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展望：对日民间索赔途径之思考

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运动始终坚持了一条诉讼的道路,但如今,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其境外进行的诉讼都陷入了不同形式的困境。其中在日本的诉讼遭遇了日本最高法院败诉判例的重大障碍．在美国的诉讼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显得前路未卜,而在中国进行的诉讼则由于有限豁免主义的“双刃剑”效应而显得十分棘手。开辟诉讼以外的索赔途径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由国家代表受害者进行国际求偿,以及敦促日本国内进行赔偿立法,则是两种具有可行性的非诉讼索赔途径。战争损害赔偿问题的全面解决也正有待于诉讼与非诉讼索赔途径的协力运作。     

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演变与前景

二战后,国家不再是战争赔偿的唯一主体,受害者个人成为战争赔偿的重要对象.故日本在战后不仅有责任对中国在二战中的损失进行赔偿,而且也必须对中国平民在战争中因日本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所导致的损失进行赔偿.由于日本未能对二战罪行进行彻底反省,因此一直借口中国政府放弃战争索赔权拒绝向中国受害者进行赔偿,导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亦屡讼屡败,中国的受害者不得已转向本国法院寻求最后的救济,但国家豁免规则成为中国法院进行管辖的一个主要法律障碍.新近意大利宪法法院坚定支持强行法豁免例外与属地侵权豁免例外为民间索赔指出了一条新路,中国可效仿意大利法院利用国际习惯的造法特点参与创设新的国家豁免例外规则,确立中国法院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的管辖权.这样不仅让前景黯淡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走出困境,而且也可借此提升中国对国际法的影响力,更能让大屠杀、无区别轰炸、细菌战及强掳劳工与慰安妇等暴行昭然于天下,成为挫败日本右翼挑战战后秩序的强有力武器.同时中国政府与民间一起共同努力督促日本全面反省其战争责任,或可最终通过德国模式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如若不然,借鉴韩国模式亦可部分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     

对日民间索赔:国际法与历史认识

民间受害赔偿是解决日军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一个关键方面.倡导民间索赔理念,坚持民间索赔活动,实现对日民问索赔,不仅有利于中国人勿忘先辈苦难,保持忧患意识和自强不息的抗战精神,也有利于伸张正义,鞭挞丑恶,捍卫人道、真理,更有利于激发海内外华人自立、自醒、团结一致的爱国主义精神.日本应该正视历史,按国际法条例,正确对待中国民间索赔,对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进行正式道歉、赔偿,这对于维护中日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开启新世纪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的新面向——以中方口述资料发展为视角

中国民众是日本侵华细菌战最直接受害者,其口述材料是相关战争研究的重要史料。口述材料采集过程从1950年代发端至今,主要经历三个阶段。调查者分别在东北地区、中南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调查取证,使事件现场与亲见亲闻者的记忆表象得以即时记录,成为书写那段历史的基础资料。在以中日民间展开对日索赔诉讼活动为代表的反战市民运动推动下,个人记忆渐渐转化成集体记忆,乃至成为公众性的社会记忆,这也为理解中日关系的过去与现在提供了有益路径。     

日本拒绝中国民间索偿的法律问题探讨

近年来,日本当局公然歪曲历史事实,漠视国际法准则,断然驳回因日本侵华战争导致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偿的诉讼请求.日本当局的否决结果,在国际法上引起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欲对日索偿的法律分类及性质、个人在国际法上的请求权、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及诉讼时效等问题做一法理探讨.     

学术共同体与真学术——兼谈贺卫方先生的学术理念及其代价

近年来,日本当局公然歪曲历史事实,漠视国际法准则,断然驳回因日本侵华战争导致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偿的诉讼请求.日本当局的否决结果,在国际法上引起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欲对日索偿的法律分类及性质、个人在国际法上的请求权、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及诉讼时效等问题做一法理探讨.     

日本向战争受害者个人赔偿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亚洲各国民间纷纷提出要求,要求日本赔偿战争带给他们的损失。其势头越来越强烈。 为什么在二战结束后将近50年的今日,亚洲各国战时受害者的索赔呼声再起,使日本政府、企业重新面临这一笔笔无法抹煞的历史旧帐?就笔者分析,其主要原因如下: 1.日本政府对自己国人中的所谓战争受害人,即战时的旧军人及其家属、遗属等支付了巨额赔偿。而且,至今还继续给予赔偿。而对亚洲各国真正的受害者却不予赔偿。由此引起亚洲各国战争受害者的不满和愤怒。1952年4月30日,经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日本政府公布     

日本拒绝中国民间索偿的法律问题探讨

近年来,日本当局公然歪曲历史事实,漠视国际法准则,断然驳回因日本侵华战争导致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偿的诉讼请求。日本当局的否决结果,在国际法上引起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欲对日索偿的法律分类及性质、个人在国际法上的请求权、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及诉讼时效等问题做一法理探讨。     

关于中国对日民间索赔中的国际法问题——兼评日本最高法院的两份判决

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权利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签订之后是否仍然保有,是目前存在争论的问题.本文针对日本最高法院近来相关判决中引证的理由,根据国际习惯法原理和已解密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资料,对<中日联合声明>的条款效力及其与"日台和约"、"旧金山和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中日联合声明>并未放弃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权利.     

