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四面”与“鲁迅革命传统”

鲁迅生前时人编选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在广东》《鲁迅论》《转变后的鲁迅》这四本论集,分别塑造了“思想革命鲁迅”“国民革命鲁迅”“革命同路人鲁迅”“共产革命鲁迅”四种形象,反映了大革命时代鲁迅的复杂参与所引发的关于“鲁迅是谁”的不同理解。这个“一身四面”的现象,看起来是鲁迅个人影响力的上升,实则是知识阶级在革命时代的逐渐分化,但鲁迅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其“大革命”哲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鲁迅革命传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塑造鲁迅银幕形象失败的启示——以夏衍的集外佚作电影剧本《鲁迅传》第四稿手稿为中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政府动员文艺界的一大批精英参加电影《鲁迅传》的创作和拍摄工作,未曾发表过的夏衍创作的电影剧本《鲁迅传》第四稿是按照周扬的指示,对陈白尘执笔的《鲁迅传》第三稿的大幅度修改,把原来剧本所塑造的“革命家鲁迅”改造成“文艺家鲁迅”形象,但是夏衍的修改没有能够成功.电影《鲁迅传》的剧本创作不仅显示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官方对鲁迅接受与改造的政治目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个年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而电影《鲁迅传》创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从“革命家鲁迅”到“文学家鲁迅”认识的转变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话题也在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空间设置：萧红对鲁迅的继承与创新--以《阿Q正传》《呼兰河传》为视角

《阿Q正传》《呼兰河传》是鲁迅、萧红以自己家乡承载启蒙主义创作主旨的代表性作品,一个为人作传,一个为城作传,两者都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桎梏,创建了格式特别的时空形式,成就了它们“历史存在的位置”。在《阿Q正传》《呼兰河传》的空间设置比较中可以看出,萧红对鲁迅传统的继承,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继承,她不仅以鲁迅的艺术表现方式继承了“改造民族灵魂”的“未完成的事业”,还从精神上领悟了鲁迅“创造小说新形式”的真谛,在继承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艺术个性、对空间观念的独特理解、女性丰富细腻的情感和东北地域文化特质,创造了全新的以空间为主角、以空间展开结构全篇的小说形式,完成对鲁迅传统的创新与发展,形成小说创作中的新传统。     

读鲁迅“五四”前夕的几首新诗

鲁迅是“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在“五四”前夕,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六首新诗。关于这些诗,作者自己后来有过说明:“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这与《呐喊》的创作动机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鲁迅写这几首新诗。为的是“呐喊”几声,     

鲁迅与《科学新闻》

《鲁迅书信集》附录收有鲁迅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致“编辑先生”的一封信,这封信记录了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迫害进步作家的罪行,谈到关于茅盾被捕,丁玲被害等问题,是一封内容十分重要的信件。但信中提到的这位“编辑先生”是谁?是哪个刊物的编辑?信中所说的《科学新闻》是一个什么样的刊物?关于《科学新闻》所载茅盾被捕、丁玲被害的消息是怎么回事?由于一直未能找到这位“编辑先生”,《科学新闻》这种杂志也一直未能发现,所以对此信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更是茫无所知。在一次访问端木蕻良时,端木蕻良偶然谈到,这封致“编辑先生”的信是鲁迅写给     

《一件小事》的创作动机及其他

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是现代文学名篇,也是中学语文的传统教材。它写于1919年11月。 如果要问《一件小事》表达了什么思想,大概连中学生都会毫不费力地回答说:“《一件小事》通过人力车夫和“我”对待老妇人的不同态度,赞扬了人力车夫勇于负责,正直无私的高尚品格和“我”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从而在现代文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的重大课题’。(陈漱渝《读〈一件小事〉札记》)这是一种被许多专家首肯因而也很有代表性的观点。 但,这是鲁迅先生创作《一件小事》的真实动机吗?或者说,鲁迅先生创作《一件小事》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什么,为知识分子指出一条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正确方向吗?我不以为然。     

鲁迅传记写作的叙述视角--评项义华的《人之子--鲁迅传》

在已有的不下30余种的鲁迅传记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有林志浩的《鲁迅传》,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林贤治的《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10年》,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等等。当我接到项义华兄的大著《人之子———鲁迅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时,最初的感触就是作者的勇气。鲁迅是丰富博大的存在,每一个鲁迅传记的写作者在写作之前几乎都要自问一个同样的问题:自己的鲁迅传记与前此的鲁迅传记究竟有何不同?这是一个涉及到课题发生合理性的根本性问题,因此也是鲁迅传记写作的首要问题。每一次鲁迅传记的写作都…     

试论《江格尔传》产生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我国古代卫拉特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传》,不但是我国少数氏族三大史诗(《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传》)之一,而且也是被誉为世界蒙古族古典文学“三大高峰”(《蒙古秘史》、《江格尔传》、《格斯尔传》)之一。鲁迅先生说过:“有地方特色的,倒容易成为全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     

