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建党时期二三事

1919年五四时期,陈独秀团散发他自己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遭军阀当局无理拘捕,坐牢八十三天,在各界的营救下出狱。出狱后,仍住在北京北池子公寓。此时陈独秀已辞去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在国史馆任编纂。在这期间,陈独秀和李大钊一同参加了“国民杂志社”成立一周年纪念会和少年中国学会在京会员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欢送会,鼓励青年们发扬革命精神。陈独秀出狱后这些活动都受到军阀当局的监视,致使他在京很难继续开展活动。     

谈谈科学和民主

有机会到成都来,四川省的同志要我跟同志们见面,谈一谈。今天,我想就科学和民主的问题,讲讲自己的一些看法。今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讲这个题目,还得先从五四运动说起。大家知道,科学和民主是五四运动的两个重要口号。其实这两个口号并不是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夕才提出来的。早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创办《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的时候,陈独秀在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就提出来了,不过那时候把民主叫做人权。在那篇文章里,陈独秀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卞,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意思是     

恽代英是怎样翻译《阶级争斗》的?

<正> 恽代英是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书最早的中文版译者,书名为《阶级争斗》,1921年1月由新青年社作为新青年丛书第八种在上海出版。这本书是考茨基对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的理论部分(导言)所作的解说。在书中,考茨基虽然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但却大体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也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作了简明扼要的描绘。恽代英是怎样翻译这本书的呢?1920年1月,武汉的几所大学邀请胡适去作学术讲演,胡因要在北京作杜威讲学的翻译,就推荐陈独秀代他“去武汉一行”(《胡适的自传》第九章)。在武汉讲学期间,“陈独秀曾请恽代英长谈一次”,“陈独秀不久即离武昌赴沪,并交邮寄来     

包惠僧出席中共“一大”身份问题考证

关于包惠僧出席中共“一大”的身份问题,目前还有不同看法。邵维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中(《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以下简称“邵文”),认为“包惠僧是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一大’的”“出席者”。刘培琼、吴恩壮写的《包惠僧不是中共“一大”广州代表》一文(《学术研究》1981年第4期,以下简称“刘吴文”),认为包惠僧“很有可能是陈独秀……指派他以党员个人身份参加‘一大’”。宫玉书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的探     

试评陈独秀的功与过

陈独秀,字仲甫,1879年10月8日出生于安徽怀宁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他在幼年时期跟随大哥苦读过四书五经,十七岁时考上了秀才。由于当时维新之风劲吹,废科举,兴学校已成为一股潮流,使得陈独秀走向社会即接触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参加革命活动较早。从1901年到1906年,他先后在国内外组织过“科学图书社”、“中国青年会”、“岳王会”等进步团体,创办过《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无锡白话报》等鼓吹反对封建专制的报刊。1911年他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以上这些活动都是局部的、影响不大的。从1915年创办《新青年》开始,他投身到了对全国有影响的革命活动。1915年到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这段时间是陈独秀在政治舞台上表现非常活跃的时期。这十二年里,1923年是分界线。23年以前是他的前期,23年以后是他的后期。前期功大于过,后期过大于功。他的前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之前,     

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

陈独秀为什么没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1936年,陈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文中说:“那时他(指陈独秀)在陈炯明下做广东的教育厅长。”后来大都沿用这一说法。王其彦在《齐鲁学刊》1991年第四期发表的同题文章中指出,上述说法并未讲清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的真正原因。作者引用包惠僧的回忆说,陈独秀当时兼任大学预科校长,借口正在筹建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不能脱身,派陈公博、包惠僧前去参加。据此,作者分析了陈独秀不参加中共“一大”的真正原因:由马林等外国人发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有包办倾向,陈独秀有意见,进行抵制,不去参加大会。因为陈独秀是我国第一个早期共产党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发起和领导者,北京、武汉、长沙、济     

陈独秀与抗日战争

陈独秀(1879—1942年),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著名人物.同时,他更是一位一生中有过许多曲折变化的复杂人物.纵观其一生的历程,不难发现,陈独秀生命的最后五年或者说最后十年都是在抗日战争的历史环境中渡过的: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年十月,陈独秀被政府当局逮捕入狱;正值全民族抗日战争刚刚开始之际,即1937年8月,陈独秀获释出狱;     

陈独秀没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

<正>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虽然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却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为什么没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原因至今没搞清。1936年,陈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说:“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陈炯明下做广东的教育厅长。”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关于陈独秀没出席     

共产主义者要力争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胜利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有关论述,对于批驳那种认为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中国在民主革命后要经过一个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的论调错误,是有益处的。中国是个经济落后的大国,能否以及怎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过去在我们党内曾有过争论和斗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否认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幼稚”,农民“散漫”、“保守”,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见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而我们党内犯“左”倾路线错误的同志则相反,他们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就是实     

