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哥扎宋哥屯谋克印”

1976年,在黑龙江省依兰县城南40余里牡丹江畔的达连河公社晨兴六队,出土一颗金代的谋克印。印面篆书“哥扎宋哥屯谋克印”,印背左右凿字两行,左作“少府监造”,右作“大定十年正月”。铜印左侧刻有楷书边款,文作“系宋哥屯谋克下”。大定为金朝第五个皇帝金世宗完颜雍的年号,大定十年为公元1170年,上距阿骨打建金55年,下距蒙古灭金64年,这是一颗金代中期的官印。金代的官印一般由尚书礼部铸造颁发。少府监“掌邦国百工营造之事”,其下有尚方署,掌造金银器物。官印多由金、银、铜为之,故少府监间亦有铸造官印之事。传世的金代官印,有一部分是由少府监制造的。     

金上京出土的铜镜

近年来,金上京会宁府故城(黑龙江省阿城县白城)及其附近,先后出土了逾百面铜镜,其中绝大部分为金代遗物。一九六四年出土的大双鱼纹镜(图一),直径四十三厘米,重二十四斤八两,为国内所罕见。镜子主纹为栩栩如生的两条鲤鱼追逐嬉戏,底纹为激起的浪花与层层波纹,又与镜子周边的蔓草纹相映衬,构成完整画面,真切生动,朴素大方,工艺精湛,成为金代铜镜的杰出作品。一九六九年出土的童子缠枝纹镜(图二),描绘一幅四玩童攀登缠枝花,香飘四溢,引蝶竞飞的生动画面,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镜面边缘有“上京警巡院”刻记。     

从“祥州站印”的出土看古代松嫩平原通往呼伦贝尔草原的交通线

“祥州站印”一九八一年出土于乌尔逊河河口东侧的河漫滩上,该地属内蒙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吉木古郎图公社,东南距公社所在地甘珠尔花镇两公里左右。乌尔逊河由贝尔湖向北流来,至此注入水波荡漾的呼伦湖。此印原来放置在一个铜盒中,出土时铜盒已碎,据发现者讲,在铜印下面还有一本书,其左侧上下各有一个竹片装订,纸呈黄色,出土时风很大,当即粉碎。同时出土的还有磁州窑瓷片、铁车钏、桦皮鱼漂、骨网坠、铜锅残片等。印为正方形,每边长5.6厘米,印文为八思巴文(见封三图1),印背面为柱状把,右侧镌刻汉文楷书“祥州站印”四字,左侧为汉文“中书礼部造,皇庆元年九月日”(见封三     

金代双鱼龟纽铜镜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面铜镜,是1980年4月在哈尔滨香坊农场水田分场春耕时出土的。该镜呈青铜色,正面平整光洁,直径17.4厘节,缘厚0.5厘节。背面主题图案为两条欲跃出水的鲤鱼在互相追逐嬉戏,周围衬以层层波纹。双鲤形象逼真,纹饰自然生动,铸造工艺精美,是一面较典型的金代铜镜。尤为别致和奇特的是镜纽为龟形,长3.5厘节,高1厘米,这在金代铜镜中尚属罕见。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龟是长寿、吉祥的象征。相传龟鹤皆有千年之寿,因而古代印章的纽多作龟形,如汉代的印章。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的诗中,就有“神龟虽寿”的诗句;更早的《庄子外篇·秋水篇》中,亦有“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     

金代的“嘎拉哈”雕刻

近年来,在黑龙江地区不断出土金代的“嘎拉哈”雕刻品。1973年,在绥滨县黑龙江畔的中兴金墓群三号墓中,出土了一枚用水晶石雕刻的猪“嘎拉哈”。1974年,在松花江畔奥里米金墓群二十四号墓中,出土了一枚用玉石雕刻的猪“嘎拉哈”。此外,在阿城县金上京故城中还出土了用铜雕刻的大小不同的三枚猪“嘎拉哈”。这些“嘎拉哈”雕刻得十分精细逼真,与实物别无二致,是一种少见的雕刻艺术品,充分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熟练的雕刻技巧。 中兴三号墓是一座贵族墓葬,棺壁有彩绘图案,棺中撒有防腐用的水银。墓中出土了金到(这是一种腰佩)、金花饰、捏金线耳…     

八里城遗址

八里城遗址位于黑龙江省肇东县四站公社西南三公里,为金代古城。呈正方形,周长八华里,故称“八里城”。有四座瓮门,城墙外缘附有马面(亦称土堞),四隅设角楼,城墙均为版筑,外有护城河。城内出土大量金代铁器和宋代货币,其中铁器有刀、矛、镞、铡刀、铧、马蹬等七百余件,对研究金代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性质有着重要意义。从古城建筑和出土文物判断,该城是一     

