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改居”类村庄共同体的嬗变与重塑

村庄共同体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在内的社会结构,它依循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逻辑而展开,学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权力-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研究范式。改革开放以来,“村改居”的中国城镇化及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使得村庄共同体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利益格局由分化趋向整合,权力配置由国家向社会倾斜,传统价值认同由强劲向式微转化。在中国城镇化实践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村改居”类村庄要实现生活进城、文化还乡,就需要根据国家倡导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治理战略,撷取城与乡的各自优势,科学构建利益关系协调机制,把集体经济的蛋糕做大分好,重塑村庄共同体的经济秩序;推动形成“三治”融合治理格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秩序;传承弘扬村庄传统文化,激活村庄集体记忆,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文化秩序。     

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研究述评:理论传统及其发展

农村社会关系对于理解中国农村具有独特价值。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是两个主要的理论传统,宗族和共同体研究,以及近期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研究,也有助于在某个面向上理解农村社会关系。随着农村社会由封闭性逐渐走向开放性,当前农村社会关系日趋理性化,但传统因素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留。然而,如何将农村社会关系研究与社会结构变迁相结合,以及避免研究中存在的层次谬误问题等方面,还需要更多努力。     

历史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以湘西苗族家谱建构为例的讨论

湘西苗族历史记忆的载体传统上以古歌、史话为主,直至清朝改土归流后才出现汉字撰写的家谱。龙、吴两姓家谱通过追溯共同祖先、移民化家族历史、措置时间的叙事,部分内容虽与地方史志记载不相一致,但反映出在当时的社会框架下,国家、地方、修谱者等不同行为主体出于统治、发展、权力等因素考量的复杂互动。湘西苗族在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其他民族长期交流交往交融中,自发或自觉地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自我身份认同从家族、苗族向中华民族的扩展。从历史记忆的视角来看,湘西苗族家谱的建构反映出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程。历史记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奠定基础,身份认同的多层次性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外在表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也为历史记忆建构提供了更普遍的社会框架。     

汽车社会交通问题及共同体合作治理思路

中国汽车社会进程中交通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如交通拥堵、交通污染、能源紧缺、交通事故频发等,必须积极寻找有效的交通治理思路。通过对交通共同体文化形成的理论分析发现,汽车社会创造了新的交通共同体,共同善是其基本目标。通过对英美交通治理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其成功之处在于共同体治理模式:政府主动谋求与企业、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合作,交通民间组织非常发达。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交通治理的基本思路应为:以政府为主导,将各种社会力量整合到交通决策与管理之中,培育交通民间组织与公共精神,从而形成共同体治理结构。     

嵌入与交换：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

基层治理水平的提高要求构建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是企业与农民、村集体以及地方政府的互动体现。通过长期频繁的互动,在文化、社会、政治方面形成嵌入机制,这是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形成机制。而要维持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稳定,还需要有动力机制。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企业会在组织利益与治理参与间建立交换机制。嵌入机制与交换机制相互强化,不仅促使企业有效参与村庄治理,也可维护企业利益,为其参与村庄建设提供基础。研究发现企业的治理行为与盈利行为有机结合才更具现实可行性,这为厘清企业这一主体如何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有助于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效能。     

“关系圈”稀释“受害者圈”：企业环境污染与村民大多数沉默的乡村逻辑—山东N村个案研究

基于山东N村手套加工厂及其环境影响的调查发现,村落内生企业的关系嵌入与乡村社会分化的叠加效应,是大多数村民面对环境危害而保持沉默的乡村逻辑。乡村作为兼具乡土底色与经济理性的生活共同体,被企业污染建构为具有统合性的整体受害者圈。“同住一个村”的共同体意识形塑大部分村民的环境沉默行为与少数积极分子环境抗争的自我克制,而企业生产建构的获利者群体进一步分化了受害者圈层,村落“双重圈层”互嵌式关系格局阻隔村民通过集体行动制止企业污染的底层路径。农村内生污染企业的嵌入属性加深了村落社会分化、侵蚀了农村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更提醒关注农村污染企业的社区嵌入与村民环境行为选择的复杂性关联。     

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社会基础分析

农业规模化经营离不开农村社会资本的支持。在现代农业型的农村社会中,传统社会"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穿插着情感、利益、权力等多重因素,对传统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有了新的影响。其中,人情关系仍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在很多领域超越了利益关系等其他影响因素。通过对X村种粮大户的深度访谈,了解到农村社会的人情关系在土地流转、日常农业生产与管理、农业技术等领域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与作用。因此,国家除了出台适当的政策与制定制度之外,更需要采取其他有效的措施与方法来构建更好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以期引导与规范农业规模化经营。     

新市民的信任:从差序格局到扩展的同心圆——以无锡市广瑞一村为实证对象

调查资料显示:由于身份认同的模糊性、未来归属的不确定性,社会地位的边缘性,社会交往的同质性,导致新市民形成了差序的信任格局。新市民要一体化到城市生活中,必须扩展信任的同心圆:从制度信任入手消除群际隔离现象;提高新旧市民的相似性,增强社会认同;加强互动与交往,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使陌生人纳入“我们”的范畴;构建充满活力的市民文化,形成道德共同体,使社会秩序成为可能。     

