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司各脱论原因秩序与上帝超越性——对现代动力世界根源的一个考察

诸多早期现代哲学家们着力于利用动力因果关系对现代人与现代世界进行规划。为了理解现代动力世界观的兴起，我们不仅需要注意自然科学的发展，也需要注意这一变化背后隐蔽而更为根本的神学考虑：上帝的超越性问题。在司各脱对于原因秩序的规划之中，在托马斯等人那里的受造物与上帝之间的范式因果关系被动力关系所取代，上帝作为第一目的因主要体现为爱。这使得动力因果关系在受造物与上帝的因果关系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同时上帝在因果系统之中的超越性通过爱而得以以非形而上学的方式得到保证。这一方面迎合了77禁令对于神学与哲学关系的重新规定;另一方面通过奥卡姆等后继者的继续发展，为早期现代哲学对动力关系的倚重铺平了道路。     

通达天国的路——论奥古斯丁之"忏悔"思想

上帝是什么?存在于何处?为什么好的受造物身上会有"罪恶"?既然受造物已经沾染上了"罪恶",犯了"罪"那么受造物就该如此随波逐流吗?不是的,奥古斯丁给受造物(人)提供了一条"赎罪"并通向天国的路途,即向上帝虔诚地"忏悔",依照上帝的旨意过有信仰的生活,只有完全信服上帝,灵魂才能平静、安逸地依偎在上帝的"乐园"中。本文对奥古斯丁的"忏悔"思想做了系统的论证。     

善与恶:存在与非存在——圣托马斯·阿奎那神正论评析

上帝存在与恶的问题是中世纪哲学重要问题之一。恶的问题通常被用作反驳上帝存在的理由,而应对这一诘难,为上帝存在的信仰作辩护的理论,就是神正论。圣托马斯·阿奎那在《论恶》一文中对恶的本质和恶的来源问题进行了仔细的澄清。本文通过对圣托马斯·阿奎那论证思路的分析和整理,认为其神正论有两大要点:第一,将恶解释为具体的善的缺失,从而对恶作了非实体化的处理,使其不具有本体论地位。第二,对自由意志与恶的关系的解释是,上帝不能给被造物一种只可行善不可作恶的自由意志,意志自由的本质在于可选择性。因此,上帝存在与恶的问题是相容的,恶的问题并不能作为否定上帝的存在的理由。     

原罪论：对于圣经原罪叙事的论析

［摘要］罪几乎是基督教的前提性教义，但关于罪至今却无一个能集中概括其本质的界定，这种情形喻示着在该问题上的某种模糊不明的存在。本文由对圣经原罪叙事的分析梳理表明，罪即将上帝之言并进而将上帝律法化；“像上帝一样”的自我崇拜、试探上帝、追逐物质利益和宰制权力是人所以犯罪的三大动机，由相应的蛇的三大诱惑所挑起。该罪为人最原初之罪，故可称为原罪。原罪带来堕落。原罪前人与“存在本身”直接处于“同存在本身的存在关系”之中，人与人、人与物在存在中融汇如一，原罪使人与存在本身相脱离，从而既使人对人、对自然物的关系外在化为功利性的利用关系，亦使人成为本质性、自然性的存在物，遭受必然法则的辖制。由于原罪本身即恶，这使人所知之“善恶”仅仅不过是恶中之善恶，使人堕入律法的牢笼无以解脱。耶稣所受的试探诱惑与亚当夏娃的恰恰相当，启示给人该如何打破律法统治的某种信息。     

中国造物艺术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以包装艺术史的写作为例

造物艺术史研究之中只有赋予造物艺术史以某种新意义、新价值或者新答案的论著才称得上是具有启迪意义的论著。要做到这一点,既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历史意识,更要求其在研究中把握好“源与流”“内容与形式”“历时性与共时性”“造物的因果律”等核心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能否准确把握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历史全貌,而且关乎人类历史发展动力和规律中复杂关系的揭示。造物艺术的历史,不只是物态的历史,还是一部与人有关的生产生活史。近年来,造物艺术史研究对这些问题和关系的探索,出现了两个引人瞩目的新变化：一是研究方式从描述转向阐释;二是研究视角从核心转移到了边缘。     