哈尔滨市郊区发现的‘使司’款金代银锭

金代银锭在我省发现不多,阿城县曾出土过四枚。一九七八年春,于哈尔滨市西南郊约四十里处的正红四屯又发现一枚银锭,形制同于前者,外观呈砝码形,束腰,边缘四周为水波纹。银锭长十四厘米,锭首宽八点五厘米,腰宽五点五厘米,厚二点五厘米。银锭上刻有“伍拾两”“行人唐公原”“□□称”的錾文,并加盖上“使司”“赵思义”及“?、?、?”等戳记符号。带有“使司”款的银锭,一九七四年在陕西省临潼县出土的三十一枚金代银锭中,计有九枚,其中二枚也带“行人唐公原”、“唐公原”的錾文。可见,哈尔滨市郊区出土的这枚“使司”银锭,当为金代无疑。金代官署在铸造银锭时,为确保铸造质量、重量、成色等、在银锭上还錾出有关行人、称子的姓名和金银铺行的名称,这枚“使司”银锭上刻的是     

“大定路课”银锭小考

黑龙江省近年来出土金代文物较多,其中银锭却很少。哈尔滨市西郊四方台于1964年5月发现的一件金代“大定路课银锭(见下图)较有价值①。银锭外观呈亚腰珐码形,锭长14.5、锭首宽8.5、亚腰宽5.4、厚2.5厘米,重2500克。正面錾刻有五十四个阴文汉字,上端中央竖刻“大定路课”四字,在     

金代勾当公事官印及相关问题

金代勾当公事官印及相关问题刘丽萍多年来，各地出土勾当公事官印甚多，仅东北地区，笔者所见２０方有余，均为金代颁造。关于勾当公事在金代以前，只见唐、宋、辽三朝有史料记载，但未见唐、来、辽有印。为此，笔者通过现有资料谈谈金代勾当公事官印及一些相关的问题。金...     

绥棱县出土的一件金代铜镜

绥棱县绥棱农场在近年发现一件金代 大铜镜。镜面呈淡银白色,平整光洁,直 径36、过宽1.5、厚1厘米。背面带一穿孔 的半圆球钮,无钮座,钮高1.8厘米。镜 重6.5公斤。镜边内铸有浅浮雕的人物故 事和双鲤鱼纹饰(见封四)。 金代的铜镜艺术在师承唐宋传统的基 础上,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金代铜 镜大都以写生图画作主题花纹,其中又以 双鲤鱼和人物故事较富有特色。出土的这 件铜镜则是将人物故事和双鲤鱼这两种纹 饰构图在一起作装饰题材的。画面的下半 部是重重水波,两条鲤鱼相对地穿还在微 波荡漾的水浪中,鱼的头前身旁浮有萍草, 把一对鲤鱼…     

千载流变

简单又复杂、低调又深奥,楷书在矛盾与困惑中走过了两千余年。经历了无法逾越的巅峰,也感受过乏人问津的萧条。宋代《宣和书谱》中说:"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认为楷书是由古隶演变而成的。确切地说,楷书诞生于西汉末东汉初。从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帛书残片中就可看出,早在西汉,有些字如"文"、"信"等即已见楷书笔法端倪。在近年来出土的大量东汉简牍中,这种笔法呈扩     

汉字认知及左形右声合体字形成和发展的神经心理分析

1、字形是汉字认知心理过程和形声合体字研究的起点 汉字与拼音/字母——音素文字(以下简称音素文字)截然不同,汉字以形写意,而且形声义一体,是平面文字。而音素文字则代表声音,形不写意而写音,是线性文字。重形象是中国人思维的一种习惯,重形(象)也是中国文字的一大特点,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无论是古体的“文”,还是现代的字,都以形为基础,就是占汉字90%以上的形声合体字也是在形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其实形声字中形旁(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现代汉字已高度抽象化、符号化,但因为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起来的,它至今仍保留象形象意…     

略述金代畜牧业

我国金代的畜牧业,在其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女真族“旧俗无室庐,夏则出随水草以居,迁徙不常”(1),以畜牧为主;建国后又因“马者军旅所用”(2),畜牧业不断发展,牧政渐臻完备,大致渡过了原始游牧和定居游牧的两个阶段。金代的畜牧业,不仅是其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对辽和南宋的战争以及交通驿道方面,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过去史书记载历史上北方民族,多为契丹的官民牧事;时人学者也往往认为女真族“多事农耕”或“牧政不修”。故拙文拟就史籍散见的记载,结合近年出土的文物,略述金代女真族畜牧业的发展和相关的一些牧政。 (一…     

