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不正常

朋友自驾去江西婺源旅游,途经一条偏僻山路时,车后面“轰”一声响,后窗玻璃全掉下来,正好砸在他妻子身上,脖子上被划出一道口子,鲜血直流. 朋友知道被人追尾了,他停车查看,只见撞他车的是辆越野车,车主正在手忙脚乱地倒车.朋友正想拦住它,谁料越野车油门一轰,“呼”一声从他身边驶过,逃之夭夭了.     

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痛

我从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以来,一直跟着共产党走,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前进。走呀,走呀,不知不觉地走了五十九年。革命的道路确是崎岖不平,人生的历程比想像的更艰难。“平步上青天”的事,固然不曾想过,就连平静地过一天的日子也不多,不过我始终乐于革命的生涯,相信“生于忧     

文学的困厄之境与困在何境——关于当下文学困境与突围的潜在可能性对话

提起现在的中国文坛,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走人困境”,作品的阅读越来越局限于小圈子,失去了对公众的影响力。文坛之事即使暂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那也是针对某些作家的行为,比如王朔为《我的千岁寒》的出版而进行的自我炒作,而并不是针对他们的作品。像这本书的实际销量就与预期差了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对文学尚存一丝热爱的人都会考虑一个问题：中国文学为何走人困境？     

离别方知妻情贵

妻在家带女儿1年后,原工作单位很不景气,就准备“孔雀东南飞”了。就在“飞”的前一天晚上,我还习惯性地同她争嘴。直到妻挂“免战牌”,悻悻地说:“看到我明天就要走了,还争……”我一下意识到,将要离别的妻,心中已经打翻了“五味瓶”,可我怎么还去“加油”呢?     

胡适四十年来反动政治思想的批判

一、胡适如何被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 胡适有几句极其荒谬的话,用来掩饰他那“不受人惑”的骗术,并且希望青年们也遵照他那一套谬论去实践。他在一九三○年所做的那篇“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曾经的说道:“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就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肌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科学)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致於被人家蒙眼睛牵着鼻子走。”胡适所以说这些话主要目的,是在劝导人们不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     

西安事变风云散记

(一)七个月东北军从1936年11月18日到1937年7月6日,我当过七个多月的东北军。不少同志问到我:你是广东人,上学的地方在广州,怎么会跑到大西北去当东北军?说来话长,一言难尽。概括地讲:是在广州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到“一二九”以后呆不下去了,往上海、北平走;同时,入党以后,一心想去陕北进红军大学,到了西安就给留下了,因为当时东北军     

我的文学生涯简述

我走上文学生涯这条路,而且断断续续走了近于五十年,几乎可以说完全是由于偶然的机会。即使在“正式”从事文学生涯这条路上的过程中,有几次我还曾去做过“正骨医生”、“武术教师”以及其他行业……”,事实上当时已经决定不想再走这条“大野多钩棘”的路了。今年我已经七十一岁,此后有生的余年是否还会继续走这条路呢?在我的主观上已经是不愿再走下去了,很自愿做一名“退役”的老兵,自己高兴干些什么就干些什么吧,所谓“从其所好”、“终其天年”……于愿已足,这是我的真情实话。前面说过,我是由于种种偶然的机会走向了所谓文学生涯这条路的,当然也可以“偶然”地离开这条路。事实上我已经离开了所谓“文艺界”有了若干年月了。     

丈夫当家

结婚以后,丈夫的“抠”与日俱增。逛商场买衣服,也从含蓄的“首先要心灵美”发展到赤裸裸的“一拽走之”。最令我难堪的是,一次在群鹰广场试一牛仔裤,他居然大惊小怪:“一条皱巴巴的裤子竟要200多块!”甚至在陪我去试穿的路上小声地说:“把颜色、型号记下     

沈从文的嚎啕大哭

在网上看到一篇署名依旭的文章,写1985年的事。当时,该文作者大学毕业后到一家杂志社工作,有幸采访了沈从文老人。那时,沈从文住在西交民巷附近社科院的一座高层公寓里。采访时老人一直坐在一个老式藤椅上,气色不错,很平和,总是笑眯眯的。沈老说话有点惜墨如金的风格,话很少但很精炼,话里话外却让人回味无穷。比如他和马思聪是很好的朋友,但提起来也就是那么淡淡的一句:“可惜后来他走了。”沈老说了好几回:“我一直是乡下人。”他说:“从湖南到北京我还是乡下人,想变,人家也变了,总也赶不上,到今天我还是乡下人。”“我不是聪明人,不会变。…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与构建和谐社会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探寻中提出并发展了社会有机体理论,实践性、整体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及运动性是其重要的理论特征.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启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也要积极发展社会事业,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之路;同时还要重视人的主体能动性,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之路以及坚持改革开放,走国内外和谐发展之路.     

用自己的方法卖辣椒

卖辣椒的人,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不断有买主问：“您这辣椒辣吗？”这很不好回答。说“辣”吧,也许买辣椒的人怕辣,立马走人;     

缘于学术的“邂逅”——缅怀我的先生邓正来教授

邓老师走了,我连他生前最后一面也没见到! 思来想去,这无论如何是我的错,因为我在有意地“误会”先生所曾对我们的“嘱咐”!     