跨国污染损害赔偿法律规则探微

国家或其管辖或控制之下的私人或实体从事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造成的重大跨国污染损害,国家或私人实体应当承担国际赔偿责任.现行国际和国内法律文件所确定的赔偿规则主要集中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危险活动领域,以严格责任为主要归责原则,主要目的是为受害者提供充分和及时的赔偿,包括赔偿范围、赔偿责任主体、赔偿责任限制、赔偿责任担保和索赔诉讼等具有普适性的制度.     

对日索赔研究述评

1945年,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此,中华民族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政府要求对日索赔是中国政府应有的权利,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了中日两国的友好,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中国政府的对日索赔。中国政府对日索赔虽然已经放弃,但是,将对日索赔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和客观分析,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民间的索赔,更有利于推动中日两国关系的长期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     

二战赔偿问题评述

日本和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曾把世界人民拖入一场火海炼狱之中。由战败国向被侵略国家及民间受害者个人提供损害赔偿,是国际法公认的重要原则。欠债还帐,这也是国际社会交往中起码的道德。否则,即是对该国正当权益和人权的践踏。不容忽视的是日本和德国在战后国家间赔偿,以及向民间受害者个人直接赔偿问题上的行为、政策、态度方面都截然不同。 战后50年间,德国认真地支付了对欧洲各国的巨额战争赔偿。德国众多的企业还直接向民间战时受害者个人,即被抓的各国劳役及遗属们给予了大量的金钱赔偿。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探析

被害人是犯罪行为受害者,各国的刑事诉讼法都对被害人参与诉讼作了规定,但在不同国家,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处地位以及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不相同.文章在对各主要国家刑事被害人地位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鉴于被害人与案件结局有实体上直接利害关系,案件结局涉及被害人利益,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是合理的,并对如何完善和解决我国的立法不足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困扰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以"慰安妇"为例

长期以来,"慰安妇"等战争遗留问题一直困扰着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初,"慰安妇"问题的真相公之于众后,一场声势浩大的、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并承担法律责任的国际运动在世界各地蓬勃开展.近年来,诸如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模拟审判以及中国"慰安妇"受害者长期不懈的诉讼抗争,使日本政府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2006年,对日本有着极其重大影响的美国国会,开始启动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决议,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问题,还受害者以正义和尊严.而今年3月,为了回应美国国会议案,日本首相安倍发表了否认"慰安妇"的不适当言论,激起了各国人民的愤怒."慰安妇"问题已经成为日本无法甩掉的历史包袱.     

附赠商品质量问题法律研究

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使得诸多商家为了在竞争中求胜纷纷抛出种种促销招数.在纷杂的招数面前,许多消费者显得盲目和趋从,从而成为最终的受害者.从法律角度对附赠商品的质量问题和责任分配问题进行研究,提醒人们在购买商品时一方面要当心不正当有奖销售的陷阱,同时,如果碰到有质量问题的赠品,要拿起法律武器,大胆向商家索赔,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重庆大轰炸涉讼问题的宏观探讨

本文以“重庆大轰炸”讼案为中心,通过法学的和历史的视野,运用《海牙公约》等国际法以及正义和人权理论,研究了二战中日本侵略军对重庆实施的无差别轰炸的残暴性和违法性,论证了民间索赔的国际法依据和法理依据,分析了重庆大轰炸讼案的价值,认为只有日本国正视历史,清算过去,才能将中日友好奠定在牢固的基础上。     

从战争遗留问题论实现民间受害赔偿的政治意义

民间受害赔偿是解决日军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一个极主要方面, 日本应该正视历史, 按国际法规条例, 正确对待中国民间索赔, 这对两国在新时期的合作关系具有深远意义。     

民间调解的实证研究

民间调解在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发展中曾起到重要作用.但受体制缺陷和“诉讼至上”等因素影响,民间调解的空间被挤压,功能被弱化.随着“诉讼爆炸”和人民调解制度“乏力”等影响,学界和社会公众开始重视包括民间调解在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必要对其在实践中的运行进行研究.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法律责任分析

随着互联网业的发展,针对ISP的诉讼案件将越来越多.但由于ISP在法律关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各国甚至于一国之内,对ISP的归责问题都出现了不同理解.本文认为,追究ISP法律责任的前提应是其主观上存在过错,即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同时,应根据ISP的经营范围,来确定其所承担的审查义务,ISP的审查义务既不能过于苛刻,以致限制互联网业的发展,又不能过于宽松,导致受害者难以寻求法律救助.     

战后国内法院对日审判研究——以伯力审判为例

战后审判中,东京审判作为最重要的对日审判因诸多原因"遗忘"了日本细菌战罪行。1949年,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伯力城举办了唯一一次专门针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国内法院审判。伯力审判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和苏联刑事诉讼法对山田乙三等12名罪犯判处2年到25年不等的禁闭刑罚。伯力审判诉讼过程完整、判决依据充分,尽管略有局限,但为国际刑法的国内法院司法实践提供了有先例、可实施的司法选择。