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黄帝四经》中"道"与《老子》中"道"的分别

《老子》中"道"多指创生世间万物的本源性存在,而《黄帝四经》中"道"带有更明显的向社会、人事倾斜的特色,带有明显的从天道到人事的下贯倾向,讲天道的目的是为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依据和准则。《黄帝四经》中"道"与《老子》中"道"的分别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从道物关系看,《老子》中"道"关注重点在于强调道高于物的层面,而《黄帝四经》中"道"是作为治理人事的工具而存在,讲天道目的是为人事的政策寻找理论依据,更加注重其实用性;其二,从道的虚静"无为"的不同内涵上看,《黄帝四经》中"道"含有比《老子》中"道"更丰富的内容,不仅体现出一种"道——名——法——大治(无为)"的社会治理模式,更含有对"时"和"度"的强调;其三,《黄帝四经》中"道"不再具有单一性质,而是具有双重性质。     

《老子》之"道"的现象学诠释

本文认为,要把握<老子>"道"的实质,必先理解<老子>提出其"道"的方法和原则.<老子>提出其"道"的方法就是比参法.通过这一方法,不仅认识了存在者的存在状态,也认识了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本质,这就是<老子>那个"寂兮寥兮"的"道".     

"《诗》以正言":汉代诗学的精神旨归

汉代的政治是儒家的政治,汉代的文化是儒家的文化,汉代的思想是儒家的思想,因此,汉代的诗学注定带有儒家士人政治的乌托邦理想、大汉天声的精神气质、文质彬彬的君子精神,所以,继承周秦的文化传统,展现大汉的文学风采,成为汉代博士文人热情拥抱的精神使命:"<诗>为天下法"、"称<诗>以谏"、"赋以讽谕"等等之诗学阐释,必然使汉代文学带有实用主义特点.     

论《老子》守道的三种境界

"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在<老子>中,"圣人"、"有道者"、"善为道者"、"君子"、"大丈夫"等,对道都有深切体悟.他们在内心不懈地追求道;在个人修养上不断地体验道;在社会中力所能及地践行道,实际上构成了守道的三种境界.这三种境界使老子不可言说之"道"显得更加真切和丰满,对人们的精神提升产生无止境的引导作用,对它们的解读,于古于今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赵氏孤儿》之诗学魅影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以哲学的睿智,审察、提炼古希腊艺术创作的精髓,建树了西方第一个比较系统、合理的文学理论。他的悲剧论可以跨越东西文化的时空距离,完美地体现于传入欧洲的第一部中国戏剧《赵氏孤儿》中。在此将通过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给悲剧下的定义及相关悲剧理论视角,对《赵氏孤儿》进行分析与解读,通过分析论证,将对《赵氏孤儿》及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观有进一步的认识。     

禅语问答的认知语言学观照——以《景德传灯录》为中心

近年来,禅宗语言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对其进行语义、语法、修辞等各个方面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正如公认的语言系统是由组合和聚合两大关系推动的一样,禅语问答中也存在类似的系统,由此衍生出丰富的禅籍语录。本文以《传灯录》为研究对象,来描述禅语问答中的组合和聚合关系,并用二十世纪末兴起的认知语言学及其相关理论对禅语问答进行解释和探究。     

对《师说》中"道"之含义的再认识

韩愈在<师说>一文的开头即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关于其中的"道",人们向来将其单纯解释为儒家学说、孔孟之道.认为"传道"中的"道"含有"孔孟之道"之义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若将其单纯解释为孔孟之道却是值得商榷的.     

从"天人之际"看《易传》"三材之道"的意蕴

本文认为,在动态交遇之"际"的意义上,才能对《易传》"三材之道"作出准确的理解。在以往的知解式理解中,道成为异在于人自身的自在法则,它陷入与《易传》自身整体的矛盾之中。实质上,《易传》的道是经由人自身的活动而切近于人自身,并在天、地、人相遇的能动性活动中生成的。在相遇的活动中,生成了属人的世界及其道,此世界及其道的本质,在于它以人为其中正之心。     

《杓峪问答》探析——清代天地门教经卷的又一重要发现

<杓峪问答>是近期发现的清代天地门教的又一部重要经卷.该部经卷通过对话--抱真子与董杓峪(董计升)--方式,阐述了天地门教修炼内丹方术的理论与方法.该部经卷的发现,既为在学术上证明天地门教曾借用道教内丹修炼方术作为信徒的一种重要修持,找到了可靠的文本依据;又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天地门教自清初问世以来,为什么一直在民间盛传不衰提供了心理上与生理上的动因.     

