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动物福利壁垒问题研究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已经将动物福利理念引入到了国际贸易领域,将动物福利与国际贸易紧密联系,世贸组织规则中也有明确的动物福利条款,其对国际经济贸易的影响逐渐增大。动物福利作为一种新型贸易壁垒对我国畜禽产品、中药、服务业、水产品、化妆品和皮毛的出口贸易均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政府和企业应采取相应措施从容应对。     

我国动物福利的现状与对策

动物福利这一理念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得到极大的完善,而我国的动物福利事业,虽然也有较大进步,但发展过程略显缓慢,面对国际社会对我国实施的动物福利壁垒缺乏应对手段.本文从动物福利的概念、内涵入手,重点论述了国际社会福利的现状,并讨论我国应对动物福利壁垒应该采取的策略.旨在提高我国民众对动物福利的认识,改善动物福利事业在我国的现状.     

对我国动物福利立法的思考

随着硫酸泼熊、虐猫和火烧流浪狗等事件的发生,社会公众对动物保护的关注度有所上升,动物福利的概念也逐渐为公众所知晓。很多国家已建立了关于动物福利的法律制度,相对而言,我国在动物福利立法方面有待完善。动物福利立法的宗旨应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在内容上应扩大动物保护的范围,完善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加强动物福利立法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和法治进步。     

中外动物福利政策的比较与对策研究

在介绍WTO、OIE、FAO、欧盟以及美国关于动物福利的一般性规定后,指出了当前我国与国外动物福利政策相比具有法规少、内容薄、标准低的特征,这种政策差距使动物福利成为我国农产品贸易面临的一个新壁垒,降低了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并损害了企业信誉度。政府要加强宣传、完善法规、加大补贴、增进服务,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政策差距,降低动物福利壁垒的影响。     

动物福利立法的贸易价值取向问题

动物福利保护标准用作贸易标准具有形式上的合法可能性,因而在国际贸易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世界上共有100多个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动物福利法律体系,该类立法对于促进本国的动物国际贸易或者加强本国动物产业的保护具有积极的作用。由于动物福利立法不健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生产大国,我国每年遭受的国际贸易损失始终位于全球第一。因此,我国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强动物福利立法,是非常必要的。全面加强我国的动物福利保护立法,目前应遵循人与动物在法律地位上不能平等的原则和动物福利的分类处理的原则。     

中国动物福利保护缺失与对策研究

在动物福利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的客观情况下,本文在明确动物福利含义的基础上,阐述了动物福利保护的必要性,进而反思动物福利保护中的伦理基础、法学原理、经济基础、实施及制度建设等障碍性因素,认为动物福利保护缺失的原因在于动物保护宣传教育留于表面;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在人们的头脑中难以改变;中国薄弱的经济物质基础限制了动物福利的迅速改善等方面。最后针对中国国情提出完善动物福利保护的对策：提高公众动物福利参与意识;培养理性消费观念;提高专业人员的动物福利观念素质;加强监督管理;加强法制标准建设;加快动物福利立法等。     

现状与展望:中国动物保护立法的思考

以动物福利为导向的现代动物保护立法,已经有近两百年的制度发展史。与之相比,我国现行动物保护法,尚非真正意义上的以保护动物个体利益为目的的法律。其立法的主要缺陷表现在:在立法宗旨上,动物只是纯粹的资源,忽视了动物个体的利益;立法分散、法律规定少;受保护的动物范围有限;法律缺乏执行力。动物福利立法的缺失,带来诸多不良社会后果,鉴于此,中国需要健全动物保护法,将动物福利理念贯穿到现有法律中,其具体立法原则应当坚持:第一,残酷非法化;第二,基本福利为补充。     

动物福利与人权的冲突及应对之策

动物福利立法在中国举步维艰,其中一种反对观点认为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实施动物福利法会与中国的人权保障发生冲突,即提高动物福利会影响人的福利。针对这种观点,笔者在中国西部某生猪生产大省就猪的福利与养猪农民充分生活水准权的冲突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较高标准的动物福利措施潜在地会对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负面影响,但以反残酷为基础的较低标准的动物福利仍然有为农民所接受的可能。基于这一调查,本文提出＂低限动物福利＂,作为中国当前制定动物福利法的立法策略,即以反残酷为底线,以较低标准的动物福利为补充的动物福利法,并建议政府对实施动物福利给予适当补贴,或者采取降低税收等其他有效方式弥补农民的利益损失。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中国动物福利立法研究