再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答朱建同志

《学术月刊》1961年第四期刊载了朱建同志撰写的“关于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文(以下简称“朱文”),对景甦同志与我合写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一书(以下简称《性质》)提出了商榷意见。在“朱文”的结论部分,作者强调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农业企业,开始出现是在廿世纪初年”,作者认为1901年建立的通海垦牧公司、1907年建立的金坛茅麓明农公司以及1921年至1936年间在苏南建立的七十多处农场,才是纯粹“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企业,“如果以此与清代山东经营地主那种庄园式的生产关系比较起来,这两者在性质上是存在着基本的差别的”。看来,“朱文”的结论部分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性质》一书所确定的结论,并不是说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只是“开始向资本主义制过渡的经济体”,“距发展成为纯资本主义的东西还有一段距离”,而是把它说成有如1901至1936年间在我国出现的那种现代型的资本主义农场企业了。可是,我们并没有这种意思。恰恰相反,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朱建同志所持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即:同样认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是有别于现代型农场企业的。因此,凡“朱文”涉及到这个问题的部分,本文将不作答复。在此,我们想着重讨论的问题只是:(一)清代山东经营地主与城市市场的联系是否“还非常疏远”?(二)清代山东经营地主是否还是“十足的封建地主”和“中国传统的地主庄园”?不妥之处,请朱建同志和读者指正。     

论郭沫若倡导“革命文学”的功绩

郭沫若是“革命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倡导者。他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发表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中就曾热情地呼唤:“我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我们的目的是以生命的炸弹来打破这毒龙的魔宫”。虽然文中还没有明确提出“革命文学”这个口号,但却已鲜明地表达出文学要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思想。他在一九二四年八月发表的《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则清晰地提出了“革命的文艺”这个概念。他写道:“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士的     

事实胜于雄辩——从比较中看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

最近,东欧政局剧烈动荡,发生重大变化,其影响波及我们中国,于是有人就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走错了,现在也应该回过头去补资本主义这一课。本文想就这一问题谈谈一些看法,以供参考。 一、历史是无情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些志士仁人曾努力向西方学习,试图通过革命或维新的办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最早的是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接着就是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戊戌变法,再就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些革命或维新都遭到了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绞杀,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些无情的历史事实说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那么,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我们中国是不是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呢?当然也不是。他们的目的:是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或附属国,让它任意地宰割、剥削和奴役。所以毛泽东同志说:“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现代文化史中两个问题的考辨

<正>一 白话代文言的主张 到底起自何时 多年以来,人们都把以白话代文言的倡导功劳,记在胡适、陈独秀等人名下,说此种主张自“五四”前办的《新青年》始。其理由是: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就提出要以白话文学为正宗;同年2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八首白话诗;与此同时,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明确表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 目前一些已出版的中国现代史论著,几乎均     

论1927年以后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

论１９２７年以后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徐光寿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由服从逐步转变为怀疑、抵制甚至对抗。他先是拒绝赴苏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提出“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     

蔡锷确曾参加过进步党

蔡锷是否参加过进步党?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桩悬案。新近出版的谢本书同志的《蔡锷传》一书,否认蔡锷参加过进步党。他说: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进步党宣告成立,在其宣布的名誉理事名单中,“蔡锷榜上有名。有人即依据这个名单认为,蔡锷是进步党的成员”;“然而,这个名单中的某些人士,明显地不是进步党成员”;“蔡锷自脱离统一共和党以后,从未提及过自己再参加任何党派的问题;蔡锷如果真参加了进步党,这与他声明的军人‘不党主义’显然是矛盾的。他除了进步党的名誉理事名单以外,并没有其他材料证明蔡锷参加过进步党。”(见该书     

重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二次革命论”的要害为民主革命时期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幻想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有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笔者认为“二次革命论”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违背中国革命规律的错误理论。在此前提下,遵循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两点拙见与学术界较普遍的看法商榷:第一,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理论体系并非形成于1923年他的两篇文章①,而是形成于1926年9月②;第二,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并非固定不变、始终如一的,而是动摇不定、时起时伏的错误理论体系。这与党在幼年时期的历史环境以及客观形势演变对陈独秀的影响是有关的。     

辛亥革命前的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出身于书香门第,但他在少年时代的思想,与此却与当时社会潮流并不合拍,他视争取功名的八股文为“灾难”。他的祖父在1889年就去世了,教陈独秀做八股文的,是长他九岁的大哥孟吉。孟吉是府学廪生,为人忠厚,独秀称他为好好先生。孟吉深知幼弟不喜欢八股文,就瞒着母亲,偷偷教他读《昭明文选》,竟使他成了个“选学余孽”。但也是昭明太子在县试中帮了他的忙。1896年,独秀参加县试,碰到的是一个“杂搭题”:《鱼鳌不可胜食也材木》。他就以《文选》上所见到的鸟兽草木等难字,     

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的启示

关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的国家，能否大大缩短它必然要经过的资本主义阶段的行程，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1）的问题，恩格斯1894年写成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以下简称《跋》）作了最明确最系统的阐述，为我们正确地观察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否意味着“跨越”的完成，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来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恩格斯在《跋》文中坚持认为…     

陈独秀"国家偶像破坏论"新释

“国家偶像破坏论”虽然只是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的一个言说 ,但它却显示出陈独秀 (也包括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者 )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态度。从具体语境看 ,陈之所以有此论断 ,乃是由于他从关注观念层面的变革转而关注现实政治后 ,现实因素与他所接受的卢梭等“主权在民”民主自由理论共振的结果。陈独秀虽以“理智爱国”著称 ,但他的一些具体言论却超越了近代中国人对民族国家体认上的心理边界 ,从而成为人们争议的对象。     

章太炎道德论初探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时期谈论道德问题很多。1906年他出狱东渡,在东京留学生举行的欢迎会上演说,认为当时革命工作的急务,除研究“政治、法律、战术等项”以外,还须注重二事:“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民报》第六号)他的国粹思想已有文章论及,而对他的道德理论,还未曾有专题研究。因此本文拟做一初步探讨,以作引玉之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