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北农村社会状况调查述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北农村社会状况调查是当时中国农村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充分体现了主体的多样性、内容的广泛性、方法的多元性、类型的全面性等特点,成为全面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农村社会历史状况的珍贵资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法学界关于废止死刑之论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国内刑罚制度改革实践的深入发展,兼受欧美各国废止死刑运动之影响,中国法学界曾掀起了一场关于废止死刑的论争。当时持死刑废止论者以死刑的历史传统和民族信念、社会契约论、人道主义、死刑报应主义和刑罚功能主义等为立论基础,力辩死刑之应行废止。此外,他们还就死刑存废与社会安全、死刑与国家表率、死刑与犯人自新和司法补救等问题与死刑保存论者进行过论争。该时期关于废止死刑之论争,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人们传统的刑罚观和死刑观,对于其时之刑事立法,也或隐或显地施加了一定的影响。     

论林语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主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林语堂提出旨在改造国民性的"欧化论";主张中国需要先发展物质文明,而后才能够谈到精神文明;主张建设批评的文化,并从中西文化比较与融合的角度指出,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义的精神。林语堂的文化主张逐步完善,形成古今中外框架下比较成熟的文化观,为其日后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权派

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共两党尖锐对立,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形势下,以胡适、罗隆基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新月》杂志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松散联盟——人权派,掀起了一场人权运动。他们援引西方的天赋人权观念,宣扬人权至上,要求制订宪法,鼓吹言论自由,主张实行资产阶级的专家政治;既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一党独裁,又诋毁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运动;企图使中国走上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由于他们理论上的错误与危害,政治上的落后和软弱,注定了人权运动在中国破产的历史命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塾师的收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塾师的收入大约每年有150元左右,相当于高等学校教员收入的1/10,是农民收入的2.5～12.5倍,略高于新式学校小学教师和城市工人的平均工资,低于城市熟练工人之工资,与19世纪后期的塾师相比其经济地位有所下降,这与废科举以来新学教育的冲击不无关系。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租佃制度与农业互助合作

仅从剥削与被剥削、土地租让与经营的角度并不能全面认识租佃制度的内涵,租佃制度还包含着业佃之间的互助与合作关系。以往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研究往往只注意到佃农之间的互助合作行为,而在租佃制度中以伙种、分种、换工、帮工、分租、力租、永佃、减租等形式存在的业佃之间的合作与互助关系则被遮蔽于剥削关系之下。在租佃制度中,非对称性的合作与互助是业佃关系的常态,租佃关系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性、剥削与互助并存是租佃制度的基本特征。对构筑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来说,限制租佃关系的剥削性,倡导基于自愿、公正、互惠的农业互助合作,形成租佃与互助合作的良性互动机制,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改进租佃制度的路径。     

离婚的权力与离婚的难局:民国女性离婚状况的探究

文章考察了民国时期女性在离婚问题中所遭遇的难局,揭示了当时女性的实际生存状况。     

20世纪90年代城市文学的发展

本文主要分析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城市形象在作家笔下的变化、不同性别叙事下的城市形象以及 2 0世纪 90年代的城市文化发展和文学的关系。在把握城市文学发展的同时 ,指出城市文学对现实的关照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利己主义对华政策的成因

十月革命胜利后 ,苏俄政府曾两次发表对华宣言 ,公开声明摒弃沙皇时代的对华政策 ,与中国政府建立平等的友好关系。但是 ,剖析从 1 92 2年苏联成立到 1 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 ,苏联领导人的对华外交实践 ,却浓重地体现着民族利己主义甚至是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下乡青年的婚姻问题及其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去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并在之后形成上山下乡运动高潮。随着扎根农村政策的推行和下乡青年在乡的长期化,多数知青都面临着婚姻问题。虽然知青的已婚率逐年上升,但一个下乡知青要在农村正常组建家庭,其婚前顾虑较多,婚后的婚姻生活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难。特别是在上山下乡运动行将结束、知青大规模返城时,知青婚姻更是经历了严峻考验。有一小部分已婚知青选择了离婚,大多数人则选择了家庭,听从国家的安排,在当地就业。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计划经济退出历史舞台,知青婚姻遗留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上海银行公会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票据立法

