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散文艺术

<正> 我国散文传统源远流长,但作为针对骈文偏弊而兴起的古文运动,则开始于李唐而完成于北宋。北宋古文运动的盟主是被称为宋代韩愈的欧阳修。但最后完成古文运动,并以宏富精湛的创作,显示了这一运动的最高实绩者,则是欧公门生苏轼。欧阳修不愧是热心奖掖后进而又极有眼力的文坛宗师。他初见苏文即预言此人,“他日文章必独步下。”(《诚斋诗话》)后来同儿子欧阳棐论文,谈到苏轼,又说:“三十年后,世上更不道著我也。”(《曲洧旧闻》)青出于蓝,后来居上,这曾为一切通人所深信的历史发展辩证法,果然体现于欧门弟子东坡之     

《黠鼠赋》作时蠡测

<正> 苏轼《黠鼠赋》作时,有少年、成年、晚年时期诸说。愚意为晚年儋州时期作。首先,赋中怍者自称“苏子夜坐”,“苏子叹曰”。“子”为对男子尊称。《谷梁传·宣公十年》:“其曰子,尊之也”。如孔子、荀子等。宋人文毒中自称“某子”也都指中年或晚年。如欧阳修《秋声赋》中自称、“欧阳子方夜读书。”那是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     

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

北宋三位举足轻重的大作家欧阳修、王安石和苏轼都活了六十六岁,这真是历史的巧合。就苏轼现存集子来看,他最早的一篇文章是嘉祐二年(1057)应试时所作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时年二十二岁;最早一批诗作是嘉祐四年(1059)再次赴京途中父子三人合编《南行集》里的四十首作品,时     

论苏轼复杂矛盾的世界观

苏轼一生与释、道二教渊源甚深 ,受佛道影响广泛而深刻 ,这与他所生活的宋代社会风气及家乡靠近佛教鼎盛之地成都有密切关系。从北宋到南宋 ,活跃在文坛上的一批士大夫 ,几乎都是禅宗的信徒居士。就连写过《本论》的宋朝重臣欧阳修 ,与庐山东林寺祖印禅师一席交谈之后 ,肃然心服 ,退休以后 ,几乎日日与僧人来往 ,后来干脆自号“六一居士”。北宋成都是当时的佛教盛地 ,“成都 ,西南古都会地 ,佛事最盛。”(《成都大悲阁记》)佛典流布 ,成都得天独厚 ,宋释志磐《佛祖统记》中载 ,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宝四年 (971)敕成都造金字佛经一藏 ,次年又敕…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一文原稿有四部分:一、欧阳修的历史著作;二、欧阳修的史学思想;三、欧阳修的历史编纂法;四、欧阳修史学的评价。约两万一千多字,限于篇幅,本刊只发表了二、三两部分。作者认为欧阳修的史学成就和他的出色的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他生平“不惑传注”勇于疑古,“不没其实”善于求是,天人相分敢于祛惑,排击佛老切于“明道”,提倡道德志于为治,主张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表现了他的史学思想的战斗性和科学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作者认为欧阳修在近四十年从事史书编纂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历史编纂法,在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提高。欧阳修史学著作义例严谨,体制上有因有创,运用史料充实,以《春秋》“谨严而简约”为修史的榜样,文笔洁净直追《史记》成一家之言。欧阳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博学多能者,长于古文、诗、词,不愧是杰出的文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史学家。     

道与道统:《新五代史》的双重关照——《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

受韩愈的影响,欧阳修《新五代史》有道和道统的双重关照.探讨《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经论”、“史论”和“政论”)关系,可知“经论”体现了欧阳修对道与道统的基本认识,是《新五代史》史论阐发的义理根据;“史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直接相关,而《新五代史》成书较晚,其史论基本上可代表欧阳修的吏观;“政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相通,使《新五代史》体现了当世性.《新五代史》折射出欧阳修及其时代的学术和政治,也使欧阳修成为唐宋时期道和道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都超出了五代之外.     

苏轼的易学与朋党论——兼与欧阳修、司马光、程颐“朋党”观比较

宋代党争激烈,与之相伴也产生了一些朋党类的文章,苏轼的《续欧阳子朋党论》即其中之一.除了《朋党论》之外,苏轼还在《东坡易传》中借阐释《周易》的机会,表达他的“朋党”观.苏轼的朋党思想与欧阳修、程颐、司马光的朋党思想具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也可从苏轼的《东坡易传》,以及欧阳修的《易或问》、司马光的《温公易说》、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中找到思想根源.通过这些比较,还可以看出苏轼的朋党思想具有一定民主的思想因子.     

