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奏与心源——韩诗大变唐诗的若干剖析

“韩诗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变化在作品风貌上的体现,或谓“奇险”,或谓“以文为诗”,或谓“善押强韵”,这些都从不同方面把握了韩诗的特点,并非不中肯綮,惟较多地偏重于艺术直感,单纯循此而进,容易把韩诗之变仅仅归结为形式技巧问题。一部有影响的中国诗史即谓:“从杜甫诗的内容上衍出来的是白居易一群,从杜甫诗的形式上衍出来的是韩愈一群。”而另一部文学史更说:韩愈一派的诗是“形式主义     

韩愈文学创作与中唐文化思想转型——以《秋怀诗十一首》为中心

韩愈《秋怀诗十一首》是他短篇诗歌的代表作品。不为人注意的是,这组作品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悲秋文学的革新之作。组诗从自然和人生两个主题,反思了宋玉以来的秋诗传统。自然方面,韩愈对时间和生命的关系提出了异于前人的认知,形成了一种基于生命意志的自然观。人生方面,韩愈从儒家思想中获得了自我认同,形成了一种追求内在道德修养的人生观。积极面对自然和人生之秋的价值体系,反映出从中唐开始,文学及社会文化转型的大趋势。而诗歌呈现出来"学人之诗"的独特审美意识,也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韩诗的文学史意义。     

既开风气又为师——韩愈与北宋诗

仅从唐代诗歌史的角度来看,韩愈似还称不上是最优秀的诗人,至少与李白、杜甫等诗坛巨星相比还有差距;但从对宋诗的影响而论,韩愈则是仅次于杜甫的二号盟主,而且杜诗的影响有不少还是通过韩诗的中转来实现的。清人叶燮谓:“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端,可谓极盛”,今人钱钟书先生谓:“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者矣.”,都看到了韩诗在北宋的巨大影响,惜未及展开。本文以此为基点,就北宋诗与韩愈的绍承关系胪述如次。 一 为了更好地理解韩愈对北宋诗的巨大影响,这里有必要先谈一谈韩诗本身。同一切艺术大师一样,韩诗的艺术风格是多种多样、不主一宗的,陈衍谓“元和以降,各人各具一种笔意,昌黎则兼有清妙、雄伟、磊珂三种笔     

论韩愈诗中太阳意象之运用

对于韩愈诗歌之风格,学者多有怪奇和平易两说,称怪奇者多从题材怪异的诗作入手来研究,称平易者,亦会引用清人赵翼的评价: "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而对于具体的意象或者意象群考察得很少,尤其是其中常用或典型者.由于作者艺术手法的运用,同一类型意象群在不同的作品中并不都代表同一种意义或表达相同的意境,日意象亦是如此,探究这类普通的但较容易为人忽视的意象群或亦能从不同角度理解韩诗的风格,观照诗人的内心世界.     

论王安石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创变

纵观王安石一生,其在诗歌创作领域对韩愈的态度经历由基本肯定到颇有微词、再到重新审视的曲折过程。王安石早期学韩古体,从字句、意象到"以文为诗"的章法,后又转入近体领域,将韩诗古体风貌融入律绝;中期则形成自己的风格体式,一度与韩诗相距较远;但在晚年又将学韩的注意力从韩诗古体转入韩诗近体,尤其是绝句,颇得自然活泼、清新流丽之趣,同时又对长篇古体进行创变,以律化加强古体韵律感。如果说韩愈的主体风格是在古体中得以实现的,那么王安石则将韩愈的风格特征推进到各种诗歌体式之中,融会贯通。     

韩愈《山石》诗系年一证

韩愈《山石》一诗的写作年代,诸家考证纷纭,迄无定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据方世举《韩昌黎诗集注》说,谓“本篇当作于贞元十七年(公元八○一年)七月,时作者在洛阳。”或谓作于客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中之时。王元启《读韩记疑》曰:“按此诗当是独游而作,公在徐,所视无一相从者……今此诗卒章又复云云(按:指“嗟哉吾党二三子,亦得至老不更归”之语),是以知其为在徐作也。”王鸣盛《批韩诗》则谓:“观诗中所写景物,当是南迁岭外时作,非北地之语,但不知是贬阳山抑潮洲,不能定也。”     

