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看民国“训政”

孙中山作为我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家,其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统治,并成功地建立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建立＂民主＂与＂宪政＂则是孙中山民主革命中最为基本的内容。孙中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把革命后建立的民国的政治建设过程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支撑着他的三阶段建设思想的哲学基础正是＂知难行易＂学说。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从知、行范畴、知行先后、知行关系、致知方法等方面对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主要内容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知难行易说的主要贡献和局限。分析认为,知难行易说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创新价值,具有唯物主义的基本倾向;因为受时代限制,知难行易说又具有形而上学性质和绝对化倾向。     

浅论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及其在护国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为了拯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高举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和复辟帝制的大旗,于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建立了中华革命党.该党建立后,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这一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所以孙中山称它是第三次革命.本文试就中华革命党在护国运动中的历史地位作一些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     

浅论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及其在护国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为了拯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高举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和复辟帝制的大旗,于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建立了中华革命党。该党建立后,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这一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所以孙中山称它是第三次革命。本文试就中华革命党在护国运动中的历史地位作一些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一)     

孙中山的知行观新论

孙中山的知行观是唯物主义的知行观。他主张行是知的源泉和基础，是知的发展动力，是检验知的正确与否的标准，并主张通过行而求得知，然后用知指导行。在知与行的难易关系对比中，孙中山主张知难行易，且知行过程中的难易具有相对性。孙中山的知行观继承和发展了古代中国哲学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具有明显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因素。     

含混与创见：孙中山认识论思想新探--兼论“孙文学说”的真实意蕴

学界一般总将“孙文学说”（知难行易）理解为一个问题：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事实上,孙文学说包含着两个观点：1．强调实践的重要性;2．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实际上他在主张某种形式的“知行合一”。同时,作为文本的《孙文学说》在表述上含混、复杂,又是充满洞见的;分析其中的事例,至少从六个方面揭示认识的环节或认识论的可能维度：1．“行先知后”意义上的“知难行易”;2．“知为行导”意义上的“知难行易”;3．“知后须行”意义上的“知难行易”;4．“行为知始”意义上的“知难行易”;5．“默会知识”意义上的“知难行易”;6．“知多行少”意义上的“知难行易”。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孙中山在此文本中的“知难行易”的含混表述的确给读者理解他的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孙文学说”包含了丰富的认识论思想发展的契机,其价值不可低估。     

孙中山心理建设学说述评

孙中山先生的心理建设学说是其建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表面上它是关于"知行关系"的探讨,实质上它是关于国家的政治文化建设问题的论述。其所谓"知",即人们的价值观念、文化素养等。这一学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揭示了一定的政治制度必须有赖于一定的政治文化的支撑,仅有制度建设而没有文化建设终将归于失败,而且揭示了文化建设往往更难于制度建设的一般规律,即所谓的"知难行易"。     

孙中山为何视同盟会为革命党而非政党

欧美政党未能提供革命党是政党的范式,日本朝野人士把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称作革命党,当时国内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以及利用会党的策略,使孙中山把同盟会称为革命党而不是政党。     

孙中山启蒙策略的局限与“幽暗意识”的淡薄——以《孙文学说——知难行易(心理建设)》为中心

解析《孙文学说——知难行易(心理建设)》可知,孙中山基本上是把他的主义或理想,当成了合于科学理性而必须遵守的信条。他试图通过哲学层面的论证阐明以往的一切胜利是革命党人对其理论学说"知之"并"行之"的结果;反之,以往的一切失败和挫折则是由革命党人对其理论学说、谋略规划的"不行"尤其是"不知"造成的。基于此种认识,孙中山形成了自己的启蒙策略:领袖的思想是启蒙的重要内容,政党的职责是正确理解并贯彻落实领袖的思想主张,并将其不折不扣地灌注给广大国民。而在整个启蒙过程中,广大国民所扮演的则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西方意义上的"幽暗意识"的淡薄,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孙中山启蒙策略的局限,它使孙中山过于凸显领袖和政党的作用,疏于对当权者的制度防范,从而忽视了国民自治能力的培养。     

政党为体，党报为用——孙中山辛亥革命时期党报思想述评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总结海外革命党党报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政党为体,党报为用”为核心,对党报的根本性质、功能作用、经营管理、宣传策略等均作 出细致深入的论述,初步建构其党报思想。但揆诸实际,孙中山当时领导下的革命党,政党之“体”尚未健全,党报之“用”自然也难以最大化地发挥其效力。     

