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史的"万邦时代"--兼论先秦时期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渊源与地理格局

“万邦”一词 ,不仅是先秦时期的学者们论述国家演变的通行观念 ,也是那个时期国家与民族分布格局的真实状况。“万邦”时代的邦国既包括中原地区先进的华夏民族国家集团 ,也涵盖了边远地区“四夷”族的众多小邦国及部落联盟。从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出发 ,确定“万邦”时代的地位与价值 ,对于先秦时期政治地理与民族地理的研究 ,对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民族与文化构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以及探索历史时期中国国家与民族发展规律 ,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当前理论界有人认为是“消灭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个提法是否科学呢?我认为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实质即是事物的本质,属于规律性的东西。所谓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应该是指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而“消灭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提法,不具备这种属性。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说明:     

论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国内民族问题的认识与实践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各民族间的关系历来就是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辛亥革命时期也不例外,在此期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领导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反清”武装革命,努力创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在他们的革命意识中,争取民族解放是这场革命的重要目的。因此,正确把握这一时期国内民族问题的趋向,是关系这场革命的性质和影响这场革命能否推翻清政权,实现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理想的不可忽视     

“传统”的发明：建国“十七年”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十七年（1949-1966,简称建国“十七年”）是一个新生的现代民族国家力求在国际社会上赢得认同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国家机构主动对外翻译中国文学的开创时期.由作为国家对外宣传机构的外文出版社组织翻译了一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意图藉此对外再现作为新中国之遗产的古典文学形象,为新生的民族国家提供历史合法性.翻译古典文学作品由此成为重构或者“发明”新中国“传统”的手段.     

制度创新与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正处于由前现代化阶段向现代化阶段转变时期 ,这是介于“传统社会”和“起飞”阶段之中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制度创新是西部民族地区克服后发展负面效应的关键途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依靠国家政权体系的力量 ,实现制度创新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关于国家结构形式构想的历史演变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结构形式的构想,主要是基于实现国家统一和处理好国内民族问题这两个方面考虑的。从联邦制到单一制的演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内在的历史逻辑。从“二大”到土地革命时期,联邦制构想逐步丰富和发展,民族自决成为联邦制的核心内容,联邦制则是民族自决的必要依托。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认同得以明确,联邦制构想明显弱化,提出了少数民族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的主张。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在内蒙古的成功实践,中共逐步放弃了民族自决的主张,而强调民族自治权,最终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民主集中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     

两汉时期民族关系中的“质子”现象

两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和发展的时期,此时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政权的交往更为密切,民族关系纷繁复杂。边疆民族与内地政权间“入侍为质”和“纳质为臣”的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一、“质子”从两汉时期开始普遍存在于民族交往中,并作为维系宗属关系的工具之一;二、两汉时“质子”逐渐被纳入朝贡制度的一部分;三、两汉时期的“质子”现象大多出现在汉朝国力强盛时期。“纳质为臣”现象客观上加强了边疆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内地政权与边疆民族的经济,文化来往,巩固了封建王朝对边疆的统治。     

主权·统一·国族·集权·民主——论民族国家建构的五大构成要素

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民族国家建构包含五个方面不可或缺的要素：独立主权是前提要素、国家统一是核心要素、国族塑造是本质要素、中央集权政府是关键要素、民主取向是价值要素。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巩固,关键是在获得独立主权的前提下,寻求和处理好“人民-国家-民族-政府”四种要素之间的平衡。     

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濮、莱的关系及其流传

一世界上没有纯粹的种族,也没有纯粹的民族。这是民族发展的基本事实。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说道:“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这是正确的论断。     

民族自决框架下全民公决的条件限定

民族自决原则和国家领土完整原则是国际法确认的强制性规范。在殖民独立时期,两项原则和谐共存,但后冷战时期,两项原则矛盾突显。这源于对民族自决原则的界定不清,以及民族分离主义的干扰。分离权只有很少一部分能用民族自决来规范,现今国家国内民族的“独立”实际上都是分离。行使这种分离权需要依靠全民公决,公决本身也有严格的条件限定。我国少数民族或者边界地区绝无可能脱离我国的主权领土,因为我国并不存在关乎人权的不合理措施对待。     

“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实质”管见

对“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这个提法,在近几年来国内出版的科学社会主义教材和通俗读物中,基本上是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采用这个提法,这可称为“采用方式”;另一种是回避这个提法,这可称为“回避方式”。“采用方式”以及一些论及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实质的文章,对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的具体表述,大致有四种:第一,表述为“各民族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第二,表述为“消灭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还有其它一些与以上两种表述字句不全一样但意思相同的);第三,表述为“是劳     

