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中有关来华西方传教士的部分 ,是研究当时中西关系的重要史料。经过笔者清理 ,其中载录来华西方传教士已达一百余人 ,一些人的汉文名字还为他书所不载。另如教皇特使多罗离京时间、康熙帝致罗马教皇信函颁发时间等重要问题也都因奏折所载内容应然而解。除此之外 ,康熙朝奏折还从新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活动内容和康熙帝积极招徕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献技的情形。同时 ,还详细显示了礼仪之争后康熙帝为争取教廷对中国立场的理解而三次遣使、四次致书及由允许传教到部分禁教再到全面禁教的全过程。这些表明 ,研究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和清朝政府有关政策的转变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有着极高的价值     

乾隆朝奏折制度探析

乾隆时期，康雍以来的奏折制度继续得到坚持并有了新的发展。拥有折奏权利的官员数量愈加增多，奏事范围更加扩大，奏折在各种上行文书中的地位进一步重要。与此同时，有关奏折的各种具体规定如奏折书写格式，内容保密以及递送机构和办法也进一步细密和完善。对于各种信息大量而又迅速的输入和国家事务的及时处理，对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皇权的极度加强，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学士院与宋代内廷帖子词

宋代学士院的翰林学士在立春、端午等节日要为皇室诸阁作帖子词，其帖子的多寡视诸阁地位的不同而不同，一般为五七言相间的绝句，内容上多祈福颂德，也有寓规谏之意于其中者。     

《张文襄公全集》奏折部分的几个问题——兼与《张之洞全集》的编者商榷

文章将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中的奏折(文中简称“甲”)与《光绪朝硃原批奏折》、《宫中档光绪朝奏折》所载张之洞奏折及邸报、《申报》上所刊张之洞奏折(文中简称“乙”)进行对照,发现有甲有乙有,内容完全不同;甲有乙有,内容部分不同;乙有甲无,遗漏甚多三种情况。并对以《张文襄公全集》为底本的《张之洞全集》中出现的诸多漏失进行了指摘。     

唐代起居制度初探

起居制度为唐代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包括日常起居、巡幸起居、外官起居、陵寝起居.对太上皇、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等皇室成员的起居等.本文对以上各类起居的内容及形式进行了详尽考述,并对唐代起居制度的渊源及影响做了较深的探讨,认为唐朝健全起居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皇室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为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服务.     

伊犁将军及其满文奏折

清入关定都北京建立起全国性政权后,经过百余年时间的不懈努力,最终统一了新疆天山南北,为了巩固统一和加强统治,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立伊犁将军,通过军府制治理新疆。伊犁将军作为新疆的军政首领,其职责十分重要,清廷也很重视伊犁将军的选拔任用,一般都从京城部院及八旗选派满洲或蒙古大员任职。他们在办理公务过程中按规定多以满文书写奏折,向皇帝请示和汇报问题,所以形成了一定数量的满文奏折。这些历任伊犁将军的满文奏折,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第一手原始史料,具有其他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学术研究价值。     

祝辞系文学与《诗经》时代的言灵信仰

祝辞系文学属于文艺诸形态尚未完全分化的《诗经》时代,与原始巫术宗教结合紧密,具体表现为祈祷、祝颂、诅咒等多种特征。周初祝官制度对《诗经》祝辞系文学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诗经》中的祝辞系文学体现为两种样态,一是全篇为祝辞,二是包含祝官活动和祝辞成分。祝辞系文学之根源及兴盛时期在西周春秋,随着原始宗教信仰的淡薄,祝辞系文学由正统地位跌落回民间形态,并与愚昧迷信结合在一起,从此再也没有机会登上正统文学的大雅之堂。     

略述《明实录》对朱元璋诸皇子先后次序的记录问题

《明实录》是从事明史和明代文学研究极富实证价值的重要参考材料.由于此著述工程巨大,涉及面广,加之出自多人之手和政治干预等原因,其中出现了对朱元璋诸皇子出生与去世时间先后次序的记录前后不一致现象,这里把其中记录这一现象的有关史料一一查出、梳理,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清代雨雪折奏制度考略

雨雪折奏制度是清朝对前代气象呈报做法的融通、传承与变革,以奏折作为载体而形成的一种重要的农政制度。其特点为临时奏闻和定时折报并行,奏折与雨雪清单并用,奏报人员变动不居,并与粮价陈报、收成奏报共同组成了清代粮政信息收集制度,在维护、巩固清王朝统治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略谈古籍标点方法论——以整理清代宁夏奏折为例

古籍整理的过程包括影印、点校、注释、今译、辑佚、索引、编纂、古籍数字化等,其中标点是整理时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难度较大的环节.不同文体的古籍在标点时的方法有所不同.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明清档案》等是清代奏折类文书档案,具有重要价值.整理其中与宁夏相关的奏折,在标点时,不仅需要了解奏折这一清代特有的官方文书特点,掌握清代文书专门用语,也要结合地域性,关注宁夏的地名等专有名词,并且要合理划分语言层次,具有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古籍标点,需要有目录、版本、考证、校勘等有关古籍整理的基本常识,再结合地域特征,规范标点,以免出现错误.     