“海马葡萄”镜

今年五月,在黑龙江省双城县出土了两面铜镜(见封四)。铜镜的纽、纽座、纹饰、铭文、直径以及铸造风格完全一致。 铜镜直径为九公分,圆形,国纽,素国纽座。镜背分内外两区:内区由海马葡萄纹组成;外区铸有一圈汉字铭文,为“青盖作镜自有纪,辟去不羊宜古市,长保二亲利孙子,为支高官寿命久”,共计二十八个字。内外两区之间用高线圈相隔,铜镜边缘均有刻款和押记,分别为“泰州主薄　”和 “金成记　”。 这种铜镜,“最早起源于南北朝,流行在唐代”,宋《博古图录》称它为海马葡萄镜(也有称为禽兽葡萄镜的)。这类铜镜的钮外常分内外两区,内外区中纹饰…     

也谈“人”字结构

中国的每一个汉字的形成都在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规则的范围之内，无一例外。“人”字，按照以上规则界定，当属于象形字。现代书法家邓散木在《说文解字部首校释》中，对周代金文“人”字解释：象人侧立之形，侧立，故见其一臂一胫。可见，金文“人”字是人体形态演变而来的。后来，人们对楷书“人”字结构的解释又有新说，并赋予新的含义。一曰“支撑说”。说“人”字是两人的结合体，一撇为一人，一捺为一人。即“人”是相互支撑的。我们的祖先在造“人”这个字的时候，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期盼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团结、…     

论渤海文字

唐代渤海国,究竟有无自己的文字呢?这是目前仍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三十年代后,考古工作者在渤海的建筑遗址中采拾了很多陶瓦,其中有些陶瓦上戳印有“文字”或“符号”,这种戳印有文字、符号的瓦,一般称作“文字瓦”。“文字瓦”上的“文字”,多为汉字,也出现一部分字体殊异于汉字的“文字”(以下简称殊异字)和少量的符号。某些学者认为:“文字瓦”中出现的“殊异字”,是以汉字为基础的渤海造字,是渤海人除用汉字表达思想外的一种补充手段。①但是,由于他们搜集的“文字瓦”数量有限,所以,对“殊异字”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得出的结论也就很难符合史实。     

汉字“识繁写简”“正繁便简”之我见

汉字发展在楷书以前,是以繁化为主,每次大的文体变化与调整时,变化后繁化的为８０％ ,大约只有１０％ 的字是简化了的。至于楷书以后,至少字数的增加是与笔画的繁化成正比例发展,而不是相反     

东京城与东京陵

古城辽阳在清朝以前一直为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有三次被称为东京,一是辽代,二是金代,最后一次是在明末清前的后金时期。在辽阳市东郊,有一个新城村,整个村落为一座古城的遗址,这就是著名的清“关外三都”之一,后金时期第二个都城—东京城。     

金代特林佛教文化考

在黑龙江下游,恒滚河(今阿姆贡河)口对面的特林村北,有明代修建的永宁寺遗址,这是众所周知的。而特林之地。在古代历史上称作奴儿干,在元代文献中已经多次出现。《元一统志》和《明一统志》都说奴儿干城,“元废,城址犹存”,为“辽金之旧”。在元代之前的金代,特林既属其管辖之内,那么有没有当时的文化遗存呢?如果有的话,那是在什么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呢?本文,试图从金代文献中,为特林已发现和将来可能发现的金代佛教文化。考寻若干线索。一 1675年至1676年,曾作为俄国使节而到中国的斯帕法里,在其所著《中国记》(喀山,1910年版)一书中写道:“20年前,我国哥萨克曾在阿穆尔河沿岸及其河口处,同中国人打过仗。据他们所述,从阿穆尔河上行     

金代监察制度特点刍议

金代监察制度前后运行历时百余年。在这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它除了完全承继了唐和北宋遗法,具有与以往历代监察制度相同的共性外,又由于特定的时空及具体国情的差异而又别具一格,另有特色。 一、首开“台谏合一”之门径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自秦汉以来,延宕至金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但一直据其“监督百司,纠察官邪”和“献可替否,廷争面折”之职权不同。而将监察制度的执行机构分为察官和言官两大系统。察官以御史台为主,言官以谏院最为重要。在金代之前,历朝历代的监察制度悉为台谏分立,各有专司,泾渭分明,不相侵权,其发展亦沿两条轨迹行进,互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