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史馆考述

关于明代史馆及其所修史书,史家议论颇多。明代王世贞曾说,“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可谓滥觞。清人也以为,“明修《元史》两次设局,毋怪乎草率荒谬,为史家最劣也”。所论如此,几至明史馆于死地,以至后人以为明史馆果真“不修起居注,不修国史”,连修实录也“无一定的制度”了。 明代官修史学果真如此草率,明史馆修史制度果真如此可悲吗?还是让我们先从明史馆产生的背景、其机构变化的过程以及修史的特点入手,把握住它在史馆发展史中的部分轨迹之后再作议论吧——这对于明史和史学的研究都是不无益处的。     

北齐史馆考辨

北齐史馆考辨牛润珍《唐六典》、《史通》等史籍都曾言及唐史馆与监修源出北齐，至于北齐史馆的称谓区别、建置时间、馆址方位、建筑情况以及组织机构、工作条件和史官生活待遇等，诸书均无明文。兹钩稽零星散籍，排比事类，略作考辨。一中国古代史馆始于北齐。《初学记》...     

宋代史馆沿革考

宋代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也是修史机构发展的鼎盛阶段.三百年间出现的修史机构种类繁多,呈现出十分繁杂的景象,构成了我国宋代文化的一大特色.宋代史馆在诸多修史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前后几度兴衰,制度多变,非深入研究者难以探明其变化之轨迹,故涉及到宋代史馆的文章多语焉不详.因此笔者试撰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中唐史馆探微

中唐是唐王朝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虽然表面上还到处呈现出歌舞升平的气象,但在“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幄幕下,实际已隐藏着令人担忧的政治、经济危机。如何正确利用过去的经验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使史学真正能“贻鉴古今”,成为中唐史馆研究的新课题。     

论唐初的分封

为了维护唐王朝的统治以及扶植皇室、功臣集团,唐初统治者采取了分封制,无论李渊或李世民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反映了他们政治观落后的一面。     

令狐德棻和唐初史学

令狐德棻是唐初的一位史家。他虽然不象刘知几、吴兢、杜佑那样受到后人重视,也不象姚思廉、李延寿那样常为人们所论及;但他却对唐初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堪称为唐代史学的开山。 令狐德棻(583——666)是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出身于士族家庭,“其先乃敦煌右姓”。他的祖     

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

根据文献记载,中华民族最早起源于黄河流域。由于当时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就把黄河流域视为天下之中,这就是“中国”一词的来历。既然古代的中国是指中原一带,居住在中原以外的人们就被视为落后地区的外人,从而遭到歧视。     

唐初统治集团观念变革刍议

和秦汉、魏晋南北朝及隋相比 ,唐初统治集团的观念在信仰 (宗教 )、华夷 (中外 )、君臣 (君民 )和用人 (人才 )等几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一变革推动了唐代一系列较为完备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的实行 ,直接促成了唐代的繁荣和强盛     

论四杰辞赋与唐初文风

<正> 一初唐四杰辞赋是其文学成就,同时也是唐初文学创作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后世多认为,王、杨、卢、骆为“一时之体”,这大体符合实际,然而作为“一时之体”的四杰创作,无疑既应包括他们的诗文,又应包括他们的辞赋。而四杰辞赋与其诗文一样,既产生于上承六朝、下启盛唐这样一个特定的文学发展阶段,其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特色,以及这些特色与当时文风或文学趋向的某些联系,就很有值得我们注意之处。一般说来,即使是较为重要的文学发展阶段,其文学创作也不能不往往既带有过去时期的某些印痕,而同时又带有未来时期的某些征象。     

唐初地方官员与社会发展

地方政权是国家政权统治的基础,唐朝统治集团十分重视地方官员的作用。在唐初盛世的形成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政绩突出表现在,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与发展,开拓边疆,促进和巩固民族融合等方面。     

唐初贞观之治里的诗歌拓展

唐初贞观之治时期 ,南风炽盛、北风浸微。以李世民、王、魏徵为代表的北方诗人 ,禀承了北方文化因子 ,其创作更多地基于开国气象的豪壮气势与开阔襟怀 ,与代表宫廷诗传统的南方诗人明显有别。李世民以其特殊的身份、及其对诗歌提倡的影响力 ,为唐诗的发展开一条新路作了积极有益的推动 ;王、魏徵的典型的教化派 ,明确地站在绮艳诗风的对立面。他们以北朝诗的雄健沉厚之气 ,冲淡了唐初由南风盛行一统的局面 ,为诗歌表现范围的日益扩展与开拓 ,起了重要作用     

试论儒家思想对唐初法律的影响

试论儒家思想对唐初法律的影响杨荫楼唐代是儒学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唐初统治者为了适应社会政治的需要，努力振兴传统儒学精神，使一度衰微的儒学恢复了生命力。而儒学的复兴，又影响到唐初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使唐初特别是贞观时期的政治风气洋溢着清明宽厚的儒家情调...     

唐初政权非由关陇士族垄断

陈寅恪教授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写道:“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陈寅恪的观点影响很大,直到今天,某些唐史论著,仍然因袭陈寅恪的观点,宣称武则夫打破了关陇集团对政权的垄断。但是,历史事实并非如此。这里提出两个证据。     

唐初农民家庭收支与社会发展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农民是国家财富最基本的创造者和国家赋役的承担者,其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兴衰的晴雨表。在唐初均田制度和重农劝耕的政策之下,农民获得了较低的生产成本和宽松的生产环境。农民在完成国家赋役、保证自身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家庭收入还略有剩余。家庭收入的剩余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有条件去改善生活和扩大再生产,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为唐王朝的繁盛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初东突厥在内蒙古地区统辖体系初探

唐初,东突厥置四面设,其中东、南、西三面设都置于今内蒙古地区。这是东突厥具有本族特色的统辖体系。这个体系为东突厥自身的发展及其同中原政权的交往提供了组织保证。     

论唐初吐蕃与祖国关系的确立

本文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早在七世纪,松赞干布领导的吐蕃王朝就是唐中央政权统辖之下的一个地方政权,西藏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隋末唐初儒学之士的历史选择

隋末唐初儒学之士的历史选择杨荫楼我国封建时代的儒学之士大多有着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洞察力，他们对社会的变革最为敏感。每当社会发生大的变动时，这部分人便风云际会，一展雄才。隋唐之际的儒学之士，即以极大政治热情和睿智，投身社会，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历史选择。...     

唐初的突厥问题与全国的民族关系

<正>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长期的复杂的重要问题。历代封建王朝因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矛盾运动,对它所采取的解决方针、办法、策略部不尽相同。唐初的突厥问题是一个关系全国统一的民族矛盾问题,对此,唐太宗洞察全国局势,不失时机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全国的民族关系新发展打开了有利的局面。     

百余年来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述评

设馆修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统治者为了垄断修史大权,往往通过设立史馆来掌控对历史的解释。因此,研究史馆制度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涉及自魏晋至清代各个时期史馆设置的状况,尤其是在史馆建置、史馆运行机制、设馆修史的利弊等重要问题上,研究较为深入。对唐、宋史馆的研究,成绩尤大。但是,史馆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史、制度史、史学史、文献学等诸多学科,今后的研究还需将史馆置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史学等的架构之中进行整体探讨,以史馆为纽结,以史馆修史与社会政治、史学发展为突破口,进行综合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