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考据的现代阐释--古典文学考据方法论述略

考据作为研究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学科中起了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考据作为学风,是以求真崇实为特色的学风,对于蹈虚浮薄的学风具有纠偏扶正的意义;考据作为一种治学精神,具有科学的、批评的、开放的和人文精神诸层面.古典文学研究应当在"实学求是"的精神原则下,既提倡严谨的学风,又鼓励自由的思想,其最高境界是理性与诗性、文献学与文艺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     

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批评及其内在问题

20世纪学术史上,岑仲勉与陈寅恪同被称为中古史研究的两位大师,然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却有一番激烈批评。辨析二者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方法可以发现,此番批评标志现代文史考据之学内部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两条进路的分野。时人以岑仲勉缺乏陈寅恪式的＂大判断＂来评点其唐史研究,其实恰忽略了陈寅恪从史料考据逼出＂大判断＂的运思特征,从而实际落入以＂理论阐释＂来指责史料考据的窠臼,与此相应的也抹杀了岑仲勉文献考据这一研究路径的学术意义。     

论黄佐临先生的"写意戏剧观"——为中国话剧百年纪念而作

黄佐临先生的"写意戏剧观"既在国内戏剧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同时环绕"写意戏剧观"的批评争议也成为国内外热门的话题。但这些批评和争议都失之于偏颇:黄佐临先生的"写意戏剧观"抓住了中国戏剧发展的要害,对僵化的传统戏剧观念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佐临先生的三大戏剧观,是他进行比较戏剧研究的一个升华,也是他对于世界戏剧导表演艺术体系发展研究的具有创意的发现。而"黄佐临现象"是一个符合戏剧历史发展潮流的戏剧现象,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佐临先生的写意戏剧观的美学目标是走向"三大戏剧观"的"综合"。这不仅是他的理论,而且构成他始终不渝的舞台实践的目标。他的写意戏剧观依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他的理论依然有着可行的实践的基础。     

袁枚批判乾嘉考据诗风的反封建意义

袁枚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态度与他对乾嘉考据学风的态度紧密相联.他没有主张诗歌要绝对排斥考据,认为只要适量和切入得好,考据可以入诗,考据诗也是诗歌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他反对将大量考据内容放进诗中,反对以考据家的眼光来评诗、注诗.他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不仅维护了"诗本性情"的审美传统,也是对以"经术"和"文治"相标榜的封建专制文化的鲜明抵制.     

仪式作为意动叙述——兼论仪式与戏剧的区别

从符号(叙述)学角度看,仪式作为一种行为叙述,具有明显的施行性和目的性,类似于"以言成事",是一种典型的意动叙述,同时仪式叙述具有一层框架,以取信为目的,也是一种纪实性的叙述;与仪式相交织的戏剧以当下的表演为主,类似于"以言行事",是一种演示类叙述,戏剧的观众悬置了戏剧的"真实性",以旁观的姿态欣赏和批评戏剧,具有多层的叙述框架,是一种典型的虚构性叙述。     

朱光潜与20世纪中国戏剧批评

朱光潜与20世纪中国戏剧批评的关系，在以往的中国现代戏剧史和戏剧理论研究中常遭忽略，人们只把他当做美学家、翻译家，而没有充分意识到他在戏剧批评理论领域的重要贡献。朱光潜的戏剧批评以1949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以《悲剧心理学》为开端，介绍、引进西方戏剧理论。三四十年代对一些话剧剧作和演出，予以批评引导。1949年之后，除了他的《狄德罗的<谈演员的矛盾>》引发争论外，主要是通过一些译作和美学论著中的相关论述来开展包括戏剧批评在内的理论思考。     

文学批评中的语文学——萨义德与德曼语文学思想比较

在勘察语文学研究中传统与现代这一重要分期的基础上,从萨义德和德曼各自的文学批评理论出发,分析比较了语文学在两人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意义。由于文学研究理念上的差异,在"回归语文学"这一共同点上,萨义德和德曼的研究旨趣和目的也大相径庭:萨义德是利用现代语文学文本细读法和文化还原性来阐释其人文主义文学文化批评理论,恢复人文主义批评实践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而德曼则是以传统语文学文本本体论和考据性研究方法为基础,试图重建文学批评的纯粹性和文学研究的自尊感。     

钱穆、余英时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钱穆认为清代经史之学从宋明性理之学发展而来,他对乾嘉经学考据多有批评;余英时指出,学术思想从宋明到清代发展,是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钱穆论清代学术思想,多结合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察;余英时则以"内在理路"的研究路径来解释清代学术思想流变。在清代学术史领域,钱穆、余英时的研究有着重要地位。     

自媒体戏剧评论的特征、问题与戏剧评论的转机——以“北小京看话剧”为例

“北小京看话剧”为代表的自媒体剧评是新媒体环境下戏剧评论的新类型,这类剧评在写作中形成了一系列的特征,给只表扬不批评的剧评界注入了新鲜的评论血液,促进了戏剧评论的多元化、大众化。自媒体剧评在传播层面形成了以交互性为主要特质的话语特征。自媒体剧评在规范、语言、论证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其批评伦理亦遭受质疑。自媒体剧评受到追捧,暴露了专业批评忽略大众、不讲真话等问题。戏剧专业评论工作者应正视自媒体剧评的存在,主动介入自媒体戏剧批评,重塑戏剧评论话语,建构中国气派的戏剧评论,从而在戏剧创作与接受中发挥沟通和引领作用,推动戏剧艺术走向进步和繁荣。     

