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隐后重现现代——儒家政治思想现代转化的反思

为了使传统儒学思想中内在超越的积极内涵能够重新回到中国人的现代生活中,应当通过继承和创新,重建民族性与时代性。通过研究和反思现代新儒家转化"内圣外王"的思想过程,认为儒学思想在现代转化中的缺陷是对现代性的揭示不完整,将现代性不完整地认定为民主科学,并且也没有意识到西方社会现代性产生的特殊性,进而认为儒学思想重返现代的基本条件是必须解决西方式现代化消解一切内在超越而发展的困境。     

何为“内圣外王”？

所谓"内圣外王",并不是孔子、孟子乃至荀子曾说过的、传统的因而是经典的儒学话语,而是一个引起长期争论并言人人殊的问题.它是现代新儒学中的核心概念,表现着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认同.所谓"内圣外王"是一个什么问题?可以说这有点类似德尔斐神庙上的命题--"认识你自己"的一种体味与思索."内圣外王"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内圣外王"在中国的"文化追求"、"文化理想"中,成为"人"对"此在"的一种"终极关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圆圈".现代新儒家的认同正是在这样一种基础上作出的.     

“ 内圣外王”思想及其时代价值新探

"内圣外王"思想是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活的灵魂."内圣"可比拟一个民族之精神、灵魂气质或整个国民之思想道德修养境界、文化精神素质;"外王"可谓表现于外之社会风气、社会国民士气及其开拓之国富民强、综合国力之景象.内圣化对于现代组织而言可谓一种深厚的组织内凝力、高度的自觉融合境界;组织的内质对应的外观将是一个有至高信誉、良好形象、创造惊人效益的强大实体.     

从“儒学热”看儒学的现代转化之路

文章通过对"儒学热"的反思和批判,指出儒学在实现现代转化的道路上应该注意以下五点:第一,既要立足于现实需要发展自身又要避免媚俗,尤其要避免以功利目的为导向;第二,既要面向大众普及儒学,又要进行扎实的学术研究,走世俗化与学术化并行的道路;第三,既要借用政治支持发展自身又要有自知之明,与政治保持适当的疏离;第四,儒学要增强自我批判意识,不断进行融合创新。第五,儒学传播者和研究者要增强道德修养,以避免因个人品行问题使儒学蒙羞。     

“内圣外王之道”的衍化

先秦道、儒学术,其宗旨俱在讲明“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之道”主要针对最高统治者立论,其基本义为由圣而王,即统治者以德性修养为出发点,凭借自身“圣”之德力悦服、取信于人,进而“王”天下。究其历史文化渊源,实本原于上古“竞于道德”之原始民主政治。以其陈义高远、缺乏现实可行性,儒家诸子于讲习之余乃以斯道自任,认其为自身之人格理想与人生价值目标,其“外王”内涵亦发生重大变化。秦汉以降,大一统专制治下,“内圣外王”之人生价值渐趋于重内轻外,并最终倾斜于外,其涵义亦世俗化、庸俗化,流失原始儒家的崇高性。宋元以来,《大学》成为科考教材,借助科考的影响力,经由举子童蒙的诵习,“内圣外王之道”为一般社会民众所熟知、认同,进而泛化为社会各职事阶层普遍之人生理想。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扬弃

李大钊早年推崇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希望以儒家的理想人格和良好的国民道德修养改造社会,达到国家强大的目的。新文化运动后,李大钊扬弃了“圣王”思想的奴性消极面,把其积极面和西方民主思想融合,构成了他的新“外王”思想。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同等重要,把传统“圣王”思想改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理想人格。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扬弃

李大钊早年推崇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希望以儒家的理想人格和良好的国民道德修养改造社会,达到国家强大的目的。新文化运动后,李大钊扬弃了“圣王”思想的奴性消极面,把其积极面和西方民主思想融合,构成了他的新“外王”思想。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同等重要,把传统“圣王”思想改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理想人格。     

略论儒家“内圣外王”境界

“内圣外王”是“德性”文化的体现，是追求“天人合一”的心灵境界。儒家“内圣外王”是从“天人合一”内化为“天人舍德”始，中经人的心性修养外化出王者天下，即“内圣外王”的自满自足，最后再返归到天人合一的理想。本文旨在探索儒家核心命题“内圣外王”的真谛，以求教方家。     

“内圣外王”之探求与分析

人们喜欢用"内圣外王"来表达儒家的理想人格,概括儒家的人生哲学."内圣外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具有人格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理想的含义,所体现的是既内在而又超越之旨.应予以批判与继承,至今它对"安身立命"具有一定的意义.     