“差序格局”再审视及法治困境的破解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尝试着运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差序格局"概念,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在变迁了的中国当代社会,差序格局得以延续,但其内容和取向都发生了变化。在父系血缘关系之外,外亲关系渗入"差序格局",导致"差序格局"所包括的社会关系范围在扩大;与此同时,"利益"亦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们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当代社会,由于发生了利益上的分化,差序格局与法治之间存在着竞争。一方面,人们可能通过诉诸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有可能通过"攀关系、讲交情"的办法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对差序格局这一经典概念从原始内涵及现代内涵进行再审视的基础上,可从法律文化自觉的角度结合当代中国立法实践对当代法治困境提出破解之道。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公共性生产逻辑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多主体协同是在共同体框架内进行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在于其公共性。结构-文化-行动者的三维分析框架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公共性的生产逻辑提供了解释。基于湖南湘西J村人居环境改善的案例研究发现,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引导、规范纠偏与压制,科层体系下的权力控制以及集体主义优先于个人主义的道德结构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公共性生产的压力来源;农村熟人社会对人情关系、公共空间对话和乡村精英的培育为该共同体公共性的生产提供了弹性空间;而个体行动者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利益选择、参与型的意义建构和服务型的价值认同则促使其自主生产公共性。     

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农村社区建设是激活农村社会机体的生命力,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农村社区管理存在很多的问题,制约了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实施网络治理,构建有利于农村社区发展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与机制,对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与人际关联的历史嬗变

人际关联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社会结构决定着人际关联模式。传统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和内聚性决定了血缘和地缘是人们最为主要的社会关联。近代以降,现代商品经济活动打破了村落的封闭性,国家政权建设破坏了乡村共同体的内聚性,村庄内部不断分化,宗族和村政日益丧失强有力的聚合作用。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体制使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组织之间关系具有行政化色彩。改革开放后,乡村受行政权约束减弱,农户之间以“庇护关系和原子化”为基础。未来农村职业分化日趋明显,出现不同的利益阶层,乡村人际关联呈现先赋性与契约性的特征。乡村社会结构的制度建设的路径是加强公权力约束机制和民生保障制度建设。     

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后和谐村区组织关系的构建

苏南乡镇企业发展,不仅在经济层面上,有力地促进了苏南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而且在政治层面上,也构成了苏南农村社区组织建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因素。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普遍进行的以产权制度变革为核心的改制、经济基础的转变也必然带来农村社区组织关系的重构和制度的创新。以村党政组织为主导,以功能互补、利益互动为基础,村级党政组织、企业组织、非正式组织之间和谐的组织关系正在形成。     

文化大发展背景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

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必须根据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把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通过准确定位、加大投入、培育参与主体、建立科学机制等措施,冲破文化发展困境,实现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中国社区银行发展：不缺机构缺机制

当前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农村金融困境问题引起人们对于社区银行的关注。在界定社区银行的概念及市场定位的基础上,分析中国中小金融机构现状,指出发展社区银行的关键在于建立为居民、农户、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机制,而非单纯地设立机构。     

多元主体：新时期农村社区建设动力分析

在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农村社区如火如荼建设的背景下,社区建设与治理主体由单一、二元到多元发展,而新时期多元建设主体的动力在农村社区建设的不同阶段,动力强度和烈度存在差异,最终形成了不同阶段的多元建设主体动力互动模式。本文概括出农村社区未来发展之路,即党和政府动力弱,农民动力强,市场与社会动力强的社区动力互动模式。     

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冲突及化解路径

运用"冲突—整合"解释性框架对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互动策略进行分析,发现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体现为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的冲突、权力主体与权力作用客体的冲突、制度权力与非制度权力的冲突。而现行治理方式主要体现为发展性整合,具体以民主协商、权威互补、利益关联等途径进行整合。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发挥冲突的正向作用、厘清自治与行政的关系、将非制度权力主体纳入现有治理体系中来、重视非正式治理机制的作用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治理路径。     

制约农村社区城镇化的因素分析及对策

当前我国农村社区正处于向城镇社区演进的转折点,其进一步发展面临物资资源极度匮乏、村民自治改革缺乏深度、居民缺乏凝聚力和归属感等障碍。我国农村社区只能走政府主导型的自上而下地促进农村社区城镇化道路,才能推动我国农村社区城镇化进程。     

培育国企在岗职工的共同体意识——以吉林省老工业基地为例

笔者把国企改革置于当前社会转型和结构变迁的平台之上,以吉林省老工业基地为例,从社会学的视角对新时期条件下建构国企在岗职工与企业的共同体关系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提出建立一种既基于职工认同又以共惠互利为保证的企业与职工的共同体关系,并通过企业文化、组织目标、企业形象、管理制度创新等和谐发展来培养和强化职工的共同体意识,使国企从以体现“政治人”色彩的单位体制转化为体现“社会人”色彩的“企业—职工”共同体模式,从而有利于改革的进行和国有企业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