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王权与英国均衡政制

王权在英国是国家认同和国家统一的象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现实。英国王权从性质上是一种个人权利,这一点使得英国政制构成所要处理的问题从根本上不同于其它国家。王权在政制结构中要想行动,就必须嵌入到其他政治权力中去。王权的这种嵌入式结构,在英国均衡政制模式中起到了缓冲器的作用。英国的政制发展和政制转型,是由作为政制秩序现状的保守者贵族院、发动政制变化的行政首脑以及代表政制构成中最终权威的新选平民院共同促成的。     

试论罗马共和的混合政制遗产

对于共和主义传统，如果仅仅从约束政治权力以保护政治自由的角度理解，反而会忽视它对于政制构成问题的其它维度。就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制模式而言，我们可以发现三种主要关注，即政治的观念、公民的界定以及诉诸传统的原则。政治意味着一种获得最优的生活方式的手段甚至最优生活本身，公民则主要是一种身份和权利，两者共同奠定了混合政制模式的基础。另一方面，罗马共和国通过混合本身实现了不同政制原则和价值的包容。在罗马混合政制中，一切决定性的政治变迁都是重构，也就是改革旧制度和恢复本源的建城之举。     

试论晚年陈独秀对社会主义"政制"的研究与思考

晚年陈独秀对问题的思考不再以既定的理论和公式作依据,而愈益注重"根据历史现在之事变发展".在对苏俄"政制"进行痛切反思的同时,他重新审视当代世界各类"政制"以及自己过去的民主观、社会主义观,并以此为基点,对社会主义"政制"进行了建设性的探索和新的设定.     

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制的特点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制是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权组织形式和活动原则的制度，它直接关系到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的正常运作，关系到澳门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制既不是三权分立制，也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制，更不是殖民主义的形式，而是一种符合“一国两制”与澳门实际情况的民主政制。这种政制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 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制首先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原则 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澳门特区政制必然不同于原澳门政制，前者体现的是中国对澳门主权…     

党国政制的肇基——民初革命运动的历史抉择

以党治国的党国政制是民初历次革命运动反复冶炼的政治结晶。它由孙中山及其政党进行理论阐述与实践尝试,在护法运动中后期至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初期逐渐肇基成型于广东,最终伴随北伐战争的狂飚席卷全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巨大影响。党国政制的肇基与普及,与其说是孙中山一人倡导之力,毋宁说是急需革命政党指路引航的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历史抉择。自然,党国政制的利弊与是非,也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变动所使然,不应完全归功或归咎于晚年力主实施这一政制的孙中山。     

西方政制设计的若干基本预设及其启示

西方政制设计是以若干基本预设为前提的,主要包括人性趋恶、权力膨胀、理性短缺、国家邪恶等.正是基于这些并非乐观的思想理念,西方政制设计构建了权力制衡、代议民主、宪政、政治竞争的制度框架,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理想化的政制设计陷阱.这对研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我国政治学发展无疑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执政中的宪政思想探源——"俄共(布)党团-苏维埃"政制的主权视角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红色革命政权"时起,就受到了"俄共(布)党团-苏维埃"政制的直接影响,也开启了探索分权制衡国家主权的宪政思考与实践.列宁根据布尔什维克党与社会民主党共存于苏维埃政权之内的特殊国情,创设了"布尔什维克党团-苏维埃"政制,后来演变为"俄共(布)党团-苏维埃"政制,它发挥了巩固俄共(布)执政地位的政治作用.由于一党制条件下缺乏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导致了苏俄国家政治生活中曾反复出现"党""国"不分、"以党治国"等严重后果.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一经执政就开始了分权制衡一国之内最高政治统治权威--国家主权--的宪政思考,试图对政治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展开分权制衡的宪政探索,并集中体现于调整党与苏维埃权力关系的政制设计与实践中,但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泛起而半途而废.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执政中,独立自主地展开一党制条件下分权制衡的宪政探索;它是列宁提出的调整党与苏维埃权力关系的宪政思想的继续与发展,并对当下改革党的执政方式、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政制发展：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与本质

对于封建专制传统积淀深厚、国家规模超大、现代化进程属于后发外生型的当代中国来说,建设和发展以民主、法治、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文明的任务甚为艰巨。其中,政制发展是核心和关键。政制发展不仅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其现实诉求和动力源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优选之路就是从制度建设入手,在理性渐进的政制改革中探索和开辟前进的道路,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制,充分发挥和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政制创新：功能、价值与理论框架——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在政治学史上,政制研究不仅是绵延已久的传统,而且是传统政治科学研究的中心。政制研究在经历了行为主义时代被边缘化之后,随着当代新制度主义的崛起又得到回归与复兴,而重新回到中心位置。新制度主义为政制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本文对新制度主义语境中政制创新的内涵、理论框架与价值意义做了尝试性探讨。     

专制之惑：中国古代政制的解读论争

中国古代政制的论争为学术界解读中国古代政制提供了一种警觉性反思，但也存在着许多的不足。真正走出中国古代政制的定性困惑，就应该对专制主义、儒家思想、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作出严肃的知识考古。     

政制创新的尝试与夭折——辛亥革命失败的新制度主义反思

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政制创新运动。辛亥革命在中国政制变迁史上打破了王朝循环的路径"锁定"状态,把中国政制强行拉出了帝制轨道,并尝试创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是辛亥革命未能有效地完成政治创制,政制创新进程随着共和国政权的旁落而夭折。从当代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反思,以同盟会为代表的政制创新行动集团无疑属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弱势行动集团,其集团内部普遍存在的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有效创制所需行动资源的匮乏,意识形态的弱内聚力与整合力,加之作为内在制度的传统政治文化对政制创新的阻滞等,都决定了其无法在旧制度突然崩塌以后的近代中国完成填补权威真空和制度真空的历史使命。     