曾巩《墨池记》艺术风格评析

由欧阳修延誉奖引而蜚声文坛的北宋文学家曾巩,以散文名传于世,身跻唐宋散文八家之列。他的散文,风格稳健,叙事议论委曲周祥,词平语淡而思绪明晰,作品为数众多。《战国策目录序》、《寄欧阳舍人书》、《南齐书目录序》、《墨池记》、《宜黄县县学记》,《醒心亭记》等,均是久传不衰的名篇。其中《墨池记》,以历史轶闻为题,     

欧阳修与宋辽关系

宋辽关系中友好交往的一面,曾经在欧阳修身上有过明显的反映。史籍载有契丹降人韩皋漠受太叔所遣,请宋出兵助他谋取其国,以及宋廷二府“将议从之”等事(见于《欧阳永叔集·附录》卷五欧阳发等所述《先公事迹》。欧阳修当时反对说:“中国待夷狄,宜以信义为本。奈何欲助其叛乱?使事不成,得(何)以为辞!”主议者大笑,“曰:‘迂儒!迂儒!’公(欧阳修)力争之不已,遂止。既而虏中太叔举事不成而死。”(《欧阳永叔集·附录》卷五《先公事迹》) 欧阳修这个“以信义为本”的原则,是他儒学思想在民族关系方面的体现。这在宋辽关系中,起了促进友好的积极作用。今考之《辽史》、《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一般史籍,契丹太叔——即皇太叔耶律重元(一作宗元,辽兴宗耶律宗真之     

《苏轼诗集》编次订误

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苏轼诗集》(以下简称《诗集》),以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为底本。《集成》晚出,总的说来,编次较以往各本合理。但一些重要资料,王氏没有见到,《诗集》少数编次,仍未尽善,需要加以调整。关于这个问题,国内有的学者已注意到了。如曾枣庄同志在《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三年第主辑《读王文诰<苏诗总案>札记》一文中,就确切地论证了“苏轼《江上值雪效欧阳     

宋代科场论述文论略

宋代科场论述文,留存作品极少。然而,嘉祐二年(1057)省试史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曾巩、苏轼、苏辙三人之作得以留存,典型地表现了宋代考场论述文之风貌。考场论述文,"限五百字以上"。曾巩文章603字,长短适宜,有理有据,明白畅达,文从字顺;苏轼文章548字,层层推进,议论纵横,豪骋雄俊,结合新颖恰当的事例,非常具有说服力;苏辙文章553字,论点和论据相对混乱。其他科场论述文保留下来的有王禹偁二篇、田锡二篇。王禹偁《三杰佐汉孰优论》大致依据史实敷衍,与中心论点疏离,而三年后之《四科取士何先论》则是一篇完整严谨的议论文。田锡所考乃时事论题,文章后半段重点在颂圣,与一般论述文格式不同。宋人科场论述文具有短小精练和史论性质两大特征,对宋文创作影响深远。此外,欧阳修利用嘉祐二年权知贡举的权力,痛击"太学体",录取曾巩等,他们一起领导着宋代文坛新的创作风气。此后,通达流畅、明白如话成为文坛新的风尚。     

对施培毅《欧阳修诗选》注释的意见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而他的诗文创作都能独树一帜,自具特色。在散文方面,与王安石、苏轼并驾齐驱;在诗歌方面,与梅尧臣并称欧梅,与苏舜钦并称欧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分轩轾。像他这样杰出的文学家,从未有人给他的全集作过注释。应该说是一件憾事。若干年前,才有注释的选本出现。据我所见,以黄公渚的选本为最早,到了去年,先后出版了杜维沫、陈新的《欧阳修文选》和施培毅的《欧阳修诗选》,作为普     

