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复古现象透视

中国文学复古心态的文化始基最早孕育于先祖崇拜与祭祀活动中,复古心态通过尊经与重史完成了复古文化的历史建构。中国传统文学是在从文化复古到文学复古的双重复古中踯躅前行的。文学复古的核心观念是在以德为文。复古的努力是从某种理性原则出发,对文学演进中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语言与情感、创新与继承等对立观念间进行艰难弥合的一种文化建构。     

明代成化至弘治中期郎署文学的初步振兴

明代成化至弘治中期,郎署文学在邵宝、储等人的引导推动下,得到初步的振兴。尽管这一文学力量仍然处于茶陵派羽翼之下,并无与馆阁文学争锋的动机和实力,但由于它在继承中蕴涵着新变,所以发展迅速,成为李梦阳等“前七子”发动文学复古运动的先声。     

论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的兴起

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早在成化年间，郎署文学就开始出现兴起的迹象。成化末至弘治前中期，即”前七子”兴起前，储巏、邵宝等人对郎署文学的振兴有引导发起之功。弘治朝宽松的政治环境及孝宗本人对文学的重视，促进了以“前七子”为代表的郎署文学的崛起。康海以状元、翰林院编修身份主动与李梦阳结盟，倡言复古，标志着文学重心由翰苑馆阁向台省郎署的转变。     

论杨一清四入陕西及其边塞书写的意义

出身馆阁的杨一清把台阁文学中的禁体诗创作和联句唱和风气注入陕西藩臬唱和之中,边塞风物也赋予杨一清诗歌以新面貌,改变着其书写形态。特别是二次入陕以来,杨一清以政治家的格局写西北风物与边地战事,视野恢宏而"意气健畅"。这种边塞书写是明中叶明蒙战局深化的逻辑结果,促成了杨一清诗歌在题材与风格上的重要转进,影响了以李梦阳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的创作趋势。杨一清从馆阁唱和向边塞书写的转向,展现了明中叶文学的发展趋势与内在逻辑。文学创作的重点逐渐从台阁体趋向文学复古运动,从中央文学趋向地方文学,从馆阁唱和趋向江山朔漠的广阔天地。     

论刘勰的文学发展观

刘勰从"宗经"(宗《诗经》)出发提倡复古,复古与通变相纠结,潜在地阐明了"文学退化观"与"文学进化论"相矛盾的文学发展观。这种矛盾折射出刘勰处理时代新变时的尴尬以及方法论上的混乱。     

明中叶金陵四家与文学复古运动关系考论

明弘治、正德年间,以前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蔚为兴盛,影响深远,在南京便有金陵四家中的顾璘、朱应登为其接引.时顾璘、朱应登二人在北上进士及第后便加入复古阵营,此后数十年间更与七子保持了密切往来.在文学主张上,顾、朱二人受复古派影响颇深,他们强调诗歌情感与格调并重,认为诗文应该具备高尚的旨趣,这在顾批本《唐音》中得到较多体现.四家中的陈沂与王韦也受到影响.尤其是陈沂,由其《拘虚诗谈》可见他对诗歌的审美取向和七子颇有相似之处.然而,四人的文学主张及创作与七子并未完全保持一致,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六朝文学的研习上.正是这样一种分歧,使得他们与复古派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     

宋代文人的馆阁情结

宋代文人的馆阁情结主要表现在:未入馆文人的艳羡与追逐,入馆文人的自信与自得,离馆文人的思念与追忆,馆职文人对馆阁职名的推崇与维护。宋代崇文崇儒的基本国策是宋人馆阁情结的社会基础;馆阁图书之府、育才之所、文化沙龙的强大功能以及与馆阁功能相伴而生的恩宠待遇,是宋人馆阁情结的实质缘由;宋代文人的结盟意识,对精英集团的渴望则是宋人馆阁情结的需要心理。     

元赋的历史嬗变研究

元代赋学观念是复古的,是在复古派与反复古派的反复辩难中发展而来.元代赋的总体倾向是以“崇情祖骚”为引导的,其中复古和抒情是最为本质的特点.在修辞方面不加夸饰,真诚朴实,稍带些粗放,复古中力求新变,于是,论学则尊道德而鄙文艺,论文则崇本实而去浮华,成为元代前期文坛的主要风气.元赋冲破了经学说教及文学形式的种种藩篱,创造出古雅的、富有生命气息和真情实感的赋作,成就了元代辞赋独有的特色.     

史学视野下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简略地回顾、评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文学观念的提出,总结当代研究涉及的问题,特别指出所存在的现代意义、局限。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解读与分析历史上王国维之前的文人如何表述这个观点,发现元明两代与清代这两个时期的论述既有关联,也有突破。与学界的成果对照,指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研究史一直存在三个误区：用非文学的概念阐述文学发展观;用考察显著文体发展的做法代替整个文学史的阐述;断章取义地使用这个观念而不挖掘其深层文化心理。经进一步比较、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表述的变化,主要受杂文学观念、皇朝观与复古观以及史学精神的交合作用而成的。最后指出我们对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发展观应持有的态度。     

论前七子以复古抵制宋儒理学对文学的侵入

明朝理学治国的政策使宋儒理学大肆侵入文学,造成了严重的文学危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开启了复古运动来抵制这种侵入,并采取了具体的策略:通过对文学与道关系的梳理来重新确立文的独立,对情进行重新认识并还原了文学的本质特征,对归与途的理解辨析了复古的具体主张.这次复古运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理学的侵入,促进了文学的独立与发展,也使文坛开始活跃.     

