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当前的金融犯罪规制的刑事政策

在经历了爆发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当前世界各国重新审慎地发展金融,投资也更加理性和谨慎。在目前的后金融时代,我国应在树立金融犯罪惩治国际化的视野下,对金融犯罪实施＂严而不厉＂和＂宽严相济＂的最优化规制方式,即既要考虑规制的效果,又要考虑规制的成本。在金融规制的过程中,应坚持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的有机统一。     

我国法人刑事责任构造的反思

法人犯罪在我国刑事立法中被称之为单位犯罪。我国1997年《新刑法典》中全面确定了惩治法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并对法人犯罪做出了相关的规定。但是究其根本,我国对于法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实行的是一种"严而不厉"的立法政策。较之于其他发达的法治国家的立法而言,我国的法人刑事责任体系的构造存在着很多问题。而对于这些刑事责任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则能对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有所裨益。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它的含义可以从“宽”、“严”和“济”三个方面来理解：“宽”就是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小的犯罪,处罚更轻;“严”是指对严重犯罪更长期地、更多地适用监禁刑;“济”是指以严济宽、以宽济严。其产生的依据包含反思严打刑事政策的现实依据和科学认识犯罪必然性以及刑罚功能的有限性的理论依据两个方面。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从刑事实体、程序以及刑事执行三个方面来加以考虑。     

从侵犯版权罪看英国刑事政策的变化——兼议我国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犯罪

长期以来,英国一直奉行“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利用轻刑矫正罪犯,减少监狱压力。但是面对日趋严重的犯罪全球化问题以及“严而不厉”政策的局限性,英国议会不得不考虑对某些犯罪实行“严而又厉”的刑事政策。本文将通过英国议会对侵犯版权罪的近几次修改,论述英国刑事政策的发展和变化。与此同时,比较中英两国对侵犯版权罪在立法上所存在的差异,分析我国侵犯版权罪所存在的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严而不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严而不厉"属于不同阶位的术语,两者在产生背景、基本内涵、基本定位与侧重点等方面有些分野;然而,刑事政策的基本载体就是刑法结构,两者在观念层面与实践层面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可谓殊途同归。     

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中的职务犯罪立法及其完善

我国职务犯罪立法是我国刑事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刑事立法的科学性角度和我国刑事立法的现实状况来看,我们认为我国刑事立法应当努力追求整个立法"严而不厉".特别是就职务犯罪立法而言.更应以此为立法指导精神.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贯彻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实质在于对犯罪人区别对待,其在未成年犯的刑法立法中只能侧重于"宽"的一面,并没有"严"的一面存在的余地。在未成年人犯罪中讲求"宽中有严"会不适当地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标准复杂化,给司法实务造成极大的不便,而且事实上是回归了刑罚是预防犯罪最有效手段的老路上,司法中对待未成年人犯罪中也应当表现为宽,而不应当强调"宽中有严"。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自由刑执行的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对于犯罪的惩治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结合,以求得最佳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从刑罚理论角度观察,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严”和“宽”都有其理论根基,宽严相济是我国自由刑执行的导向性刑事政策。应该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完善我国的自由刑执行。     

港澳台地区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范的考察与借鉴

港澳台地区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范相较于祖国大陆,法律渊源更丰富、犯罪圈更广、法定刑更轻。港澳台地区对食品安全犯罪以"宽罚"赢得了更高的食品安全质量,值得借鉴。祖国大陆应废除食品安全犯罪的死刑,反观当前食品安全犯罪"重罚"的治理思维与实践,实现食品安全犯罪立法模式的多元化,强化行政处罚力度,实现刑法规制的"严而不厉"。     

我国基金犯罪的刑事立法分析

就基金犯罪的具体刑事立法政策而言,总体上应该采取严而不厉、轻重得当、具体明确、及时应对的政策思想.我国基金犯罪立法宜采用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从法律严谨性要求看,部分基金犯罪的罪状和刑罚设置仍存在着不足之处,有必要加以完善.     

完善我国洗钱犯罪立法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外交流的深入,国内洗钱犯罪日益猖獗。我国现行刑法虽明确规定了洗钱罪,但反洗钱立法却显得相对简单。参考国外立法内容并结合国情,可从刑事立法和金融立法两方面完善我国的洗钱罪立法,具体内容包括:扩大“上游犯型”范围、完善洗钱罪罪名体系、增加“资格刑”处罚单位犯罪以及健全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机制等。     

“严打”的科学定位

“严打”是一种指导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在贯彻“严打”政策时,要处理好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在发挥刑事政策有利于打击犯罪积极作用的同时,约束“严打”破坏法制的冲动;处理好“严打”政策与刑罚轻缓化政策辩证统一的关系,用“严打”的本质要求消除“严打”一极化的发展弊病;处理好贯彻“严打”政策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努力提高执法者的宪法意识、程序意识和用和谐社会理念指导司法工作的意识。     