跨越异质文化：“上帝”在“道”的途中与人交会——六论托尔斯泰的宗教观与老子学说

＂人与上帝藉以沟通的唯一途径就是道＂,这是托尔斯泰30多年研读《道德经》、探索基督学说和人生意义的重要见解。他站在现实性理性人的立场,在深入批判基督教文化的同时,将传统的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转换成如何言说与上帝之在交会问题。从逻辑的内在关系出发,他将基督学说中的＂上帝＂人格化之在转化为＂道＂性之在;上界天转化为人的内在的天;天国理想转化为现世实在。通过这＂三个转化＂使＂老子学说的精髓＂与基督学说融合,使＂上帝＂在＂道＂的途中与人交会的言说和看似不可逾越的两种文化的跨越成为可能。     

上帝的天国可否建立在人间──论托尔斯泰精神探索的二重性和悲剧价值

托尔斯泰一生的探索，不仅存在于精神领域，也存在于实践领域。分别体现于托尔斯泰的现实生活、思想形态和作品世界中，并各自形成托尔斯泰探索人生意义的３座丰碑．在托翁的全部探索中，人的现实存在。人的发展的可能性，人与人关系的实质，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最终归宿等是其基本内容，而人的现实存在是其内核。它本质上规定了托翁探索的最终目标是在人间建起上帝的天国。身为凡胎却要成就上帝的伟业，恰恰孕育了托翁探索的深刻矛盾和全部悲剧。托翁精神探索的价值也许并不在于结果。而存在于探索的过程之中。这一过程孕育了对人类最真挚、最虔诚的关怀，是超越任何宗教终极关怀的现实关怀。这正是现代人类的价值取向。     

认识的客体化：别尔嘉耶夫对堕落的认识论阐释

别尔嘉耶夫认为,对信仰的哲学索解,是信仰的普遍性获得具有公共性的辩护的途径,也是大众获得宗教知识的有效方式。因此,他逻辑严密地完成了对于"堕落"的哲学阐释。客体化的认识以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为基本进路,混淆了主语和谓语,以谓词所指的"关于什么",取代主词所指涉的"什么",将思维所制定的客体性概念"存在"实在化,并视为规定着人之思维的认识对象。由于存在乃认识主体的产物,被客体化的存在本质上便不过是人自身的外化。这样,人对存在的膜拜实质上乃对自身的膜拜,是人想"像上帝一样"的体现,这与基督教的堕落的教义若合符节。另一方面,基督教认为,正是堕落导致了人与上帝、人与人、人与世界的疏离。在客体化的认识中,由于存在取代了作为存在者的人的活生生的生存,抹杀了人的个性、人格,这就隔绝了人认识上帝的可能,从而使得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由"我-你"变为"我-它",这与堕落的结果亦若合符节。     

儒与耶:近代本色神学的最初探索

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基督教真理为准绳,对儒学的上帝论、人与神的关系以及祖先崇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传教士并没有打算在信仰层面上接纳儒学。尽管如此,传教士的这些看法既充分展示了基督教思想的内部张力,又为后来中国的本色神学的建设提供了某些思想资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在时空上是一种非线性的实践生成论，其核心议题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改革以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结合问题，而这种结合所形成的专布性取向与泛布性支持之间的关系问题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基本问题。这一基本问题内蕴着巨大的价值张力，而价值张力的有效化解则内在地发挥了适应、目标获得、模式维持以及整合等功能，客观上形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模式、大众文化体制以及和谐社会的运作机制。     

批判与超越:丁尼生诗歌中的伦理观

维多利亚时期的主流伦理观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对人性和自由的压抑、对名利的追求、对上帝的怀疑等.丁尼生对诗人所应承载的道德责任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从个人的意志自由、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的层面对当时的自由观、生态观、爱情观和宗教观等方面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新的构想,倡导超越世俗的精神自由、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自然伦理、平等互信的爱情关系、以及超越教义的宗教信仰等伦理思想,从而有利于缓解维多利亚时期思想混乱和道德危机.     