论艺术语言的准确性

<正> 文字脱离环境,或语言环境不充分,是不是准确?很难给它评价。例如:“我就走”,“我就溜”,“我就跑”,“我就迈小步”,——这些动词,哪一个用得准?没法下判断。读《社戏》,第一句是:“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为什么这样写?“我在过去二十年中”,或者说,“二十年来”,哪一句比较适宜?谁也答不上来,评不出高低。文字是表情达意的,必须置于充分的语言环境中,就是说,要能足够地显出情意来,才能衡量文字的优劣。     

购物袋里的秘密

一个周末,好友陪我去纺织城订做衣服,路过了一家又一家裁缝店,我一次又一次驻足在装饰精美的店面前,却被好友拽走,左绕右转了半天,终于停在一家毫不起眼的小店——“花草”前。连店名都是平淡无奇的,能做好衣服吗?订做完衣服,从店里出来,我疑惑不解地问:“这店有什么出众之处,值得我们这么远寻来?”好友诡秘地笑而不答。     

智者的魅力——敬悼金克木先生

当我得知金克木先生逝世的消息时 ,已是他走后的第五天了 ,是一位老同志看了《新民晚报》的消息转告我的。先生走了 ,走得如此默无声息 ,我的心情感到异常沉重。我知道 ,先生的一生 ,于学问、于事业以至于生命 ,都达到了理想的境界。从他的著作和出口成章的日常谈话中 ,很容易发现 ,先生总是在以哲人之思、智者之语 ,面对着人类、地球 ,屈原《天问》式的、一个接着一个、一直不停地提问 ,答疑 :“一个老人的晚景无可谈论 ,一个世纪的晚景如何 ?”“在文化思想上有什么情况 ?老人想知道却无力知道。”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为中国传统文化、外来…     

“让”的意义

让,“言字旁”加一个“上”字,很简单的一个字,但不只是普遍意义上的“用言行告知别人先”。让,有它自己的真诗。让,是素养礼貌的体现。那天,我乘坐公交车去书店。走到半道,上来一位老奶奶,她颤颤巍巍地向里走。车上那么多人,可都像没看见一样--坐着的,要么低着头朝向窗外,要么装睡觉;站着的大部分都在看手机。我缓慢起身,突然车子一个加速,我又坐下了。老奶奶的脸上显得有些憔悴,吃力地抓着扶手。我还真有点儿于心不忍。     

我的学术之路

一、我是忘年人何谓“忘年人” ?这是仿“忘年交”一语来说的。大自然要我活到什么时候 ,我就活到那个时候 ,寿长些不喜 ,短些不悲。只有李大钊提出的“永葆青春”和我注重的“学术生命” ,是完全可由我决定而坚持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忘年人”。我在解放初只有 4 0来岁 ,有人称我为“蔡老” ,我心中很不安 !想起我的家乡 ,凡不是地主以上者都不得称某老。我既没有田地 ,也不是绅士老爷 ,怎有资格称“老”呢 ?有些人说 :“老”是一种尊称。我听了就反问道 :“解放前的孙中山、蔡元培、章太炎等 ,解放后的主席、总理等人 ,年龄都比我大得多 ,…     

对不起，我不是乞丐

今天上班前,老婆叫住我,让我下班后给上幼儿园的儿子买个铁碗,我点头答应了。下班后,刚买完碗走在街上,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接着就“哗哗”地下起雨来,把我浇得好狼狈,赶紧找个地方准备避雨,这时电话响了。是老婆打来的,我把碗放下,带上手机的蓝牙耳机,就在我忙着接电话的时候,又来了很多人避雨。老婆让我去接放学的儿子,说她加班接不了。因为吵声太大,我怕老婆听不见,大声喊道：“行,行,好!行,行,好!”老婆终于听清了,放心地挂了电话。这雨来得快走得也快,刚才避雨的人陆续离开,我也收起蓝牙耳机,准备去接儿子。     

论人的创价活动的负面效应

人的一切对象化活动的目的,归根到底都是为人创造或获得价值对象,即把“自在的存在”变成“为我的存在”。从一般意义上看,“为我的存在”是指人们根据活动对象的客观属性（物种尺度）和人的需要（价值尺度）去现实地塑造外界客体和主体自身,从而不断创造出有利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世界。然而,在创造“为我的存在”的历史过程中,人类似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怪圈,即同时生产出“反我的存在”。这种现象,就是千百年来人们创价活动中与正面效应并存的负面效应。探讨和把握此类问题,极有现实意义。一、创价结果与创价效应一切社会…     

“行走苏俄”的时代意蕴——以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为研究案例

“走俄国人的路”,是“五四”以来中国一道最大的政治选项与政治命题。中国“走俄国人的路”不是偶然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苏俄革命与建设成功的榜样作用下产生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前赴后继地赶赴苏俄,除了经商、劳工及旅游这些以解决自身生存、娱乐为“纯客观”目的外,从本质意义上讲,绝大多数人赴俄的目的是为了“取经”,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由于不同的国内矛盾变化,不同的时代需要,在本质上“寻求救国真理”的大前提下,“行走苏俄”具有不同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