票据法与银行业务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北洋政府时期、1929年票据法颁行前后以及1933—1934年,上海银行公会始终积极参与相关的票据立法活动,如进行票据习惯的调查,先后五次设立临时性的票据法研究会,并多次在汇集各会员银行意见的基础上制成意见书送呈立法部门参阅,其中多数意见被采纳。这不仅维护了同业的利益,也为近代票据立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对保证法律的质量和可行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中可以折射出中国票据制度的近代化和民间团体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演变。     

留美生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留美生入主中国社会学界 ,成为传播并发展社会学的主力。他们出版了大量的译著或专著 ,系统地引进西方社会学知识 ;创设了专门的教学研究机构 ,并开设扩充社会学课程 ;创立并创办了专业性的学术团体、学术刊物 ,使社会学趋于规范化、独立化、纵深化的发展。在传播过程中 ,他们还就社会学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从而为此后的社会学发展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北中学教师薪俸制度的演变

民国时期,湖北中学教师的薪俸制度历经多次变动,从总体上看,民国初年直到北伐军进驻武汉以前,基本上以时薪制为主。从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开始到抗战爆发以前,其间虽在一段时间内因财政紧张,曾恢复时薪制,但仍基本以月薪制为主。其原因主要由于近代湖北教育经费未能独立、政治经济形势动荡及教育厅官员的频繁变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营广播娱乐化及其规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播进入普通市民的生活,广播的口语化、线性传播特性使其具备了生活化和世俗化优势,改变了民众的娱乐环境。在商业化的运作过程中,广播播出的流行歌曲、评书、戏曲节目等,为市民的娱乐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随着广播业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广播走向娱乐化,电台中充斥着大量的娱乐节目和广告,娱乐节目甚至是政治节目都出现低俗化的现象,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也最终招致政府的规制和改革。     

1950年代小说的离婚叙事研究

1950年代小说中的离婚叙事在本年代初期和中期出现,对应着现实中的两次离婚潮.在初期的作品中,离婚者是一群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苦的乡村青年女性,但她们的离婚故事只是他人自由恋爱叙事的引子.到了中期,离婚成为文本叙事的重心,但出于道德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规训,创作者不得不让笔下人物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选择,文学作品也最终担负了宣传和教化的功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者农村组织模式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日益衰落的农村社会,社会学者提出建立有效的农村组织以解决农村社会整体问题。他们主张构建中心组织和专门组织相结合的组织体系,强调组织的功能性和实效性,并对组织原则、组织形式、组织职能做了分析。社会学者组织模式研究为建构农村组织提供了新思路,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民国时期“城市病”的主要成因与救治——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为例

民国时期的"城市病"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贫民生活上的贫困是其直接诱因,"民族—国家权威"的缺位是其制度性原因,社会结构失衡与城市管理滞后是引发"城市病"的内在因子。此外,近代城乡结构二元化对"城市病"的发展也有一定助推作用。由于缺乏对"城市病"及历史成因的深层认知,民国时期的天津市政当局在应对"城市病"的过程中大多满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没有着眼于谋求根本之解决。历史虽然无法重演,但其所凝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则可以警示未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翰笙农村调查的历史考察

陈翰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事或主持的系列农村调查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村调查的重要一支,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都起了极大地推动作用,并在中国现代社会调查史上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意图以精确的调查对中国社会性质作一科学分析,并对当时席卷全国的农业危机作一深切诊断;调查紧紧围绕生产关系而展开;使用阶级分析方法,是陈翰笙农村调查的三个基本特点。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位城市底层青年的心路历程

从事五金业的上海青年颜滨的日记是从微观层面考察城市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史料.在抗战时期,鄙夷侵略者的颜滨曾因经济凋敝感到生活困苦,萌生前往国统区之意,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的腐化和通货膨胀逐渐磨灭了他对政府的信任.上海解放后,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颜滨一改建国初疑虑态度,发自内心赞誉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