《庄子》"虚静"说的诗学阐释

<庄子>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美学著作.它虽然不是文艺理论专著,但却蕴涵着丰富的诗学思想.本文试图从诗学的角度对<庄子>思想中"虚静"心理的论述进行诗学阐释,探讨"虚静"心理在文艺创作中的特征、意义和重要作用.     

自然之人生 自然之诗作 自然之诗学——基于《元代诗学通论》的思考

相较于前代诗人,元代诗人的生活方式更为自然.他们的诗作多自然意象和异域风情的描写,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元代诗人自然的生活状态和自然的创作态度直接影响了其诗论主张.元代诗学重自然,既主张诗歌的自然而发,也主张返璞归真、合于自然.元人关于其他诗学问题的讨论也往往与自然相关.“自然”可谓是元代诗歌和元代诗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其优长之所在.     

论洪大容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意识——以《医山问答》为中心

洪大容作为朝鲜北学派思想与文化的先驱者,他的<医山问答>等作品集中反映了其哲学思想、文化意识的深度与特征.他的地动说理论和宇宙时空无限性理论是在西方科学扣哲学思想尚未介绍到朝鲜的情况下提出的,它们不仅影响了朝鲜,也影响了一些中国文人,他的"华夷一也"的文化意识直接影响了朝鲜北学派的文化活动.     

《庄子》"道"的诗意象征

"道"是人类无数次生命体验和感性认识之后的理性发现.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庄子哲学的本根.在<庄子>的哲学世界里,"道"大体有三个基本象征:一是宇宙存在的象征,二是事物自身规律的象征,三是人的最高认识境界的象征.<庄子>的全篇都在言说"道".庄子对于"道"采取了一种诗意的象征表达,使得作为宇宙存在、一切事物的基本规律和人认识世界最高境界的抽象的"道",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展示与确证.     

"乐与政通":上博简《小雅》"小德"的诗学意义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云:"<小雅>小德", 是对<小雅>典乐风格及文本意蕴的总结.<小雅>歌诗总体的创作时间在西周中期以后.随着国势衰微,政治动荡在诗中有所映现,<小雅>之怨成为广泛的存在,<乐记>以为"乐与政通".上博简<孔子诗论>通过具体篇目礼义内涵与表述形式的深入剖析,在"乐与政通"的政治背景下对<小雅>"小德"的政治内涵进行了深层解读,印证了<乐记>"乐以象政"理论的典乐文化基础,是对<小雅>政治意义的理性定位.     

践形闺庭内 位育天地间——船山《西铭》题解之"孝"探微

王船山在《西铭》题解中,提出了对程朱"理一分殊"解释模式的批评:外在于"理一"的"分殊"如果不被克服,便无法真正实现天亲一本.于是船山提出"以父称乾"这一路向,来解决二本难题;其解决途径的基础,在于具体家庭生活中的"孝".家庭与"孝"为我们提供人道视域的起点,使得"物"对我们来说不仅不再是气化糟粕,而且因其被纳入人道视域而使我们可以从中体认天道.人道视域中的"物"让我们向天下敞开,人与"物"的存在方式在"形"的意义上是同构的.成能工夫要求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体用一源,以此为"一学一习上达天道"提供依据.致"孝"工夫通过浸透着德性的见闻之知,使我们参与到意义世界的生成之中,循序渐进以使"天亲合一"得以实现.     

《诗学》的复兴

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复兴是文艺复兴诗学勃兴的一个契机.诗学从阿奎那时代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到位居各类艺术中的"第一哲学",从被责为伤风败俗到有主教直接参与的社会移风易俗之必须,<诗学>的传布和阐释显然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树立古典权威和伸张民族俗语文学权利的不懈努力,看似形成一种"古今之争",但是当中的是非曲折,孰难一言了断.这在此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特里西诺、明屠尔诺和钦提奥的诗学著述中,足可见其端倪.如果说斯卡里格最终确立了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无上权威,那么突破古典主义的框架,就有待后来的卡斯特尔维特罗了.     

论《文心雕龙》所秉持的"道"

《文心雕龙》是南朝梁时期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相当高的地位.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刘勰对于文学的本质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道是其内容,文是其表现形式.因此文是道的体现,为文必须要遵循一定的道义.本文即从"道"在全书体系中的地位和文章的行文脉络出发,理清"道"在文中的具...     

董仲舒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

董仲舒的天是多义的,一是整个宇宙,一是与地对应的上空,一是本原,一是神灵.神灵的天会与人君发生精神感应,天人感应经过一系列论证以后才确立的.董仲舒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相比,有位置、形象、说话、创造、祭祀等许多方面的不同.<圣经>中的"上帝"有很多故事情节,而"天"则没有任何故事情节,也不说话,天比上帝更抽象.上帝与天,是信仰的不同,没有优劣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