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研究方法论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之纪录,无不丛纳之于史”。中华民族饶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为先民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值得批判地继承。我于1934年曾写过一篇《文化综合论》,提出文化之批判的综合论点,即没有批判的综合,是机会主义的综合;没有综合的批判,是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但综合的先行程序是批判。至今,我仍保留这个论点。我们要完成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工作,就要读史。不读史无以见中国历史传统的悠久,不读史无以见中国文化遗产的丰富,不读史无以见先民斗争史迹的光荣,不读史无以见中外文化交流影响的远大。只有深切地了解祖国,才能有助于祖国;只有了然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对人类所做出的贡献,才能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的自豪感。读史,首先要做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的论赞里,曾下过按语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史事复杂,要因交织,知人论世,谈何容易!古人议论,常有“正言若反”和“有感斯发”的一面,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而史实的叙述,囿于种种偏见,更多“溢美溢恶之词”。那种或夸饰、或虚构史实、或称美讳恶的笔法,最易迷惑读者。我们应以荀子所说“信信疑疑”的态度来读史书,用袁枚所说“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的精神来对待古人古事。又,阎若璩所谓“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这个求证于书缝中又能鉴别史料的方法,同司马迁所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相合。好学要做到多方面积累知识,掌握材料,深思要通过独立思考,深入事物本质;然后找到内部联系,得出结论,进入“心知其意”的阶段。这是医治学习上容易陷于片面、表而、浅见寡闻的对症良药。因此,我们研究文史,必须打好博学多闻的基础,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古人说:“读书得间”,从无文字无证据处读出作者的用心来,指的就是这层意思。此为开宗明义。现从广义上谈点文史研究方面的一些初步想法:     

论《史记》的基本特征——兼论鲁迅对《史记》的评价

现代研究《史记》的人都爱引用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两句话。笔者认为它高度概括了《史记》的基本特征和司马迁的著书态度。细论之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史记》是司马迁受宫刑之后,“退论书策,以舒其愤”的发愤之作; (二)《史记》是“谬于儒术”的异端之学; (三)《史记》是效法孔子作《春秋》,即通过著书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著作;     

司马迁的儒道思想辨析

自从东汉班彪提出司马迁“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其子班固稍加修正,改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以后,关于司马迁的思想究竟是以儒学为主,还是以黄老之学为主的问题,引起了后世长期的讨论,至今尚无定论。明焦竑说:史公“列孔子于世家、老子于列传,而且与申、韩相埒,亦曷尝先黄老而后六经哉！”清王鸣盛说:《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谈《论六家要旨》,“以明孔不如老,此谈之学,而迁意则遵儒。父子异尚……观其下文称引董仲舒之     

孔子司马迁治史态度比较

<正>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史家之一。关于他著《春秋》之事,屡见于先秦、两汉人的记载。他的治史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史家,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个,然而他们毕竟有所差异,今试作比较如下: 一,直。孔子主张“秉笔直书”,他赞美“书法不隐”的董狐,许以为“古之良史”(《左传·宣公二年》)。他的《春秋》也由此而使“乱臣贼子惧”。这一点与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直录”(《汉书·司马迁传》)笔法是一致的。但孔子又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治史风格,以     

试论《史记》传记文学的真实性

《史记》传记文学写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实录”精神 ,为确保传记文学的真实性 ,确定并遵循四项写作原则 :一是忠实于“六艺” ,不随意杜撰 ;二是忠实于古籍 ,不偏离古文 ;三是对怪诞不经之语舍而不取 ;四是搜集逸闻轶事 ,纠正谬误。从这一点上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光辉典范     

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一、“实录”精神与“刺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代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明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1)司马迁认为,孔子著《春秋》,其目的是要褒善贬恶,“明三代之道,辨人事之纪”;其方法则是不“徒立空言”,而要“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2)同时,司马迁在《自序》中还清楚地表明自己要继孔子而著史。我们从对     

图象之学的史学地位

史书立表,肇自司马迁《史记》,其仿《周谱》而作表,后世史家,逐沿用不废。表是按照年代次序罗列历史事件的表格,其“旁行斜上”,“事增文省”,给人以脉络清晰之感。具有“执简驭繁”之效。然司马迁创纪体有表而无图,立谱学而不立图学,历代史家陈陈相因,无能出其范围,逐使以往之形状名象无由考稽。表、图互为表里,皆为书志列传之要删,“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犹可补缀于文     

从"资治"到"反思":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转向

一、“资治”传统的批判中国人治史自古就有“资治”的传统。“资治”风格蔚为风气于何时 ,恐已很难确考 ,不过官史修撰风格成型于班固 ,当没有什么疑问。汉代两大史家司马迁和班固的治史风格正对应于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 ,今之学者为人”的传统分野。司马迁是究天人之际 ,笔法宏括人生际遇 ,个人性情发挥得淋漓尽致 ,可谓是“治学为己”的典范 ;班固乃官史之祖 ,虽有个性但蓄而不发 ,强使灵性隐于匠气之中 ,奉守的是“治学为人”的规则。到如今 ,以“为己说”成文者已成天籁绝响 ,为史挥发个性亦难上加难。理由是司马迁“游于艺”式的…     