陈廷敬的廉政思想与清廉作风

清代康熙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在反贪倡廉、肃清吏治方面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和措施,他的廉政思想和主张对于康熙帝整肃吏治和康熙朝的大政方针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陈廷敬在其一生的宦途中,尽管以清廉著称,但是仍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挫折,那就是发生在康熙年间震动朝野的张沂贪黩案。陈廷敬因为和张沂是亲戚而受到了牵连,但很快就被洗雪。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陈廷敬始终奉行清正廉洁的做官准则,他的清廉作风被世人所公认,因此取得了康熙皇帝的赞赏和信任,成为康熙帝最倚重的大臣。     

台湾科举中额及清廷的相关政策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克塽降清之后,台湾即纳入清版图,隶属福建省。随即,清廷在台湾设儒学并开科取士。有清一代,清廷对台湾士子参加科举考试是积极鼓励、大力支持的,并为他们创造了许多机会,提供了诸多便利。其中,专为台湾士子设置保障性中额便是最突出的体现。这也从一个侧面促进了台湾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及人才培养。     

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

北宋三衙在俸禄、恩荫、礼制等方面始终享有较高的待遇 ,但其政治地位却以仁宗朝“庆历新政”为界 ,经过了由低重新趋高的变化过程 ,中经英宗、神宗、哲宗三朝 ,至徽宗朝达到顶点。不过 ,由于北宋以“重文轻武”为国策 ,严禁武人干政 ,其作用被严格限制在军事领域 ,参政、议政权基本上被剥夺。但由于三衙处于统领京畿禁军的特殊地位 ,其在皇权更迭的政治斗争当中亦不可避免地发挥着难以低估的影响。特别是从仁宗朝之后 ,往往是与宰相同心协力 ,有利、有节地发挥了其握有军事实力的威慑力 ,多次起到了稳定当时政局的良好作用。这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性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清中叶山左诗人与性灵说

江南性灵诗说盛行的清代乾隆时期,山左诗坛则在经历了顺治、康熙两朝"甲于天下"的极度辉煌之后逐渐趋于寥落,诗歌创作的重心移向南方。性灵说标举自我,张扬个性,带有鲜明的叛逆色彩,它在儒家文化深入人心的齐鲁腹地影响并不大,所影响到的是宦游南方的山左诗人,但即便在这样一个接受群体中,抵触也还是大于认同。这种现象体现了齐鲁传统文化与性灵说个性意识的冲突。     

困厄与抗争:清代思想史的分期、特点和理论突破

考察清代思想史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具有三大特色和九个理论突破。第一阶段是从顺治朝到雍正朝,思想的主要特色是批判专制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兴起,特别是经济学的三大定律即“顾炎武定律”、“黄宗羲定律”和“王夫之定律”的提出,突破专制特权至上主义而确立人道原则高于政治伦理原则的观念,突破专制主义的抽象类精神而凸显个人权利,突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而致力于理性化制度建设之路的探索。第二阶段是从乾隆朝到道光朝二十年,主要特色是意识形态批判和知性精神的发展,突破程朱理学的禁锢而揭露其“以理杀人”的本质,突破“道统论”的禁锢而提出“废道统之说”、呼唤学术独立,突破“《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儒“议论法戒”的传统而确立以真实性为史学之生命的原则。第三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其思想特色是从魏源开始的中西政体比较研究以及政治体制与国民性之关系的探讨,突破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禁区而据实肯定民主政体优于专制政体,突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而昭示“道”应时而变的必然性,突破以“礼义文明之邦”傲视天下的观念而深刻揭示道德与制度的内在关系。第三阶段仿佛是向第一阶段的复归,但却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着清初学者为二百年后的中国著书立说时所怀抱的理想。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策略与效用

清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也是明代以来诸多改土归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本文根据新近披露的边疆大吏奏疏和其他史料,探讨此次改流的原因、实现改流的策略以及改流产生的效用,对以往的一些观点亦提出商榷,同时总结清雍正朝施政的若干特点。     

十六国、北朝政权的史学及其历史意义

在十六国与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在北方先后建立政权,迭相兴替。多数政权受汉代以来历史文化的影响,开始进行官方的记史、修史活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传统史学的政治功能与文化魅力,促使北朝官方史学机制走向稳定发展。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学建设,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谱写了新鲜、丰富的篇章。而更重要的是,史学文化与历史观念的融合,成为民族大融合最具催化作用的因素。     

《续金瓶梅》的成书年代

《续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向有顺治十一年至十五年容城时作、顺治十七年赴惠安任途中作、顺治十八年杭州作三说;2000年发现的康熙四年审讯题本,录有丁耀亢"于顺治十七年独自撰写"的自供,但仍有不少疑问。从丁耀亢的行止与《续金瓶梅》内证看.《续金瓶梅》应是顺治五年至十一年在北京任旗官学时构思动笔、在容城任教谕时撰写完成的。     

御门听政与康熙之治

清朝御门听政早在顺治朝即已有之 ,及康熙朝形成定制。康熙帝每日清晨御乾清门听政 ;皇帝出巡则在行宫听政。皇帝听政时辰主要经历了“黎明进奏”与“定时视朝”两个阶段。御门听政是清朝治国最重要的措施 ,它不仅是康熙帝勤政的标志 ,更是清朝前期推行皇权统治 ,迅速走向强大统一的基本保证。御门听政是抗灾减灾 ,恢复农业经济的中枢。康熙帝建立并施行御门听政制度 ,表明他的勤政思想和坚定划一的统治风格以及修明政治 ,强化皇权 ,建立强大清帝国的决心 ,乃得“守成而兼创业”的一代明君之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