孙中山的“共和”政制构想及其特征

孙中山"共和"政治思想与"共和"政治制度构想呈现出不变与变的疏离,围绕反对专制、重视民权展开其"共和"言论,而"共和"影响下的政制构想和设计则甚为多变。孙中山的"共和"政制构想历经美国联邦制共和政体,到法国内阁制共和政体,以及后来强调瑞士、美国等地直接民权,甚至在联俄联共后,承认俄国政治的共和性质。同时,孙中山也积极地探寻、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共和"政制,运用"五权宪法"、"三民主义"进行国家建设。     

孙中山晚年政制观与广东政权

<正> 孙中山在其政治生涯中,曾多次提出过内容丰富的民主共和国政治制度方案,特别是到了晚年更趋系统成熟划一,基调相对固定.但其一生执掌全国政权的时间很短,虽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却又都是区域性军事政权,几乏实施其政治制度建设蓝图的机会,相较而言,1923—1925年在广州建立的革命政权有所尝试,稍具雏形,颇有分析价值.一般而言,政治理念与现实政治生活施行毕竟会有些距离,晚年孙中山的政制观因广东政权的建立、运作也有所发展.两相参照,予以比较,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来库古政制改革辨析

斯巴达来库古改革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国际希腊史学界争议的问题。根据古代研究资料分析及对近、现代考古发掘成果和研究成果的辨析,得知,来库古确有其人,来库古改革也实有其事,时间在公元前830年左右。来库古改革的各项措施以“瑞特拉”神谕的形式流传下来,对斯巴达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数世纪的影响。来库古的政制改革不仅使斯巴达从此由氏族社会阶段进入阶级社会阶段,使斯巴达国家由王政转变为贵族政制,而且为以后数百年的政治稳定,军事强大奠定了基础,对斯巴达古典时代的强盛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后果。     

“代议制改革”与香港未来政制——再谈向“一国两制”过渡的第一步”

<正> 政制之争是香港过渡时期政治斗争的焦点。这是一场长期复杂的斗争;一九八七年关于“政制改革”的大辩论,对这场斗争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因为:一方面,中国领导的《基本法》起草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今年年底将提出《基本法》草案初稿,交香港人讨论;另一方面,港英当局也在加紧推行“代议制改革”,要在一九八七年发表政制检讨绿皮书和白皮书,决定香港“代议制”的方向和一九八八年是否实行立法局部分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     

简论朱元璋廉政方面的政制设计与明代政治兴衰之关联

廉政方面的制度建设与吏治局面有着极大的关联,朱元璋在廉政方面的政制设计,对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仍有一定的启示。本文从朱元璋的廉政制度入手,从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两方面指出其特点,并将它与明代的政治兴衰相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出明代廉政制度与政治形势的内在关联。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政制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野

在历史制度主义论域中,在旧制度因环境变迁和危机恶化而发生断裂或崩溃的"关键节点"时期,掌控创制主导权、决定政制走向的往往是政治博弈场域中的强势行动集团。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政制变迁史上打破了王朝循环的路径锁定状态,把中国政制强行拉出了帝制轨道,引入宪政共和的探索之路。但是辛亥革命未能有效地确立民主共和、完成现代宪制的路径塑造。究其原因,就在于以同盟会为主体的政制创新行动集团属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弱势行动集团,其行动资源的匮乏、组织结构的溃散、意识形态的虚弱,决定了其无法在专制文化积淀深厚的近代中国成功地创建现代宪制、巩固民主共和。     

从伦理学到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探源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开启了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而"实践"正是这个实践哲学传统的核心概念."实践",也就是行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要意指与生产劳动相区别的伦理和政治行为.因此,伦理学和政治学便构成了亚氏实践哲学的主要内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学通过对善的思考导向对人的有目的的行为的思考,进而研究统摄一切目的的目的--人存在的意义这一根本问题,从而成为实践哲学的基本科学.而政治学研究的是人在共同体中的自由生活,研究的是善在自由的政治共同体中的实现.伦理学指向道德行为的政治起源,政治学指向政治共同体的道德意义和道德目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从伦理学到政治学,标志着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完成.     

政治哲人眼中的女性与城邦——解读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

希腊古典作家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共十五章,其中第一章对斯巴达女人和婚姻生活的描述,成为后世人们了解斯巴达社会,尤其是斯巴达妇女社会生活状况的重要史料。本文基于对《斯巴达政制》1.3-1.4中的重点字词、辞章和文脉的梳理,深究色诺芬的笔法。色诺芬对照斯巴达与其他城邦在女性的饮食、劳作、身体锻炼等方面截然不同的政制安排、立法措施和生活方式,处处都是盛赞的口吻,然而,其中却暗自检视了斯巴达女人的道德品性和斯巴达城邦的精神。色诺芬从政治哲人的角度思考斯巴达女人与政制的关系。他对斯巴达妇女隐秘的批判,同时也是对斯巴达城邦隐秘的批判,因而可以说,色诺芬从《斯巴达政制》第一章一开始就促使我们思考:斯巴达城邦的生活方式是否真的优于其他城邦。     

浅析新中国政制体系建构的制度基础与苏联因素

新中国政制体系构成的制度基础主要来源于三大基本要素,即历史传统与制度遗产,马克思主义的政体理论及其在中国早期的制度实践,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制度经验。其中,苏联是自近代以来影响中国政制建构最重要的外在因素之一,因而可以认为新中国的基本政制架构是中国传统因素与苏联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