被埋没的光彩--从《三上宰相书》看韩愈人格的闪光点

后代论韩愈者 ,都将他的《三上宰相书》当作其人格中一道不光彩的阴影 ,贬之者抓住不放 ,尽情攻击 ;褒之者也不得不承认是美玉之瑕而为之汗颜不止。今细读《三上宰相书》原文 ,觉得问题远非那么简单。韩愈是一个旧时代的儒士 ,在他身上确有这样那样的缺陷 ,但笔者以为他在《三上宰相书》里表现出来的执着信念 ,强烈的参政意识和勇于自荐自举的胆略并不是他的缺点 ,而恰恰是他人格中的闪光点之— ,是我们当代人所应拾取的金子。     

韩愈诗歌的阳刚美观照

文章认为韩愈诗歌的阳刚美主要体现在“以丑为美”和“以文为诗”两个方面。前者主要由怪诞凶狠刚劲的意象、雄奇艰险的意境和横空硬语（狠重词）构成，拓宽了传统诗歌的表现题材；后者表现为以散句和古文规模入诗，丰富了传统诗歌的表现手法。并探析了韩诗这种审美嬗变的文化心理。     

韩愈湖湘贬谪诗略论

韩愈一生多次经过湖湘地区,在多次的湖湘之旅中,首贬阳山及其量移江陵,是其比较特殊的一段经历,这段时间其创作收获颇丰,光是往返湖湘期间就先后创作了三十多首诗歌。这些湖湘贬谪诗描绘湖湘胜景,抒发含冤受屈的愤懑的怨恨,揭露中唐时代的政治黑暗,一些诗歌成为了韩愈诗作中的精品。     

道教与韩愈的诗歌创作

韩愈是儒家思想演进中的重要人物,是唐代反佛老的勇士,或因如此,他的诗歌创作也历来被人们重点从儒家的角度进行研究。然而,在唐代儒释道并举的时代氛围中,他的世界观、他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他的散文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入世精神,而他的诗歌创作则受到道教的深刻浸染。大量的道教意象进入他的诗歌,丰富了其艺术的表现力;道教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诗歌创作中追求奇、险、怪的特色的形成;韩诗的浪漫色调、韩愈偏向古体的创作选择也与道教有某些关联。研究韩愈的诗歌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韩诗与道教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     

从诗人之诗到学者之诗——论韩诗之变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地位

李、杜之后,韩愈以其豪壮奇崛、艰奥生新的雄风驰骋于中唐诗坛,前人对这种引人注目的变化历来毁誉参半。“宋人于唐诗推尊子美、退之至矣”,但对韩愈以文为诗“犹不免有所疵议”。明人喜尚清疏空灵,甚至有人直斥韩愈“于诗本无所解”。乾嘉以后,肌理说、桐城派、同光体一派文人在维护封建道统和文统的同时,提倡一种学者之诗,崇尚生涩险奥的风格,韩诗才被奉为“圣境”,这派诗论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为什么封建阶级在其灭亡之时要通过标举韩诗以挽救传统诗歌的没落呢?要想弄清这种美学观念变化的基本原因,就必须对学者之诗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思想基础进行深入的考察。     

曾国藩的韩愈情结

曾国藩在为学及立身行事上推崇韩愈,至日之为“千古大儒”。同时对韩愈诗文也揄扬不已,他既借鉴韩诗的一些技法,又心仪于韩诗的“兀傲”及“诙诡”;对韩文则关注尤多,更以其倔强之气与雄奇之风相倡．具有鲜明的当下针对意义。     

韩诗"以丑为美"新论

美与丑都是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审美对象.韩愈诗歌创作中"以丑为美"的倾向最早由清代的刘熙载提出,后来舒芜先生又进一步指出韩诗形式上的"不美之美"、"非诗之诗",内容上的"以丑为美"倾向,然其内容之丑是如何转化为美的问题尚有待探索.笔者试从具体的文本入手,运用中西方文艺理论,对此论题进行新的审视,期以获得更深入的认识.     