延安一代士林的构成与局限

抗战前后进入红色阵营的延安一代乃中共党史上的"黄金一代",国民党在这场关键性的青年争夺战中落败。延安一代整体知识结构为旧式文化加简化的马列公式。低窄的学历结构从宏观上制约了延安一代对革命的理解,同时也制约了他们对极"左"思潮的及时警觉。他们多以文学想象革命,以浪漫代替现实,头脑中只有抽象概念,"只有批评没有批判",常用偏窄的论点支撑宏大结论。     

钱谦益入清后诗“诗其人”辩

钱谦益入清后的诗从清初以来便被指责为"作伪"、"自刻饰",甚而说是"表演"。由于论诗逻辑的武断简单,使钱谦益诗处于百口难辩的境地。分析话语者的时代和心理背景,考察钱诗所写的事与情,我们认为,钱谦益入清后的诗是真诚的,符合他"诗其人"的诗学理论。他的诗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大节隳颓的尴尬和反清志行,亡国之痛,沧桑之感是经历了鼎革之变后全社会共有的感情。在钱谦益评价上,我们不能以其曾经有过贰臣的经历而重蹈前人的覆辙。     

流放诗人方拱乾论

方拱乾系清初诗坛一别具认识意义之重要诗人 ,其罹科场案、遭流放至极北后之心态吐露于后人辨认清初这一层面知识分子之精神状况特备典型。同时 ,其诗歌理论倾向及创作实绩也均不俗 ,可于诗史踞一席地     

祝淮《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研究

消道光时期《新修香山县志》收录六幅与澳门有关的地图,在这六幅图中保存了很多珍贵的澳门史地资料,其中许多澳门地名为这些图首次出现.本文透过对这些地名的研究,可更深一层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之内涵.     

从“自理”到“宪律”:对清代“民法”与“民事诉讼”的考察——以《刑案汇览》中的坟山争讼为中心

清代《刑案汇览》中的“控争坟山情急赴京刎颈呈告”一案记录了嘉、道年间安徽泾县徐、吴两姓的坟山争讼,从它的发展过程与官府的审理办法,可以观察到清代“民法”与“民事诉讼”问题的复杂性。其一,“官法”与“民俗”之间的距离。中国古代的“民法”总体上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至于清代,各种民事规范已经相当丰富。虽然它们在司法审判中都有可能成为依据,但是其性质和作用存在很大差别。其二,法律发展变化的路径。无论从对传统的路径依赖还是面对民间复杂情况时所显示的局限性来看,清代国家法在民事规范方面的发展都受着相当大的限制,这决定了它在民事纠纷的处理上只能给出“权威”的而不是恰当的规定,而所谓“权威”是建立在官对民的统治基础之上的。其三,“词讼”与“案件”之间的转换。“词讼”与“案件”之间并没有非常严格的界限,更不是现代“民”、“刑”两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并列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贯穿着以刑统罪的传统和“不应为”的原则,并体现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适度分离。     

宋代疑经思潮与三家《诗》的辑佚

三家《诗》的辑佚始自宋代王应麟的《诗考》。《诗考》的撰写受朱熹的启发,但更是宋代疑经思潮的表现。《诗考》一书虽存在不少缺点,但王应麟的辑佚方法,《诗考》的内容、编写体例对清代三家《诗》的辑佚有示范意义,王应麟辑佚所得也成为清代三家《诗》辑佚的校勘材料。     

"意象"的美学历程发微

"意象"是中国美学、艺术学领域中的重要范畴。其萌芽于中国原始思维中的"感物—象数"传统,"数"与"德"构成了"象"所承载的原型意义;魏晋至唐代是哲学意象论向审美意象论滑移的过渡时期,"境象不一"由艺术领域的泛化所指,向文学领域的确定所指靠拢;文学意象论完成于明清,意象在文学批评和理论言说中被普遍使用,对其主客统一、情景交融的认知已经全面渗入日常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明中叶以后叙事文学中"形象"的凸显,以及西方话语的冲击,导致五四以后学界一度以西方视角审视意象。辩证地看,也为这一范畴的现代化提供了契机。     

论楚辞校勘学产生与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

探析西汉至晚清历代学人校勘《楚辞》的起始与发展轨迹 ,比较楚辞学史与中国图书史可知 ,楚辞校勘学产生与发展应分为 :两汉初兴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发展期、宋元明兴盛期、清代大盛期这四个历史阶段。     

清嘉、道年间的士习特点及其形成原因透析

清嘉、道年间的士习特点,总的说来可概括为两点:一是无实无用,嫉贤忌能;二是少廉寡耻,唯利是求。这主要是由清王朝的衰败、极端的专制主义、官场风气的败坏、以八股取士为特征的科举制度的腐朽以及汉学考据之风盛行等原因造成的。     

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

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开始关注身体史的研究,而头发作为人身体中的一部分,也进入我们的视野。清代剃发令、蓄发令、剪辫令的颁布与实行,都与辫发密切相关。辫发既是多种矛盾冲突的焦点,也是历史的见证,体现了社会领域的多重变异。本文将辫发作为特定的历史符号,系统考察辫发与清代历史,特别是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联系,进而阐释其象征意义及社会影响。     

百余年来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述评

设馆修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统治者为了垄断修史大权,往往通过设立史馆来掌控对历史的解释。因此,研究史馆制度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涉及自魏晋至清代各个时期史馆设置的状况,尤其是在史馆建置、史馆运行机制、设馆修史的利弊等重要问题上,研究较为深入。对唐、宋史馆的研究,成绩尤大。但是,史馆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史、制度史、史学史、文献学等诸多学科,今后的研究还需将史馆置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史学等的架构之中进行整体探讨,以史馆为纽结,以史馆修史与社会政治、史学发展为突破口,进行综合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