古“道”新命:“内圣外王”的现代创造观

“内圣外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典型特征之一,有其历史的传承性.因此,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语境下,从“内圣外王”理想人格中挖掘出现时代所需要的“创造”潜质,也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与逻辑的体现.创造诠释说与创造教育说为其转化出“创造”性人格,提供了理论依据.由“德”化“新”立“创”,善养创造思维多元要素,化育人生最高义,揭示出“内圣外王”理想人格化为现实“创造”人格的路径选择.     

中国经济内外协调运行的政策选择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市场运行机制的逐步完善,使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加深。与之相适应,中国经济能否协调运行,也必须在经济对外开放的框架内才能找到答案。但是,经济的内外协调运行是一个涉及到变量较多且较为复杂的问题,有鉴于此,该文以中国经济内外运行的结果为出发点,从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角度,对所有涉及到的变量进行了收集、归纳和抽象,在对外贸易政策、国际收支政策、引进外资和资本输出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实现中国经济内外协调运行的一些思路和建议。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因素分析

与金融领域的其他改革相比,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显得有些滞后,此间严峻的不良贷款问题明显成为其改革进程的巨大障碍。十几年来,各方为扫清这一障碍采取了诸多措施,但效果并不显著。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须做通盘考虑,既要有全方位的宏观视角,又要有行之有效的微观思路,综合分析解决这一问题的内外因素,才能有效克服此障碍。     

高校内部审计成果转化初探--以经济责任审计为例

高校内部审计成果的转化就是审计结果的运用.是指高校内部审计人员审查和评价高校经济活动而出具的审计报告和意见得以贯彻执行取得效益的过程.文章以经济责任审计为例分析了高校内部审计成果转化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同时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     

内道外佛：许地山的文学世界

许地山的文学世界诸教杂糅，佛教色彩最为明显，这只是表面。道家思想才是许地山作品的内核，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昭示着道家的理想人格模式和道家的人生哲学模式。     

文化复兴的困局与出路——从“内圣开新”到“公共儒学”

为了破解近代以降中华民族面对的文化困局，国人提出了不少解决方案，而内圣开新是主流思路，并成为现代古典学的主流范式。最近，学者邓曦泽对内圣开新思路进行了严格、尖锐的批评，并提出了超越性方案——公共儒学。公共儒学运用“问题＋方法＋效用”的基本方法论，从公共交往角度论证了历史文化的价值，即以儒学为主的历史文化之重要价值乃是作为古今一贯的思想共源与公共交往平台，促进公共交往，以之为基础，可以得出文化复兴的操作性方案，因此，它是有效的。     

内圣外王之道与儒家文论话语构建的原初向度

内圣外王之道是对儒家理想的表达,其旨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以六艺为养”的儒家从内圣工夫看待“诗”、“礼”、“乐”、“言”,不仅从创作方面为文艺树立了高远的理想,更赋予文艺一种切关存在意义的根源性。从外王事功视野看待“诗”、“礼”、“乐”、“言”,则文艺被纳入制度文化论域当中,对其功能价值的判定也就自然以制度文化建设为准绳,其最终指向便是通过文艺整顿人心、和合天下,造就上下有序、协调和睦的理想社会秩序。不过,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存在论断裂也造成儒家文论的结构性冲突。     

马克思“现实的个人”范畴及其意蕴的深层变革

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范畴的揭示,经历了从黑格尔主义的抽象的人转向费尔巴哈形式现实但内容抽象的人,进而转变为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人,再发展到阶级逻辑中的具体的人,最终成为摆脱一切“非人”的束缚而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现实化、历史化历程。这一揭示历程也是马克思不断超越自我,实现其思维方式和哲学世界观变革的过程：从实体思维方式向实践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转变;从对人本质的抽象理解向实现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转变。     

谈韩非对儒家学说的吸收与改造

: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但他的思想与儒家学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对儒家学说进行猛烈批判的同时 ,也以如下两种方式对其进行了吸收与改造 :一是借儒者之口阐明自己的观点 ,如轻罪重罚 ,“平法”、“持势”等 ;二是借儒家概念阐明自己的观点 ,对“仁”、“义”、“礼”等或直接继承与延伸 ,或对其本义进行改造 ,赋予其新的含义。这都是为了提高自己学说的影响力 ,为树立自己学说的独尊性与权威性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