孙中山的教育思想

本文把孙中山先生的教育思想概括为五个方面加以阐述:“知难行易”与“教而后学”;“治本为先”与“学问为立国根本”;多种形式办学与“励行教育普及”;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教与学的好方法”。     

从孙中山的反思看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

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这次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曾从资产阶级革命党建设的角度,进行过许多反思。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教训在于：一是国民革命没有“以革命党为根本”,即没有把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建设成一个严密的、团结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二是“只破坏地面而不掘地底陈土”,即革命党缺乏彻底革命的纲领;三是“革命行动缺人民心力”,即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四是“革命之气一落千丈”,即革命党没有始终保持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百折不挠的斗争锐气。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认真吸取这些教训,对于当代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的建设,完成辛亥革命振兴中华的未竞事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孙中山的文明观

孙中山早年游学欧美,于中学亦颇有心得,从而形成独特的文明观。孙中山的进化思想体系并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线循环并进的。这是他文明观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他对物质文明和心性(精神)文明的区分。这种文明的二分法往往与东方和西方的对立联系在一起。近百年来,中国不仅在物质文明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而且现实道德水准、政治情形也落后于欧美文明国家。孙中山将中国文明不进步的原因归结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学说的错误,为了再造中华文明,就必须打破这一成说,建立“知难行易”说。“知难行易”是孙中山再造中华文明的总方针,在具体方法上,则不外乎恢复旧有的中华文明传统和吸取先进的西洋文明的长处两条途径。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两次组建中华革命党论析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曾两次组建中华革命党,第一次是1902～1903年之间在越南河内（或檀香山）将兴中会改建为中华革命党,第二次是1910年将美洲及南洋同盟会机构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这两次改组活动在孙中山革命奋斗经历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前一次,他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誓词运用于新组建的革命团体,...     

辛亥革命的民生理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跨越

在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革命领袖提出了＂平均地权＂、＂兴办实业＂的民生主义思想和主张,但因其理想主义成分太重而止步于理想。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传承与发展孙中山等的民生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历史与现实相统一,宏观与微观相协调,成功地化解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种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从而实现了民生思想从理想到现实的跨越。     

浅析毛泽东对孙中山民生经济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孙中山民生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中国共产党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一方面继承其民生经济思想的合理之处,另一方面又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实现了对其的超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一方面努力探索如何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另一方面又对民族资本主义进行改造,最终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使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确立。     

关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孙中山的认识论,集中表现在他的“知难行易”学说中。知和行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知和行这对矛盾,它本身就包容有双层含义:一方面是知和行谁为第一性,谁为第二性,即谁决定谁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人们的认识实践过程中,知行矛盾,对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具体实践的人来说,不可避免的还存在着矛盾双方谁为主、次,谁难谁易的问题。而孙中山从革命实践的需要出发,提出“知难行易”说,对知行关系的各方面作了系统的阐述,其内容是深刻的。下边就这一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以求正于大家。     

论孙中山的科学文化观及其历史特色

孙中山在从早年从事改良到后来力行革命的历程中，其思想深处始终存在着科学文化观发展的价值蕴藉。本文详细论述了孙中山从早年的＂科技救国＂思想向后来运用科学进行启蒙的思想发展历程；同时着重探讨了他启蒙科学观的丰富内涵及其历史特色。从而弥补了学术界对孙中山科学文化观一直缺乏系统研究的空白。     

试论民国初年孙中山眼中的革命民主派——兼论中华革命党的建党原则

一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还是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发生于1913年7月的二次革命则是这场伟大革命的最后余波,它以悲壮的一幕宣告了最终失败而抱憾于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为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抹上了浓重的一笔。二次革命的失败是惨重的,它标志着革命党人历尽千辛万苦,经过十年磨一剑般的革命生涯取得的革命硕果转眼之间荡然无存。革命的失败对于当时大多数党人来说是猝然地一时难以承受的,因而在总结失败教训上就不免感情用事。缺乏冷静的思考,作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也不例外。在他看来,二次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是:“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同党人心之涣”表现在“内部分子意见分岐,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有鉴于此,孙中山发动     

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辞职的必然性

辛亥革命,以孙中山辞职、袁世凯窃权而告失败。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分析探讨着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在孙中山初创南京临时政府后即让位给袁世凯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评判上,至今还未形成一致的意见。本文在分析孙中山旧三民主义之局限性而致的功成思想、受传统及客观环境影响而致的身退思想、对袁世凯认识的不足以及资产阶级本身固有的局限性等几个方面的基础上,提出孙中山的辞职,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一管之见,祈请各位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