欧阳修研究的新成果——评黄进德著《欧阳修评传》

众所周知 ,欧阳修是一位大文学家。如果全面地评价欧阳修一生的活动 ,或许更应该说他是一位文化伟人。对于这位文化伟人的研究 ,一向却颇显冷清 ,近年来虽稍有起色 ,但学术界所给予的关注似还很不够。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一部 ,黄进德先生《欧阳修评传》的问世 ,将有助于欧阳修研究局面的进一步开展。黄著《评传》分六章 ,由传与评两大部分组成 ,结构合理 ,行文得当 ,功力深厚 ,见解通达 ,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时代背景。欧阳修成为文化伟人 ,与他所处的时代相关。宋代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 ,诚如…     

《欧阳修诗编年笺注》补正(一)

正欧阳修是北宋诗坛大家,刘德清、顾宝林、欧阳明亮三位先生笺注的《欧阳修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以下简称《笺注》),不仅对欧诗进行了精严详细的编年,而且还通过"题解"、"注释"、"附录"等体例,对每一首诗都进行了详赡的考订、笺注、疏解,有利于研究者对欧诗的更深入研究。不过,《笺注》也偶有疏误之处,故本文补正如下:1.卷一《题金山寺》:"海国盗牙争起塔,河童施钵但惊沙。"《笺注》题解云:"《太平寰宇记》卷八九:‘金山泽     

“出人头地”的源流

《辞源》修订本第一册336页“出人头地”条释文云:“超出他人之上。明·陆采《怀香记·飞报捷音》:‘书生俊杰真天纵,出人头地见奇功。’按:本条书证并非语源。其源: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四九·与梅圣俞书(嘉祐二年)》:“承惠《答苏轼书》,甚佳。……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惠洪《冷斋夜话》中的东坡记忆

比苏轼小34岁的北宋著名诗僧惠洪,在当时文坛颇负声名,据其《石门文字禅》部分诗作及陈敬《陈氏香谱》记载,他与苏轼大约于崇宁三年之前相识。惠洪著《冷斋夜话》十卷,其中涉及苏轼者达55篇。正由于惠洪与苏轼相识,并对其在海南、杭州等地的行迹进行过实地考察,因而《冷斋夜话》中的东坡记忆带有鲜明的纪实性与唯一性。在涉及苏轼的这55篇中,除记述其行迹、交游外,有的讲述苏轼前世今生的故事,为明清小说中有关这一故事创作提供了原型,也有一部分记载苏轼的创作轶事及其诗学观念,对我们考察苏轼被贬期间的创作心态、创作背景及其诗学思想提供了文献支撑。     

苏轼在宋代古文运动中的矛盾心态

苏轼在宋代古文运动中的矛盾心态沈元林苏轼在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中的表现,历来是为人所肯定的。本来,作为唐宋古文运动的八大家之一,与韩、柳、欧阳齐名的苏轼,能够得到肯定,也属当然。不过,当我们深入研究,就觉出了个矛盾的苏轼。从《苏东坡全集》来看,总聚其间的...     

毁坏文物者戒!

华山北麓华岳庙金城门东西,原有古碑亭,亭壁嵌汉唐以来残碑二百余块;灵官门内外,有碑亭七座,碑数不详。历代兵燹、地震,均有损毁。欧阳修《华岳题名跋》记载:“自唐开元二十三年,迄后唐清泰二年,二百一年,题名者五百一人。再题者,又三十一人。”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云:“岳庙唐人题名,九十二人,有裴士淹、李商隐等名。”比欧阳     

苏轼居琼时期的一篇佚文

宋绍圣四年(1097),大文学家苏轼遭诬被贬,谪居海南儋州三年。元符三年(1100),哲宗朝崩,徽宗亲政,苏轼遇赦内徙,北归途经琼州澄迈时,曾给一位姓赵的海南友生写过一封信。这封信,《琼州府志》、《儋州志》及明清年间先后刊行的苏轼居琼诗文合集《苏公居儋录》、《海外集》等未载;     

苏轼在黄州

苏轼(一○三六——一一○一)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比较关心民间疾苦,富有爱国精神的著名文学家。他同王安石都主张革新,但在改革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一些元老重臣因反对新法纷纷离开朝廷,王安石不得不重用一些“新进勇锐之人”,其中也混进了一些野心家、投机派。自熙宁四年(一○七一)起,苏轼离开朝廷,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山东诸城)知州、徐州知州。元丰二年(一○七九),苏轼改知湖州(今浙江吴兴),他在《湖州谢表》中说,神宗“知其(自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