态度之异同:基于天地生人、万物一体这一共同的根本观念,在人合自然的实践路径上,道家以自然为基点,讲求遵道而行、顺应自然;儒家则主张发挥人的作用力改造自然、人化自然。儒、道还从伦理规范层面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要求,为当代社会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借鉴。     

《管子》“道生德”的辩证法

《管子》认为“德”是“道”的产物即“道生德”、“德者道之舍”;“道”“德”本来是没有区别的“无间”,之所以把它们加以不同的表示,主要是为了标明“所以舍”与“舍之”的关系;“道”是“德”的根由,“德”是“道”的形下显现;“道”“德”是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体与用的关系;“道”“德”舞台上面的演员是芸芸万物,“德”在不同的个物那里,实现着不同的样态,“道”也在与万物的共作里,展示着自己无形而无限的力量,从而形成切实可感的即物而形、即物而是、即物而性、即物而德的“道”“德”链,展示了《管子》法家所具有的道德情怀的特色。     

论儒家的“推扩”思想

“推扩”的思想贯穿于儒家的道德、情感、知识、天道等各个领域,具体体现在:德性的彰显,情感上的理解、同情与反省,求知的格物致知精神,以用显体、上达天道等方面。推扩给儒学提供了合理的方法论依据。推扩本身的根据乃在于“吾道一以贯之”之“一”,也即“千人一情”、“万物一理”。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分为三"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之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 ,道家之无为无所不为的守中精神和佛家取中道之不偏不执非有非无的境界 ,以及儒佛道三位一体所构成的天人合一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 ,无不包含着丰富的一分为三的辩证思维。至此得知 ,“一分为三”的关系式包括三种 :一是“一生二 ,二生三”式 ;二是“天人合一”或对立统一式 ;三是“一而三 ,三而一”式。     

论“五行”范式的演化、扩展和价值取向

"五行"原初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万物构成的基本元素的概括,并从它们之间的关系中演绎出万物化生的序列性法则。后来"五行"在思孟学派那里演变为概括社会领域内道德伦理秩序的"五德"。接着邹衍将它变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和政治治理法则。最后,董仲舒使它成为宇宙秩序与政治秩序、道德秩序的统一体。促使这种演变不断发生的是中国古人的人则天地、必须以自然为师的价值信仰和终极关怀落脚于人间秩序的价值取向。     

论儒家“天命”信仰中的普世价值

“天命”信仰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它揭示了宇宙万物的生命起源和最终的归属,是中华民族的主流信仰-儒家思想的安身立命之所。它以珍惜人的生命、表达养育之恩的情感为基础,进而推演出家庭伦理、政治原则和生态伦理,以“天人”和谐的形态表达着宇宙论与人生论的统一性,是儒家“民胞物与”的普世伦理的神圣性和平等性的理论依据,也是中国人表达宗教情怀的一种传统形式。     

论欧阳修的生死观

欧阳修在批判佛道生死观、继承儒家传统“三不朽”的生死观的基础上提出“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的“新三不朽”说,认为“修身”是“施事”和“见言”的前提和根本;世人又常存“施事”和“见言”难以得兼的尴尬和困惑。欧阳修以一个文学家的眼光,独具慧眼地看到了“见言”对于世人实现生命之不朽的重要作用,因而高扬文章之于主体的生命意义,这是欧阳修生死观最明显的特色所在。     

用“矛盾合力分析法“来把握事物的性质

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诸方面的合力共同决定,一般认为:“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主要方面所决定”,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带有片面性,事物的性质不能由矛盾的一个方面决定,而是由矛盾的诸方面共同决定,从而提出了“矛盾合力”这一概念,并就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矛盾、介于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之间的矛盾这三种形态的矛盾合力作了分析、论证,试图运用矛盾合力分析方法来认识、把握事物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