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与信仰:蔡和森留法期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蔡和森受新民学会委托,组织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事宜,有力地推进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蔡和森以猛看猛译的"蛮霸"精神,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成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在他的影响下,很多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和国内外新民学会会员,都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另外,蔡和森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实际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与运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以及中国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蔡和森赴京与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开展

蔡和森受新民学会委托先期赴京,调查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京一年半的时间里,通过华法教育会负责人以及在京湘籍名流的支持与帮助,他设法争取侨工局借款名额,筹措赴法旅费川资,促成华法教育会开办各种预备学校,为湖南青年准备赴法打下坚实的基础。蔡和森赴京不仅实现了新民学会向法国发展的目标,而且有组织地开展湖南留法运动,且使全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提前进入高潮。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从第一所“党校”刊物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的创办开始,到中央苏区党报体系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刊活动密不可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一边借报刊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边积极在报刊活动中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由此,党报理论逐渐形成体系,相关人员也开始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五四时期湖南进步报刊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五四时期湖南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兴办报刊,将其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爱国和革命成为当时湖南报刊宣传的主题。湖南进步报刊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主要大众媒介,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进步报刊主要有《湘江评论》《新湖南》和《湖南通俗报》。湖南进步报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积极传播新思想,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和进步书社联结成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使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后期革命运动和湖南早期党团组织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蔡和森赴京与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开展

蔡和森受新民学会委托先期赴京，调查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京一年半的时间里，通过华法教育会负责人以及在京湘籍名流的支持与帮助，他设法争取侨工局借款名额，筹措赴法旅费川资，促成华法教育会开办各种预备学校，为湖南青年准备赴法打下坚实的基础。蔡和森赴京不仅实现了新民学会向法国发展的目标，而且有组织地开展湖南留法运动，且使全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提前进入高潮。     

建党前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及其特点初探

建党前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的努力有：创办《湘江评论》和文化书社;成立俄罗斯、马克思研究会;批判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并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毛泽东、蔡和森建党的思想渊源

新民学会成立时,毛泽东、蔡和森就有向政党发展的志趣,提出力争"三年之内,务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由于传统文化的不同影响,毛泽东、蔡和森对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有不同的选择.蔡和森通过赴法勤工俭学,直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教训后,创建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湖南分部.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的主要特点

与其它省区相比,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从传播组织、传播过程、传播渠道、以及传播手段等方面都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广泛传播,也推动了湖南革命运动的发展.     

蔡和森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蔡和森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钟穗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１９１８年蔡和森与毛泽东等共同创建了新民学会，旋又积极倡导和组织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举家远涉重洋赴法勤工俭学，并在短短时间内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屈指可...     

1911-1920年毛泽东的编辑实践

青年毛泽东早期积极投身革命报刊的编辑实践 ,在创办《湘江评论》和主编《新湖南》以及为《大公报》、《申报》等国内诸多报刊撰写、编辑稿件、设立各类通讯组织等编辑实践中都表现出以报刊为阵地 ,与封建专制制度、与军阀作战斗 ;表现出积极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和宣传的编辑实践特点     

区域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湖南为讨论中心

所谓马克思主义区域化，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的区域性实践中实现本土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区域化，不同区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化的、主体的、实践的等动力，这些动力是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合力的重要因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区域化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来说，湖湘文化所蕴含的典型文化特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化动力，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通过传播、应用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其中国化提供了主导动力，中国共产党湖南组织领导的革命实践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根本动力。     

湖南自修大学与马克思主义群体探究

湖南自修大学素来被誉为“党校之源”和湖南“革命策源地”,究其原因,则是其中活跃着一批马克思主义群体,他们是荣耀的实际创造者。湖湘文化底蕴的熏陶、对新民学会的因革以及自修大学的办学模式等,直接催生了这一伟大群体。他们被历史赋予了独有的特点：胸怀坚定的社会信仰,群体广泛;注重经世致用,实践性强;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多样,效果明显;为中国革命的继续前行做出了独特贡献等。     

梁启超新民思想再论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系统、完整地提出新民思想的第一人。他杂采中西道德,强调教育新民,意欲塑造一代资产阶级新型国民。但由于他没有把变革封建经济基础及其政治制度与新民结合起来,因此未能造就中国之新民,并最终向旧传统复归。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制观中国化探析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的法制建设通过实践主导与文化扬弃路径,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制观中国化。实践主导层面,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确立,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法制观中国化的根本保证;抗日民主政权法制建设初具规模,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法制观中国化的核心内容;根据地的司法实践,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法制观中国化的本质要求;服务抗战大局,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法制观中国化的重要使命。文化扬弃层面,反对特权,变革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服从法律,要求执政党成员成为遵纪守法的榜样模范;大公无私,提出了共产党员犯法加重处罚的司法原则;保障人权,彰显马克思主义法制观的精神实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需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内涵及其文化意蕴

文化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先进文化形态的身份,同中华民族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不断为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接受和信仰的过程。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政治意义上的认同建构应该以文化的认同建构为基础和前提。从文化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整合、提升,并实现自身不断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能否通过文化理论走向日常生活?——试析20世纪70年代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明显地存在着一个“文化转向”,这种转向也明显地改变了由卢卡奇奠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虽然它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为发挥其资本主义批判功能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路径,并借助文化批评在全球理论空间中占据了一个独特位置,甚至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它亦向马克思主义元理论提出了新的诉求甚至挑战。在根本上,文化转向实质性地改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属性,把它从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转化成一般的反权力文化实践,从生产方式变革理论转化为生活方式选择理论,从历史理论转化为文本(话语)理论。因此,尽管文化理论突出了以日常生活为中轴的总体社会革命的重要意义,但目前仍难从其操作路径看到这一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亦很难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建构方向。     

穷本探原 继承创新 ———评《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的形成》

《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的形成》一书,将党史研究与心理学研究相结合,建构了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实现了早年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将党史人物研究与地域文化研究相结合,进一步深入阐述了湖湘文化对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形成的巨大影响,从而真实而生动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相融合、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     

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湖湘文化精神与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互动关系解读之一

探讨“大本大源”是湖湘文化的传统,“原道”是湖湘文化最基本的精神,原道、卫道乃至殉道成为湖湘文化规约下湖南士人人生基本的行为主导方式。毛泽东、蔡和森等灿若星河的一大批“五四”时期湖南有志青年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与他们在湖南的文化氛围里形成的“原道”精神密切相关。在“五四”时期短短的6年时间里,湖南社会经历了反袁、驱汤、驱傅、驱张,湖南自治运动,以及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反日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等等,这些运动形成了湖南人一个探讨“大本大源”的“原道”过程,形成了一个历史的链条。而“五四”时期的湖南报刊,则成为这一历史转换、文化转型的不可或缺的“媒介”,成为这一代人才渡河之舟桥,冶炼之熔炉,砺剑之硎石。     

《离骚》“民”字解

《离骚》中的六处“民”字不能一概而论。综合文学史上各家之说，结合全诗意脉，并考之屈原的生平与思想，可知：六处“民”字均可作“人”通释，但所指不尽相同。在“哀民生之多艰”句中偏指屈原自己；在“终不察夫民心”句中兼指朝臣中的善恶两方；在“民生各有所乐兮”和“民好恶其不同兮”二句中均泛指人们、一般人；在“览民德焉错辅”和“相观民之计极”二句中都特指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