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东”道“西”话“南”“北”

我常常想,“东”（柬）这个字,为什么是“日”在“木”中呢,“日”在“木”上为“东”,即“杲”字,“日”在“木”下为“两”,即“杳”字,不是更好吗,好记又容易理解。偏偏造个“柬”字是“日”在树林（木）中,多不显眼呀。     

“べきだ”“ほずだ”“ゎけだ”用法探析

日语中的“べきだ”“ほずだ”“ゎけだ”有时都可译成汉语的“应该”、“应当”、“理应”等旭在日语表达中三者并不相同。以“べきだ”“ほずだ”“ゎけだ”各自的使用特征及它们的使用区别为中心，结合汉语的“应该”、“应当”等进行对比性的探讨。     

张载的“一”“两”说与“仇”“和”论

张载是北宋“气”学的代表人物。张载为规定和诠释“气”范畴,运用了“太和”“太虚”“太极”“神”“化”“道”“易”诸范畴,张载对这些范畴的理解和说明,又离不开对“一”“两”范畴的理解和应用。通过对张载哲学中的“一”“两”范畴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与辨析,可以真实地论定张载哲学的基本架构与理论价值。     

“启示”、“启事”和“公告”辨

“启事”和“公告”在使用上常会用错,情况有二：一是将“启事”误写为“启示”;二是将“启事”,“公告”混同。其实,“启示”并不等于“启事”;“公告”也并非公开告知之意,启事的内容切不可冠以“公告”之名。     

“拭”“揩”“抹”“擦”“搌”的历史演变与方言分布

“拭”“揩”“抹”“擦”“搌”是一组表“擦拭”的同义词,它们历史层次不同,意义范畴也有所不同.自先秦到明代,书面文献中一直以“拭”为主,清代开始萎缩,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拭”则只保留在古语或个别成语中(“拭目以待”).而“揩”自魏晋以来,一直在缓慢发展,但从没占居主导地位.“抹”“擦”作为后起之秀,明代以来就非常活跃,至今天二者平分秋色.“搌”作为方言词没有多大变化,始终居于次要地位,文献用例甚少.     

谈“そうだ”“ようだ”“らしい”的区别

“そうだ”主要表示说话者根据眼前的具体情况 ,也就是对事物外观的观察作出的主观推断。“ようだ”表示说话者在没有足够的客观根据的情况下 ,作出的主观推测。“らしい”表示说话者在有一定客观事实根据的基础上作出的极其客观的推测     

试论“母子”、“子母”及“子母～”

在古代汉语中，“母子”与“子母”是一对同素异序词，在表示“母亲和儿子的合称”这一意义，二者存在着同义关系。而当“子母”作语素时，又形成“子母～”的格式，“子母”是以比喻的方式反映客观对象，是喻指的，后一个“～”是直接反映所指的客观对象，是直指的。     

石门方言中的“把”、“给”、“让”

从共时角度出发 ,通过与普通话进行比较 ,描写石门话中“把”、“给”、“让”的意义和用法 ,重点突出其与普通话的不同之处     

审美观照之“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中国“出入”说、“虚静、物化”说与西方“移情”、“距离”说之比较

东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相同的共性,但其文化的差异,使得它们在具有共同规律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文章试图将中国传统的“虚静、物化”、“出入”说理论与西方具有可比性的“移情”、“距离”说进行比较分析。“出入”说虽然由来已久,但真正从审美观照角度来谈“出入”法的是王国维,而“虚静、物化”理论则从老庄就开始了。西方的“移情”、“距离”说是近代西方美学具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它们产生的时间和观念虽与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有着不谋而合的某种契合,但与中国的美学观念还是有本质的差异的。文章以中国的“出入说”、“虚静、物化”理论为主轴,以“移情”、“距离”做比照,分析其同异。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关于“目”、“眼”、“眼睛”相关问题的商榷

关于“眼”、“眼睛”表示眼睛义位的始见年代、“眼”与“目”不复区别始于何时、“眼”取代“目”始于何时,学者们见仁见智,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眼”表示眼睛义位的始见年代应为战国时期,“眼睛”表示眼睛义位首见于汉代,“眼”与“目”的分别不复存在的时间应当推迟至宋元以后,“眼”在口语中取代“目”应当始于隋唐。     

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     

“翘足而待”“翘首以待”源流考

汉代出现的“翘足而待”逐渐被宋代出现的“翘首以待”取代。通过分析“翘足而待”和“翘首以待”的义项,补充了大型辞书事宜的缺失,梳理了二者词义的演变情况,并且分析得出“翘首以待”最终取代“翘足而待”是由于表义形象、清晰及文化心理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画龙点睛”说“隐”“秀”

文章中的点睛之笔是把握文章主旨的钥匙。点睛之笔在表达上灵活多样 ,可长可短、可叙可议……最好的方法是“隐”“秀”式。“隐也者 ,文外之重旨者也 ;秀也者 ,篇中之独拔者也。”(《文心雕龙》)“隐”“秀”式点睛之笔是作者情思与文辞精巧结合而成 ,关键是“自然”二字     

儿童读经之“经”与“读”的审视

近年来儿童“读经”现象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论，儿童“读经”的本质是一场经典文化的教育活动。在“经”的选择上，要关注文学的经典，在内容上要体现广博性、科学性和递进性；在“读”的问题上，不仅要关注儿童的兴趣，而且要处理好“阅”与“读”、“读”与“解”的关系。     

克服“假”“大”“空” 做好思想政治教育

本文对“假”、“大”、“空”进行了批判。认为可以从教育活动、手段、方法、思想、理论、目标等方面克服“假”、“大”、“空”,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并为此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     

“磴”“硖”“孽”三字小考

1993年，华山管理局决定给华山的主要景点立碑介绍。碑文草就后，约我们前去华山下与碑文作者们一起讨论定稿。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通常写作“千尺tong”、“百尺峡”、“（木臬）（木臬）椽”中的“tong”、“峡”、“（木臬）”三字有问题。     

“花儿”研究与“花儿学”

“花儿学”著作出现之后 ,“花儿”研究走进了低谷。对“花儿学”的新理解———从“花儿”研究的其他领域 ,可能会使“花儿”研究范围得以开拓 ,但实践此研究方法的条件难以轻易完备。因此 ,对“花儿”研究的预测是 :过去的热闹局面不可能重现 ,但随着上述理论、方法的宣传和实践 ,有较高学术质量成果的出现是可以期待的。     

“真”、“善”、“美”的哲学意蕴——以马克思哲学为视角

到底什么是真、善、美？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项基本课题,就是对“真”、“善”、“美”的诠释,揭示它们的理论意蕴和现实指向。马克思在对基督教思想、唯心主义、传统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就“真”而言,实践是真理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是人们在实践中所形成的认识内容;就“善”而言,“善”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一种意识形态,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善”的内涵各不相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善”指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美”来说,实践是“美”的源泉,只有劳动之“美”才是真正的“美”。     

浅谈鲁迅的“直译”与“硬译”

翻译家鲁迅以笔代戈,穷其半生从事翻译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坚持“宁信而不顺”的“直译”与“硬译”,批判削鼻剜眼,强调翻译要有“异国情调”.针对“直译”与“硬译”的异议,从翻译之区分题材、预期读者及翻译目的三个方面为之辩护.作为时代翻译家的救亡图存的最强音,鲁迅坚持“直译”与“硬译”,以达“益智移情”之效,是“窃”外国之火,照明中国的黑夜,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