柳宗元山水诗的和谐美

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以卓尔不群的深刻见解,简劲俏丽的笔法赢得人们的喜爱,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对于他的诗作,历来评论尚有不同的看法。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说:“韩柳文之高下,议论不一,独于诗也,似一例右柳左韩。”他认为柳诗在韩诗之上;苏东坡评价柳宗元的诗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清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也。”苏轼之说只从艺术风格着眼,论及高下,并未作深入探讨。柳宗元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上,他的诗歌创作,收集在《柳河     

韩诗佛辨--兼论韩愈诗歌之于唐宋诗风变迁的过渡意义

韩愈现象是一令人困惑不已的个案 ,其自身所构成的深刻悖论 ,成为后期唐诗发展史上的奇异景观。他以“攘斥佛老”自命 ,骨子里却与佛禅有着深刻、蒙昧未彰的纠结 ,在其“宣言”和“行为”中采取依违两间的姿态 ;韩愈获贬 ,尤其是南贬后亲和佛禅 ,是那个时代“贬官禅悦”的典型证例 ;韩氏以“道统”自任 ,其理论及其排定的“道统”谱系 ,也受了南宗禅“教外别传”和衣钵承祖认宗的启发 ;韩愈“独运其天才”所创“以文为诗”直接获益于佛经、佛经译过程 ;从“主情”以“韵胜”为主流风格的唐诗到“主理”以“意胜”的宋诗风格的形成 ,韩诗是两者间得体的过渡。     

张籍任秘书郎年代小考

中唐乐府诗人张籍曾任秘书郎之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考证其何时任此职时,论者多以籍之《谢裴司空寄马》一诗作为重要依据。如张籍的好友韩愈、白居易、元稹都曾有诗与之唱和,韩诗题为《贺张十八秘书得裴司空马》,白诗题为《和张十八秘书谢裴相公寄     

沈佺期诗歌思想内容新说

沈佺期是初唐时一位宫廷诗人。其诗歌的思想内容大致可分两部分:一是应制诗,多为歌舞升平之作;一是离开宫廷和遭贬之后的抒怀诗,由劝君励精图治进而发展为对现实的讽刺和揭露了。     

关于汉末“清议”褒贬不一问题辨析——兼及汉末士人儒家传统精神的阐释

东汉末年的士人清议活动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历史上对其评价却褒贬不一。所褒者,主要是清议之士惩恶扬善,舍命不渝,努力维护汉家体制的儒家传统精神。所贬者,主要是士人横议朝政的方式及激进的处事方式造成的负面影响。褒评和贬评都有其合理性,但后人更为看重的是汉末士人清议的积极意义,其精神价值在历代士大夫政治间不断得到继承和延续。     

解读前贤嘉惠后学--读《王禹偁诗集编年笺注》感言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西周以降,直至明清,吟诗作诗始终是朝野上下普遍的习尚,历数千年而不衰,每个朝代都是诗家辈出、佳作迭现,为中国诗歌史的发展作出了各自不可替代的贡献。然而,南宋之后,文学批评界在对唐宋两朝的诗歌创作进行比较分析的,相当多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褒唐贬宋,到     

韩愈尚“勇”性格论

前人对韩愈的性格多有评述,或以为其"操行坚正"(<新唐书>),或以为其"躁急褊狭"(舒芜<舒芜文学评论选>),或以为其"心胸狭小"、"褊急浮躁"(阎琦<西北大学学报>丛刊1981年第2期),不论对韩愈是褒还是贬,都不免各执一端,未中肯綮.韩愈一生的言行、事迹、作品有许多信息集中透露出韩愈性格中最突出的一面是"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