从国民性到民族性:北伐后民族性概念的建构

北伐战争后,中华民国进入民族国家构建时期。这一背景下,社会语境发生较大变化,作为现代国家主体的国民开始让位于民族国家构建基础的民族。原本界限并不清晰的国民性概念与民族性概念逐渐发生分化,且民族性概念愈来愈成为描述中华民族、塑造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概念。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民族性概念继承了“天下”概念的主要内容,并成为民族本真性的重要载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古代“民族”一词钩沉

“民族”是影响我国民族研究的基础型概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词源。中国古代“民族”一词于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的叙述有差异性，历经诸多的语境嬗变。自先秦“民族”二字联结出现，至西晋形成“民族”的名词形式，再经唐宋“民族”记述和思想理念的进一步拓展，于明清时“民族”的使用指代已呈现出泛化。中国古代的“民族”一词体现出多元内涵，这些内涵根植于中华的文化传统理念，体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关系和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钩沉中国古代的“民族”一名也是对近代以来西方“民族”概念及其影响的回应，有助于新时代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下，从中国的话语空间辩证认识“民族”的历史价值意蕴。     

比较视野下的晚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叙事为视角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超越传统王朝断代史与族别史的写法,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维度论述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演变的“民族实体”属性。晚清时期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在近代民族主义席卷全球的潮流中,相较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中华民族内部多元民族以中华民族整体姿态走向共和,外附民族国家之表,内含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核。这得益于彼时建构的中华民族概念具有统摄国内各民族为统一的国民共同体的意涵。同时,也得益于晚清政府应对大变局的一系列政治变革,全面推进了中华民族内部多元民族治理的大一统。观念层面与实体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步推进,既避免了国家解体,也巩固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团结统一,实现了中华民族浴火重生。     

在积极应对全球化趋势过程中坚持我国文化建设的独立自主性

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和生存根基。失去了文化身份和特征的族群,仅仅是“人口”,根本谈不上是独立的民族。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趋势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亡。世界上每个民族都在努力维护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权力,发达国家及民族如此,发展中国家及民族更是如此,这是事关国家与民族利益的“软权力”之争。     

国家悖论与市民社会的构建

诺斯的“国家悖论”深刻地揭示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即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国家悖论”在中国转型时期也客观存在,如何破解“国家悖论”是非常重要的,对中国转型期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有现实意义。“国家悖论”的原因是国家也是个“经济人”,也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国家悖论”的实质是国家权力悖论,即国家的权力超出了它本来的界限。因此,应限制国家的权力构建强大的市民社会来解决这一悖论。     

周恩来民族理论初探

周恩来民族理论初探马晓丽一“民族团结”是周恩来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古代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既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共同努力，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但直到１９５７年，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与“东亚鲁迅”的精神关联--以杨逵与赖和为中心

“东亚鲁迅”（包括“东南亚鲁迅”）的核心是鲁迅所提出的“抗拒为奴”思想精髓。东亚和东南亚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有一个反抗异国殖民统治、摆脱被奴役状态、寻求民族解放的时代背景，所以他们是从“抗拒为奴”的基点上来接受鲁迅的。台湾同样有一段被殖民的历史，杨逵与赖和乃至大多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也最有可能在“抗拒为奴”的层面接受鲁迅，从而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印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抗拒为奴”的诉求绝大多数体现在“国家民族”的层面，更多地出于一种民族救亡的需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个人层面的“抗拒为奴”的忽略和遮蔽。     

魏晋流行风

魏晋“潮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的高潮时期,很多新鲜的东西得以流行,“潮人”辈出。     

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些问题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东汉以来,居住在漠北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断向内地迁移,和汉族交错杂居,民族关系日益复杂。西晋到隋统一,共三百多年历史。西晋于公元280年灭吴,统一全国,但至公元291年就发生“八王之乱”,实际统一只十一年,以后南北分裂。北方十六国一百三十五年,北魏一○四年,北齐二十七年,北周二十四年。在这将近三百年中,北方民族矛盾尖锐,战争频繁。这时期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历史是发展了还是例退了、漆黑一团?人们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我认为这时期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不断来往,而且还得到发展。北方各族人民在共同的阶级斗争推动下,坚持生产斗争,历史仍然向前发展,并非漆黑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