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传统理学的反思

曾国藩对传统理学的反思有如下特色：一、注重功利实效。传统理学家只注重道德践履，不注意事功，反对以功利思想看待理学，而曾国藩却注重功利实效。二、融合百家。曾突破义理独尊地位，融合诸子百家之学问。三、嫁接西学。曾对西学的认识从根本上没有超出中体西用之原则，但他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认为学习西万应坚持不懈，不能急功近利；认为学习西方，应该从根本的科学学起。     

曾国藩与吴廷栋关系考略

曾国藩与吴廷栋共历嘉道咸同四朝,同为晚清理学的中坚、桐城后学的砥柱。道光年间,他们同师唐鉴,求道问学,相交为友;咸丰时期,声气互通,镇压义军;同治时期,同居高位,规切友朋,成为"同治中兴"的贤辅名臣。他们由医而识,由学而知,在复杂混乱的晚清政治生态中,相互攀援,最终缔结为不二的利益共同体,带来了"理学中兴",改变了晚清儒学原有的格局与谱系。考察曾国藩与吴廷栋的三十二年交往史,有助于观照晚清学术与政治彼此纠葛的诸多面相。     

曾国藩的修心工夫

心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对心的省察涵养是理学工夫论的核心.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的中坚人物,习理学首重修心.为求己心存而不放、定而勿动、安泰戒馁、守一无贰,曾国藩运用了居敬、主静、慎独、思诚四项功夫.     

曾国藩兴桐城与倡洋务之间的联系

曾国藩借桐城文章倡导洋务 ,不仅能最恰当地宣扬其“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 ,亦能减少来自顽固派的攻击 ,同时可以极大地调动起对“文统”、“道统”恋恋不舍的传统知识分子学习洋务的积极性。其围绕洋务运动的需要对桐城文理论进行的一系列改造 ,不仅从文统、道统两个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 ,而且力图改变桐城文风以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     

制造出的桐城古文家——从曾国藩等人对嘉兴二钱的建构谈起

嘉兴钱仪吉、钱泰吉昆仲是乾嘉后重要的学者、古文家,一直以来亦被视为桐城派在浙江的代表。然而通过梳理文献,会发现他们的桐城派身份是被宗稷辰、曾国藩、刘声木等人逐渐建构起来的。其中曾国藩的作用尤为关键,由于曾氏在晚清政坛与文坛都占据重要地位,他将二钱纳入桐城派的言论便被后世桐城派古文家与古文研究者视为的论,层层相因而不加怀疑。事实上,二钱在古文研习方式与具体的古文创作趣味方面都与桐城派大相径庭,而与吴派汉学家的古文旨趣更为接近。     

汉宋兼容与曾国藩的古文理论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提倡汉学与宋学兼容互补的代表人物,其古文理论体系的建构以桐城派的传统文论为基础,以宋学讲求的义理为中心,注重经济,兼采汉学,主张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认为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具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特点。     

论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

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伴随着他军事上的成功,在清中叶汉宋之争中一度陷于颓势的宋学在晚清再度复兴。这与他在吏治腐败、帝国危机的背景下积极倡导宋学,以图改良风俗、挽回道德人心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在宗宋儒的同时,又大力主张汉宋调和,从而使汉宋学术长期对立的局面得以终结,促进汉宋调和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流。他以礼学会通汉宋,既坚守宋学的立身之道,又以礼学的经世精神吸纳新知,为礼制改革以及西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曾国藩的学术努力,改变了既有的学术版图,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学流派与学术变迁 --论桐城派与清代理学的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在成同年间的中兴,相当程度上就得益于理学的复兴.晚清桐城派不仅在经世致用与道德重建上赋予理学以新的时代特色,还倡导学术兼收,使理学也使自身获得了活力.但在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趋势,使依附于理学的桐城派最终无所凭藉而走向尽头.     

信仰、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的关系

通过对信仰、个人信仰和社会信仰之间的关系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的分析,文章得到一个基本结论:信仰包括个人信仰和社会信仰,尽管个人信仰具有自身独特的个人的信仰体验,但是,从根本上看,个人信仰是在一定社会信仰基础上的个人信仰。信仰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信仰问题。     

从理学的孕生过程看“宋调”的确立

理学正式确立于北宋中叶 ,但发轫于唐代中期的新儒学运动乃至北宋前期的崇儒思潮可以视为理学的思想先驱。从韩愈、李翱、胡瑗、孙复、石介到范仲淹特别是欧阳修 ,都对理学家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诗歌领域 ,欧阳修更是通过学韩进而对“宋调”加以全面的奠建。因此 ,理清了自韩愈至欧阳修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也就展示出了理学的渊源所自以及宋诗独特风貌形成的思想根源乃至两者之间微妙的同步进程。     

