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风格論

刘勰的风格论,是曹丕、陆机的风格论的发展。曹丕在《典论·论文》里说: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电。……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     

关于《典论·论文》对创作主体价值的探析

曹丕《典论·论文》论述的文学理论问题,学者们已有深入的研究,论者们或专注于“文气说”,或侧重于“文体论”,或认为它由文体论、作家论、文章功用论和批评论构成。本文则认为曹丕从剖析“文人相轻”之因入手,独具慧眼地研析了创作主体之才、气以及个体生命价值实现的问题,从而构成了堪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首篇作家专论,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自觉之先河     

文学自觉时代的第一声号角──《典论·论文》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学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价值观，“文气”说的创作论，“文非一体”的文体论，并针对“文人相轻”提出“审已度人”的文艺批评的态度。从而确定了曹丕在文论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典论·论文》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曹魏西晋诗歌的审美自觉——从"丽"到"绮靡"

曹丕的"诗赋欲丽"说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摆脱了儒家诗教的束缚,是曹魏、西晋诗歌审美自觉的两个里程碑。曹丕所论"丽"是指诗歌的文辞华丽之形式美,反映了审美自觉开端阶段的认识,但在中国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陆机所论"绮靡"也指诗歌形式美,包括辞采华丽和音韵和谐两个方面,并且还初步涉及了形式美的原因,反映了审美自觉发展阶段的认识。从"丽"到"绮靡"的审美认识预言了魏晋南北朝重形式美的发展趋向,引领了魏晋南北朝重形式美的文学风尚。     

试从《典论·论文》看文学的政治功用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的观点,谈到文章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有着一定的政治功用。本文拟从三个角度出发分析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的提到的文学的政治教化的价值,这三个角度分别为文体的角度、内容的角度以及创作者的角度。     

试从《典论·论文》看文学的政治功用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笋观点,谈到文章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有着一定的政治功用。本文拟从三个角度出发分析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的提到的文学的政治教化的价值,这三个角度分别为文体的角度、内容的角度以及创作者的角度。     

诗家之总汇,诗道之筌蹄——司空图《诗品》风格论浅识

在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中,提出风格问题并把其加以分类的恐怕肇自曹丕。曹丕的《典论·论文》,根据作家才性的不同,分别论述了建安七子不同的风格特征;同时,把文章分为四科八体,各以一字概括其风格要求,开了作家风格论和文体风格论的先声。其后,陆机的《文赋》,又沿着《典论·论文》的两个方向,论述了作家风格和文体风格。而其文本风格的分类和论述,比曹丕具体多了。到了刘勰,他的《文心雕龙》,     

文体与风格

文体之“体”,首先是指体裁,这一概念,可能在东汉时代就已开始了。蔡邕《独断》说:“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而隶书以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者也。”这里的“文体”就是指的文章的体裁。这种文体有形可见,是比较具体的。 到了曹丕时代,文体的概念就扩大了。《典论论文》说:“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里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应当指的是体裁,因为下文说:“王粲长于辞赋,……然于他文,未能称是。(陈)琳(阮)踽之章表书记,今之雋也。”     

论"徐庾体"的新变

梁陈时期,骈文发展呈现鼎盛局面,出现了被尊称为骈文典范的"徐庾体"。"徐庾体"之所以能成为骈文史上的高标,主要在于创作上的求新求变,这种新变表现在其形式上达到了骈文文体对于对仗、辞藻、用典、声律等各种形式之美的最高要求,同时亦兼顾了文本内容的表达,开创了文质并重的骈文风格。而"徐庾体"新变的原因,与文体交叉渗透与"小学"的发展、文坛"新变"之风的倡导以及南北文风的融合等因素密切相关。"徐庾体"的新变,对于骈文文风的改革有承前启后之功,在中国古代骈文发展史上影响深远。     

"论"体文与中国思想的阐述形式

"论"是一种独特的说理议论文体,它关注抽象义理,与阐发经典大义的"传"与"记"较为接近,但主题更集中,其超越性的品格与务实和功利的"策"不同,在形式上,吸收了"辩"的因素,以形成辨证群言的反思性格局。"论"在八代最为繁荣,与当时注重反思的思想环境、佛教流行等因素密切相关。"论"在中唐发生重大转型,偏重实用性与修辞性,成为科举的重要文体。"论"体文的演变,对于反思中国思想阐述形式的变化,有积极启发意义。     

论曹丕的个体意识与《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是魏晋时代个体意识自觉和文学自觉的产物。曹丕的个体意识贯穿在《典论·论文》文章整体之中。《典论·论文》中的文章价值论、“文气”论,以及“诗赋欲丽”的观点都与曹丕的个体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曹丕个体意识的自觉是其文学自觉的根源。     