试论《春秋》三《传》对“如棠观鱼”的批评

在其执政的第五年,鲁隐公曾有一次棠地“观（矢）鱼”之行。《春秋》三《传》对此皆持批评态度,认为他违反了相关礼制。事实上,这一看法并没有充足的史料依据,“非礼”说并非对观鱼事件的忠实反映。     

试论鲁迅早期对政治革命的态度——与魏绍馨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魏绍馨同志在鲁迅研究领域相继发表了《“学洋务”过程中的思想矛盾——关于鲁迅早期思想的对话之一》《“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新议》《鲁迅小说研究视角的转换》等文,对一些有关鲁迅的问题提出了“新议”,其探索精神令人钦佩。但读过他这几篇论文后,觉得他始终贯穿着这么一个观点:鲁迅早期(本文特指辛亥革命前)是反对、漠视政治革命的。由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对鲁迅前期功过是非的客观评价,故敢就此发表一点异议,以就教于魏绍馨同志并诸方家。     

鲁迅《故事新编》研究的新收获——山东省《故事新编》学术会议讨论综述

<正> 鲁迅的《故事新编》是鲁迅研究者们公认的难题。它与《呐喊》、《彷徨》相比,创作时间从一九二二年冬第一篇《补天》(原名《不周山》)始到一九三五年写的《采薇》、《出关》、《起死》,前后延续了十三年之久;作品内容从古代的神话传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现实,涉及到许多“古人”“故事”,又穿插了不少现代人的生活情节;艺术形式,鲁迅说它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这都显示出了《故事新编》的“独特”性。关于如何理解《故事新编》,鲁迅生前曾有不少自述或评论,本应成为研究《故     

鲁迅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总纲:《论睁了眼看》

一《论睁了眼看》作于 1 92 5年 7月 2 2日 ,初刊于是年 8月 30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 38期 ,后收入论文集《坟》。鲁迅撰写这篇论文的直接原因是看了“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虚生”即徐炳昶 ( 1 888— 1 976 ) ,时为北大教授兼女师大讲师、进步期刊《猛进》主编。他在该刊第1 9期发表《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一文 ,又一次引发了鲁迅长久萦怀的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写下了这篇著名的反对“瞒和骗”的思想与文艺、堪称鲁迅现实主义文学观之总纲的文章。对于社会与人生的缺陷 ,中国人不但向来没有正视的勇气 ,而且善于…     

孔子司马迁治史态度比较

<正>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史家之一。关于他著《春秋》之事,屡见于先秦、两汉人的记载。他的治史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史家,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个,然而他们毕竟有所差异,今试作比较如下: 一,直。孔子主张“秉笔直书”,他赞美“书法不隐”的董狐,许以为“古之良史”(《左传·宣公二年》)。他的《春秋》也由此而使“乱臣贼子惧”。这一点与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直录”(《汉书·司马迁传》)笔法是一致的。但孔子又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治史风格,以     

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正确继承鲁迅的革命实践精神

研究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道路问题,实质上就是研究鲁迅先生究竟是怎样地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问题。人们之所以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和比较自觉地掌握客观规律,总是需要经过一个反复的不断实践的过程的,鲁迅先生自然也不能例外。事实上,鲁迅先生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是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或离开过革命的社会实践的;他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具体步骤的各种思想、言论,无不深深地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具有十分鲜明的实践性质。鲁迅先生整个思想发展同样证明:认识来源于实践。可是,近几年来在关于研究鲁迅先生的“思想演化”——即探讨他如何认识客观真理的具体过程问题时,有人却认为鲁迅先生是通过抽象的“对思辨世界的勇敢的探寻”和“痛苦的自省自讼的过程……才能逐渐认识真理和人民”的,这就是一种完全和实践的过程相对立的所谓《心灵的历程》。在这里,我们和《心灵的历程》作者存在着原则的分歧:我们认为鲁迅先生的认识的基础在于实践,这种实践是具体的社会实践,其主要内容是他积极参加了改造社会的阶级斗争;《心灵的历程》作者却把鲁迅先生个人的意志活动、精神活动看作实践,其主要内容则是“他那自省自讼精神的寻路者的心灵世界”发生“变化”而已。从这样的一种实践观出发,《心灵的历程》全书通过“上篇”对《狂人日记》的分析,证明这篇作品是鲁迅先生“在民主启蒙运动中,当他谛视人的心灵深处,他就愈是感到时代力量的强大和战斗的鼓舞”的产物,而“狂人形象的精深、博大的意义”则在于“从狂人的生活实践和思想探索的程途中,他的性格合乎规律地发展起来”,“那震颤的心灵的琴弦,……显现了战斗者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空前地表现了美将获胜的这一新的欢乐的主题。”在“中篇”里从分析鲁迅先生一系列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中,说明“鲁迅笔下的每一个形象”和“每一个小小的心灵世界”“所联成的心灵历程的河流里,异常清析地反映了鲁迅自己的心灵航行的一段经历。”在“下篇”中更进一步通过《一件小事》等第一人称的小说、《过客》等散文、《华盖集》和《两地书》中所提到的“我”字,统统集中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即鲁迅先生自己本人的化身,从而说明这一切便是他“在各种不同环境中的经历和内心活动”的反映,最后并得出了“只有通过一个思想上的艰辛的痛苦的自省自讼的过程”,鲁迅先生“才能逐渐寻获新的道路,才能逐渐认识真理和人民”的结论。从表面上看,《心灵的历程》在全书的个别地方也提到了鲁迅先生“重视实践”、“实践丰富了鲁迅的认识”等等,但是由于作者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致使自己的研究走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反面。     