曾国藩的“理治”思想探论

曾国藩作为晚清名臣和理学中兴的代表人物,其理治思想是在继承和发扬程朱＂理学治国＂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德治、礼治和法治的合理因素,结合晚清经世致用思想而形成的,是对中国传统治国方略的总结。其主要内容包括理学执政、理学治军、理学持家三个方面,体现出保守性、中庸性和集成性三个显著特点。为实现理学治国的梦想和挽救清王朝的覆亡,曾国藩进行了一生的实践和努力。但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这种理想最终走向了破灭。曾国藩理治思想的合理内核也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从一道奏折看曾国藩的育人之道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生于1811年,卒于1872年。曾国藩六岁读书,二十八岁中进士。初授翰林院检讨,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升礼部右侍郎、署理兵部左侍郎。成丰帝即位后,他又先后兼任过兵、工、刑、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其生前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     

从东平学风的转向看元代理学的官学化

金元易代之际,山东东平继承了金代学术风尚,成为北方的重要学术中心.元统一中国后,随着南宋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东平学风发生了向理学的转向.造成这一转向的时代动力是儒学在元初丧失文化核心地位而引发的生存危机.以延重开科举为标志,在尚文章的文士和重德行的理学家共同推动下,理学在元代完成了官学化的过程.     

理学渊薮的形成:宋代江西理学的昌明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宋一代,以学派林立、学术多元、思想自由、成果丰硕而堪称造极。便利的交通条件,深厚的文化底蕴,浓郁的学习风气,使宋代江西成为天下学者交流思想、切磋学术、聚徒讲学的理想场所。前有欧阳修、李觏与三先生共启理学先声,继有周敦颐莅赣为理学开山奠基,至朱熹、陆九渊等一代理学宗师崛起,理学终于在江西系统集成、发扬光大。江西也因理学家活动时间早、学派多、人数众、地位高、贡献大、影响远而成为宋代理学渊薮。     

从墓志看宋代女性的佛教信仰

宋代女性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佛教教义,种种原因又促使大量女性最终皈依佛教。不过,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生活时期的宋代女性,她们的佛教信仰状况存在着差异。同时,作为家庭、社会的重要成员,宋代女性的佛教信仰行为又不可避免地对其家庭、对社会产生不同层面的影响。此外,与以往时期信佛女性相比,宋代信佛女性既与她们有相似之处,也具有这个时期自身的特色。     

关帝信仰的理学文化蕴涵——兼谈闽南泉州关岳庙对“正气”的崇拜传统

关帝信仰之源流与宋明理学(新儒学)的发生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宋明理学“接伊洛之渊源”,使儒学贯通天人而哲理化,其因应对佛道而崛起,又因兼融佛道而兴盛.因此,南宋以降,佛道释三教历经碰撞交融之演变,可以在关帝信仰中找到印证.家喻户晓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对关帝信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罗贯中没有继承司马迁为农民起义领袖陈涉立世家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尊蜀汉为正宗的传统,对后世评判政权兴替的伦理标准产生重大影响.同时,罗贯中宣扬理学家臧否人物的伦理标准,使“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深入人心.用以教化信众之关帝《经书》揉合佛道,阐发《四书》义理,对于世俗社会生活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通过对泉州朱熹匾与岳飞砚的考察,阐释闽南泉州关岳崇拜“正气”千年薪传的理学文化意蕴.     

从中国古代农书看农事信仰

农业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中国是一个有着上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家,中国古代农书中记载着诸多农事信仰活动。农事信仰的背后始终贯穿着先民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理解。从祈农到种植宜忌等可以窥见先民在农事活动中驱疫避邪、祈丰纳吉心理。     

从福建方志和笔记看民间信仰

本文从福建方志和笔记举例取证,论述福建民间信仰涉及的“寺观”和“祠庙”的分类、民间信仰同宗教的主要区别、“祀神的混乱”与“神道设教”的拟人化和随意性、世俗化倾向和制度化倾向的互动、基于制度化立场的批评指摘与民间信仰的两种因素、“载在祀典”与“不在祀典”、“崇德报功”与民间信仰的双翼结构诸问题。     

从海神信仰看中国古代的海洋观念

海神信仰实际是涉海民众海洋观念的外化表现,通过分侧面地多角度地考察中国古代主要海神信仰从人面鸟身的早期海神到四海海神、海龙王、妈祖、地方海神和专业海神的的历史传承与流变,并通过分析海神传说及相关民俗事项,可以透视出中国古代海洋观念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即源远流长的“四海”水体观念,“鱼盐商利”的海洋价值观念,敬畏与驾驭交织的海洋本体观念。总体上看,由海神信仰所折射出的中国古代的海洋观念在现实和虚幻两条轨道上前行,并且随着涉海生活的深入在历史时期内越来越趋向现实,人海关系中人的力量不断增加。所以,那种认为中国古人将大海视为恐怖之地并对之深怀恐惧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庙、信仰与社区——从城隍信仰看近代上海城隍庙社区

从晚清到民国,源于传统的上海城隍信仰,经历了“亦官亦民”到“日益大众化”、“信仰一元”到“信仰商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信仰文化与商业文化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中的博弈与重构。这些在信仰、仪式等方面表现出的多元因素归结到同一象征点——城隍庙,便会呈现一种空间性的整合,使城隍庙社区成为具有传统气质的以信仰为内核、集文化、商业、娱乐为一体的公共活动空间。这可以看作城隍信仰与近代化过程中的城隍庙社区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