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

邓小平"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内容丰富,与时俱进,有着非常强烈的人民主体性思想,他自觉地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来确立价值目标,进行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邓小平的价值理论,对于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思想,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以人民为价值主体--试论"三个代表"的价值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大的思想武器,包含了丰富的价值观内容.它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和价值评价主体,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在人民内涵和人民利益的理解上都有所创新.今天学习和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观具有积极的作用.     

从历史和未来高度把握“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意义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建党治国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本文通过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特别是对我党自身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入分析和总结,对国际国内形势、党员的历史使命和党的建设实际的认识和把握,从历史和未来角度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向度--政治文明与"三个代表"的内在统一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人类在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中取得的积极政治成果,是政治系统各要素之间及其与社会系统其他要素之间的和谐关系.政治文明的价值就是政治文明在社会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是"三个代表"思想的逻辑必然,先进性是其价值基础,"三个代表"是其价值取向,和谐发展是其价值目标.只有从价值观的高度认识政治文明与"三个代表"的内在关系,才能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深刻内涵和时代特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依法治国价值理念的内在统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两者宏观上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大业之中.就相互关系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依法治国价值定位的精神本原和理论基础,依法治国的价值取向始终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动力支持和现实保障,两者的良性互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试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完善,是第三代领导人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细化了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深化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强化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实现了邓小平理论向实践的飞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观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蕴含着深刻的价值观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党的先进性和时代发展的统一,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和社会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和共产党人价值标准的统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价值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与历史创造主体的统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高校统战工作

高校统战工作的进一步加强,对于促进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校统战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统战工作对象有所扩大,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工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工作任务更加繁重.高校党委必须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认识统战工作,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当前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的行动指南,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外各种人才的优势,加强理论研究,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高校统战工作的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思考

分析了"三个代表"思想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哲学角度加深对"三个代表"科学性的认识,并分析这些哲学原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具有的方法论意义.     

"三个代表"对邓小平人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博大精深,可以从许多视角进行解读.从人学的视角来看,是对邓小平"人民是目的"、"人民是主体"、"人民利益是评价标准"等重要思想的丰富与发展.研究"三个代表"的人学思想,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