鲁迅论章太炎的倒退

章太炎是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在学术上又是卓有成就的学者,鲁迅称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晚年从一个革命前驱倒退成为“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这是什么原因呢?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是有所论述的。但是,我们看到一些论者却根据鲁迅的论述,把章太炎颓唐倒退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脱离人民群众和时代的革命斗争。例如有一篇文章说: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以后,时代前进了,革命深入了,他不仅没有继续前进,反而后退了,教训何等深刻。”又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这是鲁迅总结章太炎后期之所以落伍的一个深刻教训。”(见周建人:《回忆鲁迅》第40、44页)还有一篇文章也说鲁迅认为章太炎倒退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这些都是很有影响的说法。但这种说法是不是符合鲁迅的论述和看法呢?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对章太炎的倒退是有过两种论述的意见的。不过他的论述不是从正面而是从侧面来论述的。他把章太炎和高尔基作了对比来进行分析论     

鲁迅创作杂谈

一、关于“乡土情结”一个奇特的“鲁迅现象”:鲁迅,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将,大都市里生活、创作、战斗的文学大师,其小说创作,竟主要描写农村.《故乡》、《风波》、《孔乙己》、《杜戏》、《祝福》、《阿Q正传》、《明天》……它们不仅数量大,而且是鲁迅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所在.     

“发大声于海上”——论鲁迅文学发生的蒋百里之环与“中国路径”

鲁迅与蒋百里在东京留学界相遇,浙江同乡会及其会刊《浙江潮》为二人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间。作为超级读者的鲁迅,不仅认可与接受了《浙江潮》,而且成为其重要的译者与作者。“国魂”与“尚武”之说引起鲁迅的共鸣,并由此开启了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之路。蒋百里触发了鲁迅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没有“飞生”,或许不会有“自树”,没有《国魂篇》,或许也不会有《斯巴达之魂》。在鲁迅文学发生的综合机制里,浙江同乡会及其组织者蒋百里是被长期忽视的重要一环。民族主义促进了鲁迅“国民”意识的觉醒,尚武精神也内化为鲁迅的“战士”气质。关于“鲁迅的青年时代”,明治日本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当然是重要的,但并非是唯一的,“中国影响”与“中国路径”也同样需要认真对待。     

试解《铸剑》中复仇者之歌——兼评《鲁迅诗歌注》的有关注解

在鲁迅的《故事新编》中,《铸剑》没有采用古今交融的写法,主要按《列异传》的故事加以“铺排”,还是一篇比较好理解的作品。但其中宴之敖者和眉间尺的头所唱的歌,歌词古奥、隐晦,却是很不好懂。鲁迅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回答日本作家增田涉询     

我院研究员张清华主编的《韩愈大传》出版发行

本刊讯　我院研究员张清华主编的《韩愈大传》近期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韩愈全传”、“韩愈家世考”、“韩愈四友传”、“韩愈弟子传”、“韩氏源流考”共五卷组成 ,并附有“韩氏家谱汇编”。全书 6 1万字 ,是一部资料翔实的基础性研究著作 ,其中关于韩愈家世源流及其主要弟子的研究考证 ,填补了韩愈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著名哲学家、古典文学大师任继愈读了《韩愈大传》后充分肯定该书“内容充实 ,在当前许多‘大传’中 ,这是一部有分量的著作。赶任务是赶不出来的 ,它是长期积累的自然结果”。我院研究员张清华主编的《韩愈…     

鲁迅和“第三种人”

建国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都认为“左联”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是论战斗争,有的还认为杜衡(苏汶)之流的“第三种人”是属于敌对营垒,他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帮凶,因此这场辩论也是无产阶级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当然也参与了在这场斗争。在过去的一些文学史和有关论文中似乎均给人们这么一个印象:鲁迅是把杜衡之流的“第三种人”观点当作敌人的谬论来加以痛斥,把这些人是当作反动文人来对待的。本着“存真、求实”的态度,我们来看一看鲁迅和“第三种人”的关系究竟如何,这对了解这场论辩的性质是很有好处的,而且也能弥补以往出版的一些鲁迅传、鲁迅评传中论及鲁迅在这方面斗争时的谬误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