尼采最值得中国人玩味的两个问题

有人说，尼采的真正意义在于，他首先揭示了现代西方人的基本境遇，提出并严肃思考 了激动着现代西方人心灵的重大问题。笔者以为，在尼采的问题中，最值得当代中国人玩味 的有两个：其一，人的本能与道德的冲突问题；其二，科学与道德的冲突问题。这两个问题 都是伴随着欧洲近代化过程发生的。 　　在中古时代，道德与人的本能被认为在根本上是矛盾的。人们构想出一个在物质、肉体 之外存在着的非物质实体，它被称为上帝或理念，作为善的源泉和归宿。人的一念之动， 是从上帝或理念出发，还是从肉体需要出发，这是善恶之判的关键所在。这是…     

论造物和谐

中国传统造物思想是通过"和谐"和"天人合一"的意境,传达出一定的趣味和思想,体现出一种审美愉悦和审美功能,其核心是"器以载道".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体现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是社会的和谐有序;体现在人与物的关系中,是心与物、文与质、形与神、材与艺、用与美的统一.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是天人合一.     

“上帝死了”语境下人之存在的哲学追思兼论保罗·蒂里希之“存在的勇气”

从西方思想的发展来看，存在的勇气问题曾经曾一度以隐性的形式遮蔽在伦理学、生物学、神学和其他科学之中。但是随着“上帝死了”的哲学思潮和虚无主义的到来，人的生存受到无意义的威胁，使“存在的勇气”这一问题开始在哲学的视域以显形的方式彰显。     

寻求各文化间的对话──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新著《跨越希望的门槛》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新著《跨越希望的门槛》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当代天主教神学的基本问题：教皇的地位、祈祷、上帝的存在、人的尊严、永恒的生命、拯救和希望以及天主教与其它宗教的关系。教皇在阐述这些问题的时候的一条主线索是寻求各个文化间的对话，本文试抓住这条主线索对其中的几个观点作出评述。     

“上帝之死”与黑格尔的“苦恼意识”

在尼采宣布“上帝已经死了”之前,黑格尔就已揭示出,在苦恼意识中“上帝本身已经死了”.然而,黑格尔借助于理性自我和解功能,使上帝在“实体即主体”的理性视界中得以新生.黑格尔对苦恼意识的解构与超越,一方面彻底改造并超越了以康德为代表的传统哲学的知性二元论的对立、抽象、片面与虚假性,在绝对唯心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人与神、人与世界的和解;另一方面,黑格尔的超越却因其极端的逻各斯中心论对神性与人性的肢解,其合理性与合法性遭到现当代哲学家的质疑,倍受批驳和抛弃.然而,与他揭示出在苦恼意识中上帝已经死了这一可怕的事实相比,更为可怕的是,黑格尔为上帝的辩护、使上帝复活的劳作,却真的消灭了上帝.这样,黑格尔便与上帝之死,甚至也与后现代性勾连在一起了.     

论文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实践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涌人中国，迄今已有一百多年了。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中国化实践的文化思想史。有鉴于此，本文以一种宏观的文化视域，观照近代以降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历史理据与实践经验，以及简略探讨了当下其所存在的文化内在张力问题。     

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读《理性与信仰：西方中世纪哲学思想》有感

本文通过对唐逸的《理性与信仰：西方中世纪哲学思想》一书的评论，提出了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四个关键问题：（1）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和谐以及张力，（2）关于上帝存在证明的神学前提，（3）上帝名称“I am who am”是“我存在”或，和“我是”，（4）基督教的希腊化和其后的本土化。     

从人学解析“魔鬼”的艺术形象

魔鬼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艺术形象,传统上我们通常把它单一地理解为上帝的对立面、恶的化身、人类罪恶的诱骗者,然而从人学的视角去分析的话,就会发现"魔鬼"的存在,纯粹是因为人的存在而具有意义的,魔鬼既是人的本我的体现,又是人的自然生命力的象征。从魔鬼与上帝的关系、与恶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三个方面,并且以精神分析学、文化学、政治学为不同的切入点,才能认识到魔鬼这一艺术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丰富内涵及其演变脉络。     

修剪欲望

2006年，一名罗马尼亚犯人在监狱中向法院提起一项拉告．指控上帝违约。先不讨论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么上帝踉他有什么约定呢，居然会违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