用法律制度来推动对动物福利的尊重和保障是为实现人与动物双生共赢、协调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亦是国际社会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方式之一。面对当前我国动物福利法的缺失,在借鉴西方动物福利立法的具体实践和关照我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我国动物福利法律具体制度设计的前提,是应先明确动物福利法“和谐”与“宽容”的立法价值取向,“利用与消费正义”和“保护与管理相结合”的立法原则。并在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引下,有利于人与动物的协调发展的人立法目的与模式的选择之基础上,具体区分农场动物、实验动物、工作动物、伴侣动物和娱乐动物五类动物的各自必需的、主要的福利制度。     

关于动物福利立法的伦理学思考

动物福利是人类文明、伦理进步的体现。从人类伦理的角度对动物福利立法之完善进行思考，在论述动物福利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的基础上，对动物福利立法的伦理依据做了系统梳理，为该立法活动注入了思想源泉，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支持。最后指出强化人文伦理培养是推动动物福利法的必然选择。     

旅游产业链经济特征分析与市场低效探源

旅行社团队包价旅行方式在节省消费者时间,减少消费者信息搜集成本方面存在优势,更重要的是其低廉旅行包价的价格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旅行社通过“零负团费”进行招徕游客,再通过强迫购物、小费等一系列旅行社旧有的“惯例”来弥补成本获取利润的做法,往往给消费者带来低劣的旅行体验质量。是什么导致了旅行社陷入低价格竞争的陷阱？团队包价旅游方式是否真的该退出市场,让位于自助旅游方式？旅游产业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应该进行哪些规则设计,才能约束旅游企业合理竞争,使消费者满意？论文对近年来旅游产业链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对旅游产业链的经济特征进行了分析,阐明双重加价是导致旅游产业链市场低效和社会福利损失的根本原因,针对如何消除双重加价提升旅游产业链市场效率提出了对策。     

进口贸易引致的消费者福利研究进展与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为研究进口贸易与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基于进口贸易、消费者福利等相关文献，对其研究视角、逻辑思路、经验方法以及相应结论等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研究认为，目前进口贸易引致消费者福利的研究基本沿着进口产品价格、产品种类以及产品质量的思路不断推进，但是在细化消费者定义、明晰理论机制、完善机制传导链条等方面还需要继续深化研究；基于此，提出进口贸易引致的消费者福利方面是值得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方向，中国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也需要有更加多样化的产品进口，在进口贸易理论与传导链条等方面深度挖掘消费者福利增长的机制，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     

基于公民权利理念的社会福利权利研究

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崛起，社会福利权利会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权保障方式备受关注。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尚不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到底向何处发展必然受到社会福利权利理念的影响。从社会福利及社会福利权利入手，借鉴公民权利理念，重新审视公民权利理论对构建社会福利权利的指导意义，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分析，得出现阶段我国应该实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     

动物权利的法定化困境及其破解

作为伦理学命题出现的动物权利论,在西方及我国法学界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他们提出了动物应当成为法律主体,享有法律权利的主张。从法学或者法律的角度主张动物权利,不得不面临动物权利法定化的困境:动物主体如何确定,权利内容为何,如何实现权利?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法律架构中是无法解决的。事实上,动物权利的初衷也是为了保护动物,但它却无法法定化,在社会现状及立法技术条件下,真正能行之有效的动物保护立法策略仍然是动物福利。     

大国开放条件下转基因棉花研发福利效应研究

采用大国开放条件下农业研发经济剩余模型对1996-2008年间转基因棉花研发福利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因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农业踏车效应＂朝不利于农民福利的方向发展,包括我国棉农在内的各国棉花生产者都因种植转基因棉花而在经济利益上遭受显著损失;消费者是新技术的最大获益者,并且随着转基因棉花采用率的提高其将获益更大,而研发者也因知识产权保护获得可观的技术使用费;对一国整体而言,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是新技术的最大获益者。     

中国当前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和有效政策选择

现在许多人都把中国经济衰退归咎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实，中国的经济衰退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即使没有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国的这一轮衰退也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问题。导致当前中国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是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即消费的扩张跟不上生产的扩张。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以及消费主力军队伍的缺乏。因此，要走出目前经济危机的困境，其主要对策是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快速地使股市、楼市走出低迷状态，改变财富效应的逆转，使中产阶级成为消费的主力至队伍。     

动物福利立法的价值定位

动物福利立法在我国还是一个新颖的有点儿难以接受的问题,这需要对动物福利立法中的价值问题作一个清理。功利主义动物主体论、权利主义动物主体论、整体主义动物主体论已经在理论上论证了动物的主体地位。将动物上升为法律主体的要求也由来已久,并已付诸法律实践。在我国的动物福利立法中,其价值选择应是将动物作为法律上的类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