师德问题治理的政策逻辑——基于对师德政策特性的分析

师德问题的治理虽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从宏观的政策层面看，同样需要遵循师德政策的逻辑，即合于师德政策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师德政策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就师德规范的体系而言，师德政策具有层次性；（2）从"政策群"这一角度出发，师德政策涉及多维主体。正确评估我国当前的师德建设状况和合理规划师德问题治理的政策路径，需要以遵从师德政策的这两个特性为前提。     

从“第二个结合”看“第二个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与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取得的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西文明视角考察“革命”到“自我革命”概念史生成源流,“革命”一词本义就体现了“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与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实现新的社会建设运动的西方资产阶级传统“革命”观念不同,“自我革命”承接了马克思主义重构经济结构的内涵,更强调革命主体从自我内因角度出发接受革命性锻造。“党的自我革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革故鼎新”“自省克己”“民为邦本”“正身率下”思想与内涵高度契合,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深厚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对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作出战略部署。这“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既有宏观层面的目标任务、顶层设计,也有落细落实、重点突出的方式方法;既有认识论,又有方法论。我们从“第二个结合”看“第二个答案”,领悟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理论内涵与实践进路,要从“第二个结合”视角,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所蕴含的重大创新观点、科学方法和重要战略部署,更加自觉主动地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论陶铸民本思想的家族文化渊源及其当代意义——基于《陶氏族谱》的研究视角

从家族文化渊源上看,陶铸民本思想主要是在吸取陶氏祖先惠民、养民、恤民的民本思想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陶铸为人端方正直,诚实守信,廉洁自律,重视植树造林,谋划安居工程,关心百姓疾苦,乐于帮助别人,形成了独特的惠民、养民、富民等民本思想,它对加强党的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思想、廉洁自律、清正为民思想、践行“三严三实”、提升民生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党的自我革命的可能与现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要想准确认知和把握党的自我革命,既要有一般性的抽象分析,还要有具体性的现实验证。遵循从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般性解读到中国共产党现实性的阐释的逻辑脉络,深刻阐释党的自我革命内在可能性和现实性。人民性、革命性、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先进性、纯洁性、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党的自我革命贯穿其中。从可能性出发,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目标和追求是自我革命可能性的内在根据,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则是从实践的视角证明了自我革命的可能性;从现实性出发,中国共产党自身具备的基本条件给自我革命提供了毋庸置疑的现实性,完善的制度体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严密的组织体系、坚强的领导核心等,是党的自我革命变为现实的必要条件。     

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论《红楼梦》典故的翻译——杨译本与霍译本对比研究

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霍克斯译本)中的典故翻译进行研究,对比和分析杨译本和霍译本对于典故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和方法。通过研究表明,两个译本体现了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不同的翻译目的决定了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翻译原则。     

李贺诗歌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与“第二读者”

唐代著名诗人李贺,以“诗鬼”闻名后世。在考察李贺诗歌历代接受史的基础上,运用接受美学中的“第一读者”的观点,以及近来学界提出的“第二读者”的概念,分析、阐述李贺诗歌接受史。认定杜牧、严羽分别为李贺的第一、第二读者,根据历代诗评家对李贺诗歌的论述,具体阐述杜牧、严羽之评论对李贺诗歌的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影响与作用。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

促进全民健康，决胜全面小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健康的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要求，蕴含着以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社会资源共建共享为方法路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条件保证的丰富内涵。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健康的重要论述对于加快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动构建中国健康工作体系特别是指导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展现出重要的实践价值。     

《鬼吹灯》之“他者历史”书写现象分析

摘要：近年来《鬼吹灯》系列小说广受大众追捧。 《鬼吹灯》系列小说中存在的“他者历史”文本资源是这一小说之所以受到青睐 的重要原因。 “他者历史”创作及叙述主体的“他者性”与“他者历史”本身的经验性、碎片化是这一书写方式的重要特点。对“他 者历史”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他者历史”之所以成为《鬼吹灯》系列小说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探究“他者历史”所具有的深层次 研究价值,全方位地认识“他者历史”的优势与不足,有利于为“他者历史”书写方式在以后创作中的运用提供借鉴,为“他者历 史”书写方式进一步发展完善提供正确导向,为以《鬼吹灯》为代表的盗墓类型小说的创作与发展指明方向,同时引起主流文学 界对当下文学理论的反思     

身世浮沉雨打萍——再论西安事变后杨虎城的出国与回国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改变之前保留杨虎城基本实力的处理方案，采取措施迫使杨虎城出国，中共方面囿于国共之间的谈判，也无法给杨虎城提供有力的帮助，杨虎城迫于多方压力，不得不出国考察。出访美国期间，杨虎城曾多次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回国，却都不被允许。之后，杨虎城抵达欧洲，计划假道苏联回国，国民政府和苏联正在举行关于互不侵犯条约、军事订购的双边谈判,由于其职权并不直接涉及军事和外交事务，加之杨本人对于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更是一无所知，致使其职务的合法性没有得到苏联的认同，最终，杨虎城假道苏联回国的计划失败。     

中国道路制度逻辑的经典呈现与历史演绎——纪念《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70周年

《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共产党人有关国家学说和政治制度思想最完整的理论阐述,是新中国的建国大纲和治国方略,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和制度建构的政治基础和制度逻辑的一次全面的经典呈现;7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都是《论人民民主专政》所呈现的制度逻辑的现实演绎。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原则,也是中国革命成功和建设胜利的政治基础和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及其历史演绎的理论指南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对待“资本逻辑”的态度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的核心内涵和政治保障;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自力更生建设自己的国家,这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必须坚持的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制度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