"儒墨"连及与墨家消亡的时间

墨家消亡的时间,清末学者孙诒让认为:“墨氏之学亡于秦季”,“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 而墨竟绝”。此后,学界大抵遵信孙说。如章太炎先生《訄书·儒墨》:“钜子之传,至秦汉间而斩。胡适先生也说:“到司马迁作《史记》时……墨学早已消灭。”     

庄字的自然观

分析了庄子道化哲学中的自然观背景:庄子的“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为而治”等观念,均围绕着“道”这一以自然为核心的哲学理念,伸张着“天人合一”的永恒主题。     

“渊明嗜酒,其子不蕃”辩

陶渊明嗜酒,世人尽知.于彭泽任上时,曾令县中公田悉种粘高梁,用以酿酒.甚而发出:“常醉于酒足矣”的感慨.其一生于仕途功名无所求亦无所成,只留下哙炙人口的诗作和隐者之名供后人诵读、景慕.其五子却都不是读书的种子,一个个“冥顽不化”,惹得他十分伤心失望,自叹“天命苟如此,且进杯中物”.然近来竟有奇论惊世而出:渊明的五个儿子“一个不如一个,个个蠢笨无比”.进而结论,其智力低下,皆因为渊明嗜酒所至;“酒,激发了陶渊明的创作灵感,也成了他后辈智力低下的祸根.”此说一出,屡屡见之于报端,流布甚广,以至于某些以文史见长的高层次报刊也照登不误,这便令人十分费解.     

司马迁与古代史研究

司马迁撰写古代史时采取了三种做法 :一是在撰写古代史时注意把“略渐”与详写变化统一起来 ;二是“略古”的目的是删繁就简 ,突出“详变” ,以历史变化观来揭示社会运动中富有规律性的内容 ;三是把古代史研究的重点放到春秋、战国时期。司马迁提出“发愤说”与身受李陵之祸相关 ,这一价值评判体系虽然涉及到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 ,但关注的重点却是现实。在叙述古代史的过程中 ,司马迁关心的重点有两个 :一是以帝王为中心改朝换代的情况 ;二是先秦学术思想发生和发展的情况     

从《资治通鉴考异》看唐实录的史料价值

<正> “实录”原来是指真实可靠的历史记载。在《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有赞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以后实录成为一种史书体裁,以一朝皇帝为单位按年代记述国家大     

富养闺女穷养儿不合时宜

近来,上海市一些家庭兴起了一种新的育儿理念:女儿要“富养”,尽可能为她创造优越的条件,让她学钢琴、懂艺术,上最好的学校,穿最好的衣服,同时培养她高雅的举止和不凡的品位。如果是儿子,那就要“穷养”,让他从小学会吃苦,养成坚韧的性格。然而,对于男孩、女孩要不要以不一样的标准教养,学生父母和专家却有不同的意见。     

“不学诗无以言”小议

<正> 《论语·季氏》载“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这段对话记载了孔子对他的儿子伯鱼的一次关照,这次关照的核心是要孔鲤学诗,并告诫他,不学诗就不会说话。在当时,诗的地位为什么那样重要呢? 西周初年,有一种“献诗陈志”的社会风气。人们对好人好事的赞扬,或对坏人坏事的批评,往往不是直抒己见,而是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国语·周语上》记载了这样一个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鲁国建都曲阜问题——鲁国史专题研究之一

关于鲁国的建国定都问题,在古籍资料中,记载不一。《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日鲁”。这说明,开始封于鲁,并在曲阜建都的是周公旦。而早于《史记》的《左传》却又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虚”。后出的《括地志》,更进一步肯定“兖州曲阜县外城,即鲁公伯禽所筑也”。这里又明确肯定,初封于鲁,并在曲阜建都的是周公的儿子伯禽,而不是周公。那么,到底是谁初封于鲁,并在曲阜建都的呢?司马迁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又这样写道:“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而使子伯禽代就封于鲁”。这样加以解释,好像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在《史记·鲁世家》记载炀公的事迹时,又说:     

《史记》“曲笔”刍论

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学巨著,《史记》的伟大成就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早为学界所公认,无须赘述。其中,它最为学者称道的,是它忠实于史实的“实录”精神。稍后于司马迁的汉代史学家班固这样评价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一部史书,能做到“文直”、     

关于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与刘炳福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63年第11期上,刊载了刘炳福同志“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一文。文章对司马迁政治思想研究中的一些非阶级观点的批判是正确的;指出司马迁“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而不是什么超阶级的“人民的歌手”、“人民历史的开创者”,也是很对的。但是,在批判各种非阶级观点的同时,却有些把司马迁政治思想的评价简单化和绝对化了。这篇短文,不打算全面分析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只想就刘文所存在的问题方面,提出一些意见,请同志们批评。     

宋玉和赋体的形成

赋体究竟形成于何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据《文心雕龙》,说宋玉“完成了赋这种形式;有的说所谓宋玉赋“都是后人所依托决不可信”。看来,弄清宋玉赋的真伪成了确定赋体形成时间的关键。对此问题,笔者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揣固陋,也欲献芹。宋玉完成赋体说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司马迁评宋玉的话:“好辞而以赋见称”。既然司马迁早已认宋玉为赋家了,赋体形成的时间还能晚于宋玉生时吗?笔者认为,引用这一评语时,必须区分其中“辞”、“赋”两概念内涵,“辞”指文辞,言辞,藻绘也;“赋”系“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