曹溶词学观及其与浙西词派的关系新探

通过词体观、新变观与南北宋之宗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曹溶、顾贞观与朱彝尊的词论,在强调词体的抒情特性方面三人观点较为一致。三人最大的分歧在于曹溶、顾贞观提倡性灵,而朱彝尊独尊南宋姜张的醇雅风格：曹浴、顾贞观学词偏向北宋,朱彝尊主张学南未。三人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不一致,朱彝尊词学观前后变化较大,受曹溶影响仅在其词学的前期,曹溶词学对浙西词派理论没有直接的影响。     

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

本文着重从汉魏丧葬礼仪制度的视角,研判所谓＂曹操墓＂的墓主身份及其相关问题。主要结论是：1.按照汉魏君主的丧葬礼制,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是谥号加身份,绝不会再加上国号;2.君主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来源于孔子创立的正统儒家理念,并由孔子亲手在儒家经典《春秋》中树立起权威性样式,目的是凸显天子高于诸侯国君的独一无二至尊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功用;3.曹操生前已充分享有天子特权,并在安排自己陵园中公然以天子自居,所以曹操封号＂魏王＂的＂王＂,完全不能理解为普通诸侯王公的＂王＂,而是周朝天子称谓＂周王＂的＂王＂,是与皇帝并称＂帝王＂的＂王＂,也就是天子;4.在其权位继承人曹丕和丧事主要经办大臣司马孚等的一致支持下,曹操丧葬必定会以天子等级办理。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格式,应当是＂武王＂,而绝非加国号＂魏＂字的＂魏武王＂;5＂.魏武王＂称谓的出现,非但不是认定墓主为曹操的关键性物证,反倒成为证明墓主绝不可能是曹操的关键性物证;6.仅仅因为随葬品有＂魏武王＂的称谓,就将墓主认定为曹操,是在不了解当时丧葬礼制和政治现实的情况下,做出的根本性误判;7.陵园中两座墓葬的相对位置,也是以上误判的有力佐证。     

《典论·论文》三辨——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章写作观

《典论·论文》里提到的“四科八体”,其中的奏、议、书、论、铭、诔这六种属于应用文体。仅从这一点来看,说它是“文学专论”就不符合原著的内容实际了。曹丕《典论·论文》并非是“文学专论”,而是既包括文学创作又包括应用写作的中国古代文论。其中,“经国之大业”说、“文本同而末异”说、“文以气为主”说等三个重要观点,也同样是适用于应用写作的理论总结。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而深入地研读《典论‘论文》的原薯．我们便会发现,所谓《典论·论文》是“文学专论”云云,往往都带有以偏概全的毛病。     

论钟嵘对刘桢的评价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钟嵘的《诗品》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刘桢被列在上品,而且排在王粲之前。这一评价大异于前后的曹丕、曹植、沈约、刘勰、萧纲等人,显示出极其个人化的评价。就钟嵘而言,如此看重刘桢,与他对《国风》一脉的尊崇,对五言诗的重视,对风骨、气等关学风格的偏向有关。因为刘桢源于《国风》,五言诗写得尤好,且诗歌慷慨多气。不过钟嵘将刘桢排在建安之首的看法并没有被后来的文学史所采纳。这主要是因为风骨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标举的风格,后来人并不以之为诗歌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再者,将刘桢视作建安之首,只是钟嵘一家之言。由于刘勰在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视王粲为七子之首,更决定了文学史的看法。     

论建安七子后期文学创作的幕僚侍从色彩

建安七子生活后期或成为汉廷的忠实幕僚(孔融),或成为曹府的幕宾侍从(孔融之外的六人),生活处境相似,思想相通,创作风格也更加接近,形成相对鲜明的群体风格特色。主要表现为创作中的“幕僚侍从特色”,如奉命之作,幕僚色彩;谀媚之辞,侍从色彩;思想压抑,情绪烦闷;同题共咏,为文造情等。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学主张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它注意到了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指出了不同体裁文章的特点,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态度,肯定了文学的价值,从而推动了魏晋以后文学的发展。     

钟嵘《诗品》体论探析

“体”是《诗品》中的一个核心范畴，以体论诗是钟嵘诗歌批评的重要特点。它集中反映了文体论是六朝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一个热点。钟嵘的体论表现出鲜明的独特性：就对象而言，他只论诗体且是五言诗体；从内容上看，他主要从明确体制规范和辨析体貌特点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从行文逻辑来说，《诗品》序文重在明体制，正文重在辨体貌。剖析钟嵘的体论，既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诗品》一书的理论体系，又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六朝文体论的实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