论可罚性阶层的确立——一种刑法刑事政策化进路

在一个宏大的刑法刑事政策化语境下,可罚性阶层的运用无疑是其中一条现实可行的进路。可罚性在刑法之内可以起到联结犯罪论与刑罚论的桥梁作用,能够有效地缓和犯罪论与刑罚论的紧张关系,平衡罪与刑的矛盾和脱节;在刑法之外可以起到刑法与刑事政策的沟通节点的效果,减轻刑法与刑事政策不同步性所造成的立法与司法损耗,是立法者根据某种刑法以外的公共政策目的例外地设置的犯罪成立要素。有鉴于此,应该赋予其犯罪论体系范畴的地位,作为有责性之后的独立阶层。这对于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效果、控制刑事责任的范围、实现刑事政策的目的追求,具有积极的意义。     

金融诈骗罪中的法规竞合问题探讨

由于我国现行刑法对诈骗罪以及各种金融诈骗罪的错杂规定,金融诈骗罪成为法规竞合的聚集地.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之间、各种金融诈骗罪之间都存在看法规竞合,在具体适用法律时有不同观点.正确理解法规竞合的含义,准确分析行为人的行为特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国犯罪预备处罚原则的缺陷及立法建议

根据现行刑法，我国对预备犯作原则性处罚，这样的规定存在着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缺陷。通过对这些缺陷的分析，对于预备犯应该原则性不罚，但对少数严重犯罪的预备行为应基于刑事政策的需要作出处罚。这些处罚不是在总则上规定，而是在分则上进行规定。     

刑事审判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中的功能及其实现

刑事审判机关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中的功能应是保驾护航,提供稳定的改革、发展环境;控制改革风险、降低改革成本,为改革试验本身提供正当性.为实现上述功能.应从宏观、微观两个方面采取措施应对来自职务犯罪、农民工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群体性事件演化的犯罪以及土地、环境、资源、金融类犯罪.     

美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及中美互联网金融的比较—基于网络经济学视角的研究与思考

互联网金融是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融合的产物,其本质仍然属于金融。关于互联网金融创新风险的入罪标准,我国学界立足于传统刑法观与风险刑法观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当前我国侧重社会秩序维持机能运用的背景下,罪责刑法的基本观念应当得到遵守,互联网金融创新风险的入罪标准必须限定在“对金融交易秩序的侵害及其危险”的限度内,并且恪守市场经济、金融的发展规律,只有在风险转变为实害或者危险的情况下,才能考虑刑法的介入,单纯的风险则只能通过前刑法规范或者政策进行引导。     

“组织未成年人犯罪”司法疑难探析

由于刑事责任年龄与未成年人年龄界定之间的冲突,引起本罪与相关犯罪之间发生竞合。应当厘定本罪与相关间接正犯之间的界限。本罪的“组织”行为与教唆行为性质并不相同。本罪的范围不限于实施与财产有关的活动。同时,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认定本罪的着手和既遂。     

区块链金融衍生品刑法规制研究

区块链技术自产生之日就与金融有着密切联系，其作为一种全新技术组合，正渗透到不同金融场景中。区块链技术发展改变了传统金融运营模式，冲击了金融风险管控和现有法律体系。区块链金融衍生品的高度匿名性与去中心化交易，使监管机构搜集信息受阻，难以确保信息准确性和全面性，导致出现部分业态下监管真空，为犯罪发生提供了土壤。对区块链金融衍生品进行刑法规制能维持国家货币稳定，防范金融风险，预防诱发犯罪，有其必要性。区块链金融衍生品在刑法上定性有货币说、金融工具说和财产说。通过比较德、美、日、俄国家对区块链金融衍生品的法律政策，结合国内区块链金融衍生品交易实践，其主要是作为金融工具在使用，因此把区块链金融衍生品认定为金融工具较为科学。区块链金融衍生品交易涉及金融交易安全、金融管理秩序安全和金融投资人财产安全等刑法法益，只有以刑事政策为引领立足现实展望未来，以刑事法律为基础坚持防控风险和推动技术发展相结合，以刑事合规为辅助建立刑罚与非刑罚相贯通的体制机制，打造立体规制体系，才能防范区块链金融衍生品交易犯罪，促使其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     

中外洗钱犯罪比较研究

洗钱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复杂的高智商犯罪。而深入系统地研究、借鉴国际社会反洗钱犯罪立法的经验,进一步规范我国刑法洗钱罪的罪名体系;适当扩大洗钱罪的范围,将清洗贪污贿赂的行为纳入其中;增加规定"混合没收"的没收方式,完善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和国际合作,建立国际司